文字的创制、冶金技术的使用、城市的出现被视为文明出现的标志。文字是记录语言又与语言有区别的书写符号系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的出现突破了语言交际的时空局限，并能记录、保存人类的文化活动，在社会发展与文明传承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文字起源与文明起源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

二里岗文化范围示意图（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早商文化分布示意图与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图八改绘

　　新石器时代尚未产生文字系统。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学界曾专注于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发现的陶器、玉石器、骨角器的刻画符号或纹样，认为这些刻画或纹样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依据。目前，发现有刻画符号的史前时期遗址有近百处，学者们也在努力对这些史前符号材料进行整理，意图勾画出文字产生、发展的脉络。然而这些符号的出土地点往往零星分散，刻画随意，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不同遗址出土的符号之间多有年代缺环，有一些符号又呈现自己独具的地域特色，而且大多数符号与成系统的殷商文字构形不合。

　　学者或认为中国最早的刻画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文字的源头可能上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另有学者推断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但这几例在其遗址中都是孤例，尚不能证明当时已经产生文字系统。

　　二里头文化未能创制文字。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初级广域王权国家。据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归纳，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主要集中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稍晚则向东扩展到豫东的开封、商丘一带，向南到达信阳、南阳，向西到达华县，向北到达黄河北岸。但在此范围内，二里头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内又有文化特征上的差异。学界据此将二里头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二里头类型以河南洛阳盆地为中心，东到郑州，北达沁水沿岸，西抵三门峡，南到南阳。二里头类型陶器群中以深腹罐和圆腹罐等炊器为主，也有鼎、甗。酒水器有爵、觚、盉、鬶、尊、豆、三足皿、平底盆、簋。水器有杯、壶、捏口罐。盛储器有折沿盆、卷沿盆、缸等。其他器类有刻槽盆、透底器等。牛角岗类型主要分布于开封地区。器类主要是深腹罐、圆腹罐、鬲。此外还有尊、捏口罐、盆、豆、刻槽盆、三足皿、鼎、簋、甑，这一类型陶器具有自身特色，学界多认为牛角岗类型是由东进的二里头类型的因素与岳石文化及下七垣文化因素融合而形成的。杨庄类型，在河南驻马店一带，流行陶鼎、贯耳圆腹罐、无流鬶、敛口垂腹大圜底鼎等，有来自淮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因素。下王岗类型，大体在伏牛山以南的豫西南地区。

陶器中的圆腹罐、深腹罐、大口尊、敛口盆、壶、豆、甑等之外，垂腹罐、刻槽罐独具特色。另外，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东下冯类型，也有学者将其归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但其深腹罐、圆腹罐、甑、深腹盆的特征，以及少见鼎、捏口罐、四系壶、高柄豆、三足皿、卷沿盆、矮领尊等有别于二里头类型的同期遗存，将其与二里头文化区分开更合宜。

　　牛角岗类型、杨庄类型、下王冈类型起始年代均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主体面貌虽与二里头类型相一致，但大多都有来自当地先前或邻近地区异质文化影响的当地因素。它们的产生很可能与二里头类型的人群向外扩张有关，是受二里头类型影响而产生的次生类型。

　　从分布范围来看，二里头文化已经跨越多个文化类型，从跨地域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使用文字的条件。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但二里头类型才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目前其遗址主要分布在洛阳盆地，而牛角岗类型、杨庄类型与下王冈类型三者范围小，二里头文化跨地域、多文化的特性尚不十分突出。类似的又如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地区也只在临汾盆地，缺乏多地域多文化的特性。二者虽然都初步形成了王权、具有都邑且有一定的疆域，也发现有刻画符号和朱书符号，但因其分布范围的局限性，二里头文化与陶寺文化可能都没有创制出文字。

　　二里岗文化创造文字。在二里头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二里岗文化分布地域范围扩展极大，文化类型也大大增加。《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七个类型。二里岗类型，分布范围东至鹿邑、柘城，西至华县，北跨黄河，南到桐柏山，内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琉璃阁类型，分布于洹河以南、沁河东北的太行山麓。器类组合同二里岗类型并无明显差异。有辉县孟庄、焦作府城两座城址。北村类型，分布范围东至蓝田、华县，西达岐山、扶风，铜川以南，秦岭以北的关中中部地区。其遗物与二里岗类型大同小异。东下冯类型，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汾河中、下游与涑水河流域，黄河以北，霍山以南。其陶器、陶系与二里岗类型大致相同，区域内有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盘龙城类型，分布于汉水以东、桐柏山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

其陶器与二里岗类型的共性和差异都很明显，但盘龙城类型的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均与二里岗类型的同类器比较接近，纹饰近同，其他玉、石、骨器等亦同于二里岗类型。区域内有盘龙城商城。大城墩类型，分布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巢湖以北地区，陶器与二里岗类型同中有异，体现地方特色；铜器则与二里岗类型相同。台西类型，分布在易水、张家口以南，洹河、邢台以北的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其陶器、陶系与常见器类，青铜礼器和兵器及石、骨、蚌器与二里岗类型基本一致。大辛庄类型，分布在山东原岳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其陶器群主体与典型的二里岗类型同类器相同或相近，少量器类接近当地岳石文化。而青铜器、玉器、石制工具及卜骨等均与二里岗类型者大体一致。

　　二里岗类型分布于二里岗文化的中心位置，是当时文化、政治、区域核心。上述七个类型则分处二里岗类型的周围。其文化面貌，特别是象征高层礼仪文化制度的铜器，显示出明显的共性，可以反映出二里岗文化向四方拓展，同时汇入其他族群的文化，从而形成一个多族群共同参与建构、重组的更广泛的二里岗文化的不断成长的过程。如此，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了二里头文化以及之前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北抵易水，南达长江，西至关中，东到山东，覆盖的地域与西周的范围接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域王权国家。

　　在如此广袤的区域，地理地貌千差万别，有高山大江、有高原平谷，气候南北殊异，物产东西有别。各类型所占区域的历史、人文传统也各有千秋，人群的亲族血缘各有渊源。如此，二里岗文化各类型的使用人群的言语无疑也是有差别的。要管理这般广袤的区域，传达信息，行使权力，必须有突破不同族群言语不通的藩篱以供传递、交流与记录信息的工具。这种需求应该就是文字系统产生的内在动力。而文字的创制与使用，成为制度与思想的书写系统，为商人得以扩展、占据并控制如此广袤地域提供了可能。两者互用互化，互相成就。

　　属于二里岗文化最晚阶段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号，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书的“尹”“帚”“天”“東”等符号，其形体特征一如殷商时期的文字，属于同一文字体系，说明在二里岗文化最晚阶段（学者或称之为中商时期）文字系统已被创制与使用。

　　这一时期的城址可谓星光闪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都邑，盘龙城、望京楼、府城、垣曲、东下冯等南、北军事重镇，互为呼应，组成早商文明的基本格局与权力架构。青铜礼器的制作、布置与运用，实现对不同族群信仰与礼仪制度的整合与统一。如此，文字、城址、青铜器三者互相成就，抟成二里岗文化阶段的早商文明。

　　学者多认为中国文字（汉字系统）的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孕育、创造、拣选而从多元起源到约定一统的累积过程。然而，传说却是仓颉（又作苍颉）造字，《淮南子·本经训》载：“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自从有了文字，人类社会便展开了文明进程。

目前也不能否定特定人物在短期内创制文字的可能。符号类的知识需要积累，文字的出现却是创造。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便是统治者主导下精英团队在短时间内创制出来的文字系统。由上文分析，二里岗文化的使用者，同时也是创造者，在二里岗文化阶段这比较短的时间内，创制了文字系统。这很可能就是“仓颉造字”传说的历史内核。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似不必向史前时代无限上溯。在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诸遗存中，或许就存在那创制文字的辉煌时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