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到“纳粹”这个词时，很多西方人会立即感到震惊和不安，而在中国，这个反应却不那么强烈。历史上中德交流早在一战前就已开始，而二战时期的德国政策和对中国的态度也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究竟是哪些历史事件让中德关系走向如此独特的路径？难道是因为那些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德国军官们，改变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标签的理解？这背后的历史互动，是否影响了我们对“纳粹”一词的感受？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深受战败国的苦难，面对英法美等国的严厉制裁与经济压迫，急需寻找外部合作以恢复其国力。同时国民政府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与苏联的军事联系中断，迫切需要新的盟友以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

在这个时期尽管英国、美国和日本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但蒋介石认为依赖这些国家会陷入外交困境，因为选择任一方均可能激怒另外两方。经过一系列的评估和权衡，蒋介石最终决定选择与中国没有直接地缘政治冲突的德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这一合作对于当时正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德国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机遇。于是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启动。1927年11月，德国派出了马克斯·鲍尔上校前来中国，与蒋介石进行详细对接，随后蒋介石便任命他为经济事务顾问。马克斯·鲍尔在这一职位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计划了一系列的军事合作措施。

不久之后马克斯·鲍尔带领一支由46名资深退役军官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到中国，这标志着中德合作的具体实施阶段。这支团队的到来极大地加速了中德间的军事交流和技术转移，同时也为国民党的军事现代化提供了技术和战略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迫使中国军队遵循“不抵抗”命令，致使前线防线不断后退。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边压制国内的共产势力，一边试图通过国际联盟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援。遗憾的是，这些西方国家并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有些国家如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一度封锁了对中国的重要物资输送通道滇缅公路。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美国仍对日本出售重要的战略物资。在这种背景下唯有苏联和德国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苏联通过三次信用贷款支持中国，还提供了包括1235架飞机和215万颗炸弹在内的军事援助，苏联还以空军志愿队的形式，向中国派遣了3665名飞行和技术人员。

德国的援助同样不可小觑，在1933年的德国大选中，希特勒赢得胜利并成为总理后，中德两国开启了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时期。德国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基础，还在中国的军事工业尚未成熟之前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德国已协助中国装备了20个师的德械部队。这些部队的装备虽然未能达到德国军队的水平，但与日军相比具有不小的技术优势，在战争初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除了物资援助，德国还向中国派遣了多名军事顾问，这些顾问帮助中国军队推进现代化改革。著名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上将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成为了国民政府整顿军队的重要参考。另外德国将军法肯豪森积极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并帮助建立了坚固的长江以南的防御体系。

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军事训练的中国军队人数已达到30万，同时德国向中国输送的军火总值超过了1亿马克。这些行动表明，尽管希特勒在欧洲的行径极为恶劣，他的政府在亚洲的一些政策客观上却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

希特勒曾说：“和日本结盟简直是耻辱，他们只会在海边打渔。”他更倾向于与其他国家结盟，但在意大利的斡旋下，德国最终还是与日本结成了同盟。由于这种外交压力，1938年7月德国不得不撤回在华的军事顾问团。

即使面临德国政府的命令，要求所有军事顾问撤回，并以“叛国罪”威胁那些拒不回国的军官，仍有少数顾问如霍布里希决定留在中国。霍布里最初于1932年被派遣至中国，作为军事顾问为中国军队培训了众多军事人才。

而在1938年尽管德国政府命令他回国，霍布里却坚持留在中国，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完成长江上游江防要塞的建设工作。因此他选择留下，结果被德国政府开除军籍。而在日军的不断进攻下，长江要塞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到了1943年11月，要塞仅有500名守军，面对日军的持续攻势，霍布里并未撤退。尽管日军第116师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发动七次总攻都被击退，但随着战斗的持续，日军最终发起了集中性的大规模进攻。长时间的战斗耗尽了守军的力量，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尽管士兵们建议霍布里撤退，他却选择留下来共命运与要塞。最终霍布里在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战后日军发现了霍布里的身份并向东京的德国大使馆提出了抗议，质疑德国军官为何协助中国军队。德国大使馆与日本的沟通最终澄清了这一误解。除了霍布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也是一位在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德国军官。

作为驻中国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在军事战略上给出了先见之明，还大力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法肯豪森的战略在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得到了实际应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他还亲自参与了战术训练，引进德国的装备和军事体系，并特别注重培养中国军官的指挥能力和战术素养，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二战后，中国对德国和日本的态度呈现明显的对比。一般而言德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较为正面，常被视为守纪律、创新和具有贡献的国家；相反日本的形象则较为负面，常被认为是残忍和不诚实的国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国战后对待历史罪行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侵略方式和程度的差异。

德国在战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深刻的反思和公开的忏悔，积极赔偿战争受害者，并且建立了多个纪念设施和教育机构来警示后世，防止极端主义复苏。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他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表达了对历史罪行的深切反省和道歉，此外德国在战后积极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技术和经济援助，深化了两国间的合作与友谊。

而日本战后对自己的侵略行为采取了较为回避的态度，历史教科书中对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描述往往模糊不清甚至是美化，日本政界和社会上的一些右翼势力频繁参拜靖国神社，该神社祭奠了包括多名二战甲级战犯在内的军国主义者，这一行为一再引发中国及亚洲邻国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和援助也远远不够，反而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中国采取了一定的压制和遏制措施。

战争期间的侵略历史也是影响两国形象的关键因素。日本的侵略直接、残酷且持续时间长，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长达14年的侵略行为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南京大屠杀、河南大饥荒、细菌战等暴行，深深刻在了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德国在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尽管德国在一战后与中国有较多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例如德国成为中国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并在民国时期向中国提供了一系列无息贷款，这些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德国的侵略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苏联，并未在中国境内造成类似日本那样的直接和深远的破坏。

所以中国人对日本和德国的不同态度源于多方面的历史因素。战后德国的深刻反思和积极赔偿，以及较小程度的侵略影响，使得其在中国人心中占有了比较积极的位置。而日本的否认历史、缺乏诚意的道歉，加之其在中国犯下的深重罪行，使得其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