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陵王朱觐锥：自认骁勇善骑，请求领军报国，结果被废为庶人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二月，“无私”牺牲自己，成就阳明先生令名的宁庶人朱宸濠，在通州被明武宗赐死，宁藩也被除国。谷藩、齐藩、汉藩等都是首封藩王谋反，故被除国后，整个支系尽数被废为庶人。宁藩与他们不同，经过百余年繁衍，本支宗室为数不少，并非所有成员都与朱宸濠狼狈为奸。故而除国之后，其下依然有众多宗室生活在藩地南昌，如何有效管理这部分宗室，成为朝廷面临的新问题。经过慎重考虑，宁藩弋阳王朱拱樻被推到前台。

弋阳郡国是宁献王朱权之孙，追封宁惠王朱磐烒（音shi4）庶五子朱奠壏（音lan4或xian4）的封国。景泰二年（1451年）三月，由镇国将军晋封弋阳王。

朱奠壏大哥宁王朱奠培是个报复心极重之人。

朱奠壏先娉张氏为妃，结果在大哥主持下王妃换成了刘氏，而张氏依然留在宁王府，他知晓后将其要了过来。其后因为借贷问题，得罪了朱奠培身边的红人王府教授游坚。在游坚的唆使下，朱奠培竟派人将张氏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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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奠壏知晓后，冲冠一怒为红颜，豁出去向江西巡抚韩雍伸冤，并指控宁王数十桩不法之事，甚至声称大哥意图谋逆。虽然最终查明谋逆属于诬告，不过朱奠培也因此闹得灰头土脸。

天顺五年（1461年）五月二十九日，年仅29岁的朱奠壏以母子乱伦的罪名，被明英宗下令自尽，并将其遗体付之一炬。此事的幕后推手，就是宁王朱奠培。执行之时，南昌城中天降异象，犹如窦娥冤再现人间。详见《弋阳王朱奠壏：冲冠一怒为红颜，却背负“母子乱伦”的罪名被赐死》一文。

“上不得已命王母子自尽，曰：‘无污我宗室。’方舁尸出焚，时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数尺。父老无不惊愕，以为逯杲上罔朝廷，诬陷宗室，故有此异云。”（《明英宗实录》）

明代革爵宗王按照罪行轻重分为：革爵、废为庶人发配高墙及赐死三等。轻罪者本人或后裔可以复爵，罪重者不得冒请。朱奠壏的罪名明显属于最高一级，按理不得复爵，但他这属于冤假错案。

故成化元年（1465年）十月，明宪宗以“罪人不孥，罚弗及嗣，王政所先”为由，准许朱奠壏长子朱觐鐰（音qiao1）袭爵。次年，朱觐鐰正式袭封弋阳王。其后在他的奏请下，朱奠壏得以追复王爵，朝廷赐谥曰荣庄，算是为当年那桩冤案画上了句号。

宁王朱奠培记恨朱奠壏当年让自己难堪，对朱觐鐰这个侄子完全没有一点长辈的风度。成化十年（1474年），他上疏弹劾自己的妹夫、乐平郡主仪宾严杰，称其兄严伟之子严靖被选为石城王朱奠堵之女龙泉县主仪宾，其弟严侃之子严龙被选为弋阳王朱觐鐰妹婿，一家叔侄三人俱为仪宾，不合朝廷法度。

礼部调查之后发现，三人属于远房族亲，不受影响，只不过严侃为戴罪之身，故严龙不可被选为仪宾。朱奠培因此受到明宪宗的表扬。

“靖与杰伦序无碍，龙父侃犯罪未结，难与为婚，请移文二王府教授，各启王知。以后遇选仪宾，务公同长史司及承奉等官会选，详察可否，然后启王具奏。从之。”（《明宪宗实录》

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二十日，弋阳王朱觐鐰薨逝，在位32年，享年45岁，朝廷赐谥曰僖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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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二月，明孝宗在奉天殿举行传制仪式，命怀桑伯施瓒、翰林院侍讲张芮为正副使，赴南昌册封朱觐鐰之子朱宸汭（音rui4）为弋阳王，夫人吴氏为弋阳王妃。一同受封的还有宁王朱宸濠与瑞昌王朱拱栟。

正德九年（1514年），弋阳王朱宸汭薨逝，在位16年，享年40岁，朝廷赐谥曰庄僖。

朱拱樻（音gui4），生于弘治十年（1497年），为弋阳庄僖王朱宸汭嫡次子，生母弋阳王妃吴氏，初封镇国将军。史籍中没能查到关于朱拱樻胞兄的只言片语，估计是早夭了，因此次嫡出身的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弋阳王第一顺位继承人。

以朱宸汭去世时间推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朱拱樻已经可以袭爵。不知是《明史》对朱宸汭的去世时间记载有误，还是中间发生了什么意外，以至于明武宗久久没有准许朱拱樻袭爵。正德十四年，眼看着袭封有望，宁王朱宸濠突然发疯，自己身死不说，还累及整个宁藩，朝廷直接将宁藩宗室的封爵给停了。

对宁藩宗室而言，停封只是开胃菜，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

明制，新天子即位，除祭告岳镇海渎（指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历代帝王及祖宗陵寝外，还需对近年薨逝的亲王进行祭告。诚如文章开头所言，宁藩这种情况在大明朝属于第一回。故明世宗即位后，如何鉴定宁藩已故诸王地位就成了当务之急。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就是否向宁献王、宁靖王等进行告祭，请示明世宗，请求皇帝陛下圣裁。

明世宗的回复很简单：“宸濠背逆不道，属籍已削，勿祭。”意即罪宗朱宸濠大逆不道，早已玉牒除名，宁藩也已除国，自然无须再对宁献王等进行祭告。

宁王朱权剧照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明世宗又降旨，称无须再避讳“权”字。

“甲戌，命自今章勿避权字。以宁献王讳权，孙宸濠谋反，国除故也。”（《明世宗实录》）

明代虽然也有避讳，但总体而言相对较为宽松，对皇帝的名讳采取“单字不讳”的双字避讳政策，比如对明太祖的名讳，“元”、“璋”单用无须避讳，只要不作大死的“元璋”连用，没人会管你。宗室之中，好像只有益端王倒霉的与明熹宗重名，不得不将名字由朱由校改为朱由木。

当然皇帝之中还有一个特殊存在——明太宗朱棣，他是单名，所以这个“棣”字必须避讳。不过从《诗经·召南·何彼禯矣》及《诗经·小雅·常棣》等没有受到波及观之，“棣”字很可能采取了缺字避讳法，也就是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二笔缺而不写，这样对文化的伤害最小。

除却皇帝，亲王也有避讳。当然并非所有的亲王都需避讳，只有明太祖诸子才有这个特权。比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山西方面因乡试所出诗经题“维周之桢”一句，遭到礼部弹劾，认为没有避明太祖第六子楚昭王朱桢之讳。礼部建议对自主考官学录郭明郁，提调官左布政使石璞，监试官按察使林文秩以下所有参与乡试的官员，统统得问罪。最终还是明英宗对他们网开一面，只处以罚俸、戒谕的处罚。

对明太祖诸子而言，什么人无须避讳，自然是罪宗。明世宗取消对“权”字的避讳，意味着宁藩家族就此跌落神坛。

传承五世的宁藩，宗室规模并不算小。宁王之乱后，宁藩虽然被废，可宁藩宗室人数为数不少。乐安、弋阳、建安三支主支尚存，临川、石城、钟陵、宜春和瑞昌五国，虽然主支因各种原因被废，可各有宗室成员存留。由于宁王朱宸濠之乱影响太过恶劣，其本人和参与叛乱的一众宗室遭到严厉惩戒之余，其余宗室也有意无意地遭受打击，小日子并不好过。

“（嘉靖二年九月）甲午，命补支宁府弋阳王拱樻，及镇国等将军拱梴等禄米三分之二，以正德十六年奉诏减革日为始。因拱梴等奏辩与宸濠事无相干，从该部勘覆也。”（《明世宗实录》）

虽然宁藩宗室因朱宸濠叛乱被朝廷打入另册，可宗室毕竟是宗室，不可能让地方官来管理他们，也不可能让淮藩等在赣藩王跨府进行管理。从宁藩之中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来管理，成为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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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选必然会落在乐安、弋阳、建安三王身上，建安王朱觐鍊（音lian4）是朱宸濠的亲叔，首先被排除在外，乐安王朱宸湔（音jian1）与弋阳王朱拱樻之间，明世宗最终选择了刚刚获准袭爵的朱拱樻。

嘉靖元年（1522年）八月，正式授命朱拱樻管理宁藩府事。由于朱拱樻的辈分比建安王、乐安王低，特地降敕戒饬二王，要求他们安分守己，听从朱拱樻管理。

“癸卯，命袭封弋阳王拱樻管理府事。戒饬建安乐、安各府宗室人等，务遵《祖训》，保守禄位。凡庆贺礼仪：遇圣旦、正旦、冬至等节，镇巡司府官俱于布政使司，管理府事郡王统率各郡王、宗仪、教授等官于本府各行礼；迎接诏敕赦书，亦于布政使司开读，誊黄赍送管理府事郡王，率宗仪人等遵照仪注开读。从礼部议也。”（《明世宗实录》）

设立管理府事，对尚存的宁藩宗室而言是一件好事，毕竟由本支宗室管理，好过让地方官或他系藩王管理。可这道敕令也让宁藩权势跌到了谷底。

明代藩王虽然“不临民”，但理论上是藩国之主，除军权外还拥有一大堆特权，比如建立山川社稷坛祭祀本国山川社稷之神，地方官每逢朔望需过府朝见藩王，三大节及迎接诏敕赦书，地方官必须赴王府随同行礼。削藩之后，藩王的军权被剥夺，但礼仪性特权依然得以保留。

郡王毕竟不是藩王，且宁藩因叛乱而被除国，因此明世宗虽然让弋阳王管理府事，却将属于藩王的大部分礼仪性特权也给剥夺了。可如此一来，很多宗室活动就无法进行。让朝廷同意恢复所有藩国礼仪，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先例可循，如何平衡宁藩利益与朝廷的容忍度，成为朱拱樻需要用一辈子去实践的课题。

明代亲王府

嘉靖三年（1524年）十二月，朱拱樻奏请于弋阳王府设立引礼舍人。所谓引礼舍人，指藩国举行礼仪活动时，在前引导的小官，对大型活动而言非常有必要。此前郡王府中从未设立过引礼舍人一职，不过朝廷认为弋阳王为管理府事，地位特殊，因此特事特办准许设立二员引礼舍人

一战成功，让朱拱樻信心大增。

前文提到，因朱宸濠之故，明世宗罢除对宁藩诸王的即位告祭。实际上宁藩诸王受到的牵连还不止于此，朝廷禁绝任何人祭祀他们，连属于直系的宁藩宗室都不行。这对宁藩而言是奇耻大辱。

朱拱樻接手宁藩府事后，为此接连上疏，跟朝廷摆事实谈感情，表示宁献王、宁惠王等先王，乃我们四服子孙所共祀，并非只是他朱宸濠一人的祖先。此前因他之故被停祀，现如今甄别已毕，我等的职守依然如故，而先王依然得不到祭祀，臣等心痛万分，恳请朝廷准许给他们立庙致祭。

从朱拱樻的奏疏内容观之，宁王之乱后，宁藩被除国，宁藩宗庙应当也被毁弃了。这也算是对天下诸藩的一种警告吧。所以朝廷自然不可能轻易同意。不过在他的再三奏请下，从礼部到皇帝，态度终于软化。

“（嘉靖四年六月）甲寅……礼部议：‘逆濠之恶不及祖父，二王无罪，祀不宜绝。当如所请，以广孝思。’上从之。仍命所司酌定庙祭礼乐。”（《明世宗实录》）

因没有先例可循，接手此项工作的礼部也不敢大意，费时近年查阅大量典籍之后，于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奏称，宁献王、宁惠王属于亲王，按理当以亲王之礼进行祭祀，可主持祭祀事宜之人为郡王，需有所区别，建议将乐舞斋廊之类祭祀礼仪减半给予。明世宗对此异议。

嘉靖九年（1530年）八月，朱拱樻再次上疏言事，希望朝廷准许他主持宁藩山川、社稷之祀。这个要求就很过分了，宁藩已经除国，其原属宁国的山川、社稷自然也在罢免之中，他一个临时工想要这项权利，实属贪心不足。

对此朝廷也不惯着他，表示宁藩山川、社稷已收缴有司处置，你朱拱樻只不过受命约束本支宗室，代理府事而已，有何资格主持此事？朝廷此举无疑是在质疑朱拱樻妄图恢复宁藩，估计他本人也有所察觉，故在此之后沉积了十好几年。

明世宗剧照

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六月，朱拱樻才以宗枝繁衍日盛，王府辅导官不够用为由，奏请添设辅导官。这次朝廷很给面子，同意添设弋阳王府教授、审理、奉祠、典仪各一员。

人啊，不可得意忘形，得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朱拱樻因为在此奏请添设辅导官，惹恼了明世宗，结果本人被罚夺奉二月不说，还被革除此前增设的辅导官，可谓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上怒其渎奏无已，下部议因言：‘拱樻恣意陈乞，渐不可长。且郡王府止教授、典膳各一员，前所增设官员俱削去。先年，该部司掌印官明知违制，敢与题覆，及科道官不行紏举，俱当治罪，姑宥之。’”（《明世宗实录》）

朱拱樻“恣意陈乞”，结果仅仅罚俸二月，并没有被撤销管理府事职权，与他的品行有关。估计是吸取了首封弋阳王朱奠壏的教训，其后历代弋阳王行事都非常低调，实录中没有任何关于他们违法乱纪的记载。

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在朱拱樻的奏请下，明世宗赐予其《皇明祖训》一部。《皇明祖训》是明宗室成员的最高行为规范，此时他刚接手管理府事，讨取祖训无异于向朝廷表明他的态度。在他的治理下，宁藩宗室少有人作妖。

巡抚在明清两朝为一省主官，初创于宣德年间，最初属临时派遣，因事而设，事毕即罢。后因布政使、按察使、都司分权，影响地方施政，巡抚一职自景泰朝起逐渐转变为常设地方主官。受宁王之乱影响，江西巡抚遭裁撤，导致地方纷乱。嘉靖十年（1531年），朱拱樻奏请重设江西巡抚，以安定地方。上至皇帝，下到吏部皆以为然，江西巡抚因此得以重设。

由此可见，弋阳王朱拱樻是个既心怀百姓，又能安定宗室的贤王。

江苏巡抚衙门

嘉靖十九年（1540年）九月，江西抚按官共同保举弋阳王朱拱樻，称他为人忠孝贤良，德行高洁，请求予以褒奖。明世宗龙颜大悦，在常规嘉奖之外，还赐予牌坊匾额。

“癸卯……江西抚按勘保弋阳王栱樻忠孝贤良，德行著闻。诏降敕差官奖励。仍令有司具彩币、羊酒，制给坊扁，以示表异。”（《明世宗实录》）

本支没有亲王，管理府事的郡王天然比其他郡王高半级，其中牵涉的利益众多，由不得其他郡王不眼红。对他们而言最好“管理府事轮流坐，今年到我家”，其中尤以建安王为最。

时任建安王朱觐鍊眼瞅着弋阳王因为管理府事，获得了只有藩王才能拥有的乐户，于嘉靖八年（1529年）十月上疏奏讨乐工十二户。

此时处于嘉靖新政时期，明世宗想要成就一代明君心思正盛，大明宗室们都在谋求降低存在感，以免皇帝找自己的麻烦，朱觐鍊主动凑上去，自然没好果子吃。明世宗以建安王府归弋阳王约束，一切礼仪俱附弋阳王府，怒斥其欺君枉法，命弋阳王对其进行切责，并逮问建安王府辅导官。

朱觐鍊去世后，嗣封建安王朱宸潚（音su4）比老爹还嚣张。他自认是朱拱樻的长辈，不愿向对方低头，以罹患疾病为由，派校尉张益赴京奏禀，请求准许他遇事不赴弋阳王府随班行礼，改在自家王府自行完成礼仪。

明世宗对他的心思了然于心，遂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六月，降敕痛斥朱宸潚大不敬，命他自今以后“恪遵典礼，不得妄奏”。

管理府事虽然是临时工，但只要做得好，也有世袭的可能，朱拱樻自然希望将这一权力牢牢地把握在自家手里。随着年龄渐长，开始给庶长子、镇国将军朱多焜（音kun1）铺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月，他以自己病重为由，奏请由朱多焜暂管府事，获得明世宗准许。

嘉靖三十年（1551年）九月，弋阳王朱拱樻薨逝，在位30年，享年55岁，朝廷赐谥曰端惠。次月，朝廷正式命已成为弋阳王长子的朱多焜管理府事。

南昌故郡牌坊

可时任建安王朱宸潚、乐安王朱拱椤，一个为朱多焜的叔祖，一个是其族叔，而朱多焜直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才袭爵，他们又岂肯向一个无论是辈分，还是地位都不如自己的小辈低头。于是乎围绕着管理府事权责，宁藩硕果仅存的三家郡王闹得鸡飞狗跳。

头大不已的明世宗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一月下旨，将宁藩八支宗室分割，交给三家分管，其中建安王府代管钟陵郡国这个同宗，乐安王府分管同源的石城、瑞昌二府，弋阳王府分管临川、宜春二府。至于转奏、行庆贺等需要由亲王出面的礼仪性事物，由三支轮流主持。

“乙亥，初命江西建安、乐安、戈阳三王府分管各宗室。建安以钟陵一府附之，乐安以石城、瑞昌二府附之，戈阳以临川、宜春二府附之。凡事转奏、行庆贺等礼，轮次从尊。仍更赐弋阳王印，革去管理旧名。先是，宸濠国除，以府事暂令郡王管理，而不冠某府二字于上。至是各宗遂起争心，讦奏弋阳王长子多焜不宜世袭管理。礼部因援山西交城、襄垣、庆城府例请。从之。”（《明世宗实录》）

因为内部纷争，宁藩管理府事职位被取消，可三分之后，弋阳王对待宗室的态度显然要好于其他两支。以至于本属乐安王管理的瑞昌郡国宗室，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以自家始祖瑞昌恭僖王朱奠墠，与弋阳郡国始封君弋阳荣庄王朱奠壏是一母同胞为由，提出改属弋阳王，获得明世宗恩准。

很多史料称建安、乐安、弋阳三支分治宁藩八宗事件发生于嘉靖三十八年，估计是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而《明史》称乐安王朱拱椤代弋阳王朱拱樻管理府事，则应当是受《弇山堂别集·卷三十四》瑞昌、石城二支世系末尾处的“乐安王代理府事”影响。史实是，宁藩的确有两任管理府事，乃朱拱樻父子，并没有乐安王朱拱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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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1577年），弋阳王朱多焜薨逝，在位24年，朝廷赐谥曰恭懿。他去世后，弋阳郡国因绝嗣而被除国。随即围绕王府事权，弋阳王府宗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在以奉国将军朱多炡（音zheng1）为首的宗室联合奏请下，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年）九月，核准伦序最靠前的奉国将军朱多煌管理府事。

“癸亥……先是，弋阳王多焜薨逝，无子。各支宗室利其产业，骋辞执奏不已。至是准奉国将军多炡等合族会推，得本支嫡长奉国将军多煌系弋阳僖顺王之孙，今薨王小功之弟，贤劳素著，伦序相当，众心歆服。部以为言。上从之。命多煌管理府事，写敕与之。”（《明世宗实录》）

注意此处用词为“管理府事”，而非“奉祀”，表明弋阳王府的权责由其接掌，所以弋阳王府虽然没有了郡王，但本支及附属的瑞昌、临川、宜春三支宗室，依然由弋阳王府管理，没有被归并到乐安、建安两府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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