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个所谓的“科学史专家”，时不时在台上高谈阔论，说西方自古如何科学，而中国自古如何不科学，当然，他们口若悬河地引用了大量的西方典籍。

这些个终日消耗公帑的科学史家，在引洋经据洋典的时候，是否使用过科学的脑袋，思考过洋经洋典到底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呢？

回答是否定的。

他们只不过是当了一个无脑的翻译机，努力营造一个西方自古牛逼的文化氛围罢了。

他们所谓的“科学史”，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西方自古牛逼史。因此，他们所言所著，和牛屎牛尿一样臭气熏天。

我随手挑几个我早已说烂了的事儿，就可以证明西方自古牛逼史臭气熏天。

欢迎科学史家从科学角度有理有据地反驳。

我常说，历史历史，有了历法才能写史。在不知道今日为何年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写出史书的。要写科学史，更需要基于科学支撑的历法了。

我说这个，是基于科学，更是基于常识。反对西史辨伪的科学史家，应该也是赞成的，否则，便是反科学了。

还有一个常识，必须先说出来：如果没有持续稳定且正常运行三五百年的天文台，是不可能搞出靠谱的历法的。

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反对西史辨伪的科学史家，应该也是赞成的，否则，便是反科学了。

在现行西方史中，例如古希腊史中， 动辄精确到了某年某月某日；又例如，古罗马“文献”对“庞贝古镇”的火山爆发时间的“记载”，更是精确到了几点几分。

这样的记载或者古籍，靠谱吗？

1. 据现行西方史，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时候，巴比伦人就搞出了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事实上，巴比伦即当今伊拉克巴格达一带，压根儿就没有一年四季的气候（如果谁坚持这里有一年四季，请明确指出：每个季节分别是哪三个月，分别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下同，不再赘述），请问：他们是如何搞出这样的历法的？

2.据现行西方史，古埃及人天天盯着尼罗河水看呀看，竟然根据尼罗河水泛滥的周期，搞出了一年365.25天的历法。就算古代尼罗河水固定在每年的某一天泛滥（反正死无对证），请问：古埃及人是如何搞出这0.25天来的？

3. 据说，古希腊不仅有历法，而且大多数城邦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历法（我不点名，请上知网查去，这就是所谓的“论文”）。最奇特的是，位于地中海气候区的古希腊，竟然也是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为证。请问：

（1）古希腊哪一个城邦拥有持续稳定且正常运行三五百年的天文台？

（2）古希腊的哪一个城邦从资金上养得起、从人才上支撑得起一座天文台？

（3）古希腊又是如何搞出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的？

4. 据说，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国在当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建都，并且在这里建了一个天文台。后来，凯撒大帝乘坐直升飞机飞过地中海，往返于罗马与亚历山大里亚两地，与埃及艳后相亲相爱并生下了娃，然后，从这里带回了一部儒略历。有趣的是，在沙漠绿洲产生的儒略历，竟然也是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请问：

（1）根据科学的“三角洲”形成的理论（地理学），尼罗河三角洲真的是二三千年一直不变吗？

（2）二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城存在吗？

（3）无论是沙漠绿洲古埃及，还是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城，又是如何搞出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的？

（4）在没有导航手段的古罗马时代，凯撒大帝是如何跨越地中海完成远征的？

5.如果上述问题解决不了，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必然是后世伪造的。至于说是真么时间伪造的，请继续往下看。

事实上，上述问题，一个也不可能解决得了，因为都是反科学的伪史。

6.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哥白尼（1473-1543年）靠自己独立的仰望星空，围绕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建立了自己的“宇宙体系”。问题是：

（1）哥白尼说，“土星30年绕日一周”，那么他必须观测土星60年才行，而他才活了70岁，他是如何知道这个的？

（2）哥白尼还一辈子没有见到过水星，他的宇宙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7.接下来是第谷(1546-1601)。据说，也围绕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建立了自己的“宇宙体系”。据说他在20年时间里，用肉眼在丹麦的天文台实现了对1022颗星的大小等级和运行轨迹与时间的观测记录。每7天建立一颗精确的“第谷星表”。可是：

（1） 丹麦多是阴天或雨雪天，不知他一年能观测几天？

（2）第谷仰望星空的时间还不到土星运行一周（29.5年）的时间，他是如何知道土星运行规律的？

（3） 丹麦是高纬度地区，根本看不到水星，他是如何知道天上有个水星，并且知道水星运行规律的？

8. 上述二条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哥白尼、第谷的故事，必然是缺乏天文学常识者虚构的。

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9. 在既没有天文台，也没有天文观测数据，没有天文学人才的情况下，1582年，罗马教廷颁布了格里历。有趣的是，此时的欧洲，已经全面普及了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知识，有莎士比亚（1564-1616）的《仲夏夜之梦》为证。请问：

（1）编制格里历的历法知识、天文学数据来自何方？

（2）欧洲的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知识来自何方？

10. 据说，第谷将他的“观测数据”和天文学成果传给了开普勒，开普勒创造了三个定律，于是，超级大牛牛顿（1643-1727）横空出世了。请问：第谷传给了开普勒什么成果？

11. 1667年即中国清朝康熙六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又过了好多年，这家天文台才勉强运行，才开始诞生天文观测数据。此时，牛顿已经得神经病了。即使牛顿没有得神经病，直到牛顿死去，也才有几十年的天文观测数据，得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请问：牛顿的泼天的天文学成果是基于哪来的天文观测数据？

12. 如果有兴趣，欢迎解答（点击）《20个英文单词见证了天文学的源头》中的一系列“科学史”怪相。

“科学史”中的问题，当然是“学术”问题，科学史家必须正视，假装无视总不是个办法。

毕竟，如今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不再是“专家”关起门来在“专业期刊”自娱自乐玩“学术”的年代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柏拉图如果天天饿肚子，绝不可能静下心来研究宇宙真理，更不可能有精力有心情给学生们上课。如果十天半月没吃饭，柏拉图也会饿死的。 在《财经大V反“西方伪史论”，请直面讨论几个问题》一文中，我给财经专家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想柏拉图的古希腊人有饭吃，至少需要二个地球为他们提供粮食。问题是，地球只有一个，难道是古希腊时代的科学已经逆天，从火星上给希腊人运粮食了？欲知详情请点击阅读《西史辨|《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欧洲文明史察疑》摘文之三)》，看看到底是西方史科学，还是中国史科学。

糟糕的是，有脑子的科学史是这样的：假设黑海地区的粮食堆积如上，免费提供给古希腊人，只要希腊人运回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柏拉图的雅典人要想吃饱饭，伯利克里和他的情妇阿斯帕西娅、柏拉图和他的老婆都得去亲自架船运粮，他们一家人才能有饭吃。

我曾经与一位引洋经据洋典反驳我的一位网友详细计算过这笔账（点击《当西方伪史的护卫，要学会用知网、用算术》），这里我再啰嗦一下。

根据那位网友提供的“西方科学史数据”，以雅典最辉煌的伯利克里时期为例：雅典每年所需口粮14148万公斤，其中11251万公斤依赖于进口，即雅典的粮食需求的79.5%依赖进口。

进口11251万公斤粮食，完全靠船运输。我们也索性使劲吹牛，把雅典的造船水平提高一千年，按征服者威廉进攻英伦时船舶载重30吨计算，那么：

11251万公斤 ÷ 30吨 ﹦ 3750艘

11251万公斤粮食必须用3750艘船来装载，即平均每天必须有不少于10艘运粮船抵达雅典，才能保证雅典人不饿肚子。

古希腊的粮食的来源地是黑海沿岸，我们假设：古希腊的运粮船不惧风雨，从不损耗，每条船都能安全往返；

古希腊的每一艘运粮船每年能顺利地往返两趟（按照最近的里程计算，从保加利亚到雅典的海上距离约1300公里，往返即2600公里，运粮船始终昼夜兼程往返一趟，至少需要65天。）

那么，雅典必须始终拥有1875艘运粮船，日夜不停地在海上漂泊着。

按照古希腊三列桨战船标配，每艘船配备船员200人（含桨手和武装战士，但是，我们假设这200人是神仙没有体重，因此，丝毫不影响船舶的载粮能力），那么，雅典的运粮船船员总数为：

200人 × 1875 ＝ 375000人

据说柏拉图时代的雅典总人口为45万人。那么，雅典运粮船船员占雅典总人口的比例为

37.5万 ÷ 45万 × 100% ﹦ 83.33%

如此说来，在雅典，除了三五岁的孩童，包括伯利克里和他的情妇阿斯帕西娅、柏拉图和他的老婆，都日夜漂泊在海上，统统都得当船员，为雅典运输进口粮食！

伯利克里根本就没有时间忙民主法治，柏拉图没空做学问和教书育人，他们的老婆情妇完全没时间看免费戏剧，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时间读书啊！

识数很重要！

不识数，还要讲“科学史”？

当今的科学史家一谈到西方医学史，就大谈古希腊的“解剖学”如何如何发达。

我这里问一个问题：如果柏拉图，或者伯利克里、亚里士多德肚子疼，古希腊的医生如何给他诊断病情？

且不说古希腊是否存在所谓的解剖学，事实是，要想诊断病情，解剖学学得再好也毫无用处——总不能把柏拉图，或者伯利克里、亚里士多德肚皮来开，检查一番后再下诊断结论吧？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进入西医院，找医生看病，医生必然先开出一大堆的单子：验血、验尿、验屎、彩超、核磁共振...... 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做出了结论，然后住院、打针、吃药。

可是，如果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恰好整个城市停电了，西医该如何给你诊断病情？众所周知，人类使用电的历史，才百余年。用较原始的手段验血、验尿、验屎的历史，不过二百年。

二百多年以前，古希腊时代，如果一个人肝痛肚子疼，西医是如何诊断病情的呢？

众所周知，所谓的西药，全是精细化工产品，而精细化工技术至今才百把年历史。那么，如果柏拉图，或者伯利克里、亚里士多德肚子疼，古希腊医生在拉开肚皮诊断后，又是开得什么药呢？

欲知详情，请参阅点击《铁证如山：明末耶稣会士剽窃中医，伪造译著，虚构出西洋医学》《1850年代，存在西医药吗？以1857年英国医生著作为证》

现行西方史中，古希腊人天天打海战、搞远征，粮食靠远洋运输，财物靠远洋抢劫，打着抢着硬是弄出了一个“环地中海文明区”。

在《军事大V反“西方伪史论”？请来讨论几个问题吧》一文中，我说过，仅仅从导航技术发展史，就足以证明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是反科学的伪史。

这里，我再说说这问题。

人类早期的航海活动，都是沿着海岸线行进的。直到中国人将天文学知识和指南针引入航海，船舶才开始驶入蓝海，人类才开始驰骋于海洋。所以，最早的海洋贸易之路，即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诞生于东方，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

欧洲人，是最晚驶入蓝海的人群之一。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09页）：

“同时（引者注：指15世纪），人们对地理的发现再一次发生了热烈兴趣。一位军事工程师达·丰塔纳(Giovannida Fontana)，在描写15世纪中叶的“自然界的万物”的时候叙述了许多地理事实与奇谈。尽管当时的航海技术还处于原始状态，欧洲所认识的地球的面积仍然很快地增加起来。使用十字标杆或圆形星盘来测量太阳中天的高度，可以粗略地算出观测地点的纬度，但对经度还无法作满意的测定。英国的第一幅海道图，据说是1489年的地图。”

美国经济史家汤普逊（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174页）：

“出海商人的生活，从十到十五世纪，一般是一种很危险的生活，即使不是比陆上旅行更困难的话。他在航程上所遭遇的事故，比陆上旅行所遭遇的事故，可能损害更重灾难更大……”

“……对海洋的惠惧心理在十字军运动开始之后已经减少，可是那安全而习惯航行路，还是在可以望见友好的海岸范围之内。在这整个时期中，所有满载乘客或货物的船舶，都不敢驶入公海上去。热那亚人、比萨人、阿马斐人以及法国蒙特皮列与马赛的海和加达鲁尼亚人，一般是沿意大利岛西岸向南航行在墨西拿停息之后，船队照例取环绕希腊半岛的航路，沿干地亚北岸海面,驶向罗得鸟和塞浦路斯去，在那里，它们也时常停泊；于是，它们从塞浦路斯到叙利海岸,再沿岸南行，直到太尔和亚克为止。……罗盘针直到十四世纪方用于航海方面，此后水手们能渡地中海而不愁迷失方向了。”

归纳以上两则内容如下：

1. 在15世纪以前，欧洲人不懂得如何测定经纬度，因此，一旦进入公海，他们既不知道目的地的准确方位，也不知道自己在大海里的位置和准确的航向。

2. 在15世纪以前，欧洲人在地中海的航行，始终是沿着海岸线进行的。

3. 英国的第一幅海图，“据说是1489年的地图”。也就是说，1489年以前没有海图。

4. 直到14世纪，指南针传入欧洲，欧洲的“水手们能渡地中海而不愁迷失方向了”。

诸如此类的资料很多很多，可谓不胜枚举。例如：

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即《国富论》）中说：

“根据最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化最早的乃是地中海沿岸各国。地中海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没有潮汐，因而除风起浪涌外，也没有可怕的波涛。地中海，由于海面平滑，岛屿棋布，离岸很近，在罗盘针尚未发明，造船术尚不完全，人都不愿远离海岸，而视狂澜怒涛为畏途的时候，对于初期航海最为适宜。”

杰里・本特利夫妇在《新全球史》中说：

事实上，技术的传播有时也促进了远距离旅行本身。例如，在中国唐宋时期发明的指南针在11世纪时传遍了整个印度洋盆地，而到12世纪中叶，欧洲的船员就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使用了指南针。指南针的传播对海上贸易极其有益，因为它使船员在进行远距离的深海航行时能够找到目的地并安全地返回始发地。” “在帆船上，最重要的导航仪器是罗盘和星盘（很快就被十字标尺和反向标尺所取代）。罗盘是中国人唐朝和宋朝发明的，11世纪传入印度洋。12世纪中期，欧洲水手开始使用罗盘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导航……15世纪晚期，葡萄牙水手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时候发现阿拉伯人来确定纬度的仪器更为简便，于是就以他们的仪器为原型制作出十字标尺和反向标尺。

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说：

“欧洲航海家们的航程原本主要限于欧洲和周边的海域，在1400年以前，欧洲的船只基本上都只是围着欧洲的海岸线航行，向东最远不会超过黑海，向南最远到达地中海，向西不会超过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向北则止于波罗的海。直至1492年之前，欧洲的船只仍然没能超越欧亚贸易线路的最西端。”

船一旦进入远离陆地的深海区，除了风浪大等因素，如果没有可靠的导航手段，一定会出现严重偏离航向的问题。不仅不可能抵达目的地，而且，出去了别想回来！

直到中国的指南针技术传到欧洲后，欧洲人才开始横渡地中海。当然，还要加上从中国传过来的尾舵、水密舱等技术。

没有罗盘，不知道方向；没有尾舵，难以调整航向；没有水密舱，船舱一有窟窿船就会沉入大海。

总之， 西方严肃的学者一致认为：在13世纪以前（即中国的宋末、元初以前），欧洲人从来不敢横渡地中海，一直是沿着看得见大陆的海岸线，小心翼翼地航行。

显然，人们熟知古希腊舰队、商船远航建设“海洋文明”的场景，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

与之相应的是，古希腊时代，整个欧洲都不存在“海军”。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引霍尔狄奇《印度的大门》文字说：

“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出现了一类新的探险家……我们的‘海军司令’（Admiral）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海上司令’‘Al-mir-ul-bahr’的来源以外，或者我们的‘船舶’（Barge）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战舰’（Barija）的来源外，还有什么来源呢？”

在欧洲的语言文字中，船舶、战舰、海军司令这样最基本的“海洋文明”词汇，都是从阿拉伯文字复制过去的。

阿拉伯文字诞生在公元七世纪之后，比“古希腊”晚了一千年。换句话说，古希腊人根本就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船舶”、“战舰”、“海军司令”。

不知科学史家如何解释这样的问题？

用反科学的东西编造出西方科学史，以此来丑化中国历史文化，营造自卑自贱自残的西方中心论，为全面投降西方做舆论和文化准备，这就是当今所谓的“世界史”、“西方史”的实质。

这一套破玩意，在20世纪初以来，已经严重污染了“国学”研究领域，我们后面再谈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