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一位抗日英雄，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其为“世界名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表现，更在于其坚定的爱国立场和为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精神。那么其一生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马占山，这位在1885年诞生于吉林怀德的英勇人物，来自一个典型的农耕家庭。他的双亲，是那片土地上勤劳耕作的农民，尽管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重重桎梏，家境并未有显著的改善。马占山出生时，因为母亲在孕期营养不足，他显得瘦弱而肤色黝黑。

虽然他的父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但他们对孩子的爱却深沉而热烈。他们特地请村里的教书先生为新生儿取名，希望他能够茁壮成长，摆脱生活的艰辛。教书先生思忖良久，最终为他取名“马占山”，意味着只要马儿占据了山头，就有丰茂的草料可食，象征着对他一生衣食无忧的美好祝愿。同时，先生还赠予他字“秀芳”，这也是一种期盼，寓意着草满山冈，生活富足。

随着岁月的流逝，少年马占山肩负着家人的期望，渐渐长大。可命运的转折往往来得猝不及防。为了助家计一臂之力，马占山常在农忙之余，为地主家放马。可有一次，马占山在放牧时不慎丢失了一匹马。

这本是一起意外的小插曲，但地主却小题大做，将他送交官府处理。马占山因此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灾，甚至还被要求赔偿巨额的金钱。就在他准备认命之际，那匹走失的马竟奇迹般地自行归来了。

愤怒的马占山找到地主，要求退还赔偿金，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和进一步的欺凌。这一连串的打击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一不做二不休，他愤而离家，躲入附近的山林，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了土匪生涯，自立为王。

尽管身为土匪头子，但马占山的内心始终对此身份心存顾虑。因此，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看到土匪的生存空间被日益压缩，他决定率众下山，接受朝廷的改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如同晴天霹雳，东三省迅速沦陷。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和张学良选择了“隐忍”，而东北的军政大员们也陷入了迷茫。但马占山，这位出身土匪、如今已身为黑龙江省代主席的悍将，却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坚定态度。

在齐齐哈尔的政府大厅里，他声音洪亮地宣布：“今后，任何踏入我省领土者，都将面临我们决死的抵抗。”这番话，无疑是对他那些犹豫不决的上级的公开挑战。但马占山并无畏惧，他心中早已有了决断：既然世人都称我为土匪，那我就以土匪的方式行事，何须顾忌那么多？

此时的马占山，已经不再是那个对“土匪”身份有所顾忌的人。他完全接纳了自己的出身，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无畏的战斗精神。当有人劝他谨慎行事时，他斩钉截铁地回应：“我已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如果我的行动给国家带来了麻烦，你们尽管割下我的头，送去中央请罪。

11月4日，马占山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在江桥，他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这不仅仅是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一枪。从那一刻起，马占山便做好了与日军长期周旋、誓死抗战的准备。

在江桥保卫战中，马占山带领着两万多人的队伍，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6天，每一天都充满了艰辛与危险。但正是这场战斗，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马占山这个名字。

他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大街小巷，甚至成为了商业宣传的热点。上海的多家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香烟”，以此来宣传他的抗日精神。音乐家协会为他谱写了专门的歌曲，文学家陶行知也创作了诗歌来赞颂他的壮举。

马占山和将士们的顽强抵抗，让日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们原本以为可以轻松进入东北，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如此顽强的抵抗。为了打败马占山，日军不得不集结更多的精锐部队，并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

而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马占山并未退缩。他深思熟虑后，决定采用自己熟悉的“土匪打法”：通过假投降来迷惑日军，然后寻找机会进行反击。这种策略虽然有些冒险，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1932年2月，当“马占山香烟”在市场上卖得最火的时候，突然传来了“马占山向日军投降”的消息。这个消息如同冷水浇头，一时间舆论哗然。但马占山并未过多解释，他知道自己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1932年4月2日的夜晚，齐齐哈尔城一片漆黑。一辆没有开车灯的汽车在夜色中疾驰而过，沿着嫩江向黑河方向驶去。车内的马占山心情激动不已，他终于从日军的魔掌中逃脱出来，重获自由。

抵达黑河后，他立即与当地的抗日力量取得了联系，并发表声明：“我为探索伪满洲国内幕，忍辱负重进行工作，终于达到目的回来了。我将继续战斗······”他的出现让黑河人民欢欣鼓舞，他们知道马占山又回来了，将继续带领他们进行抗日斗争。

马占山迅速整合了省内的抗日力量，亲自率领部队向哈尔滨发起了进攻，并在出发前再次通电全国：“与日周旋，虽马革裹尸，亦所不惜。

这一次，马占山从日军手中巧妙地夺取了巨额物资，包括二百多万银元、三百多匹健壮的战马以及满载的十几辆卡车。这些宝贵的资源如同及时雨，极大地滋养了东北抗日力量的土壤，为接下来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日军对这次失窃愤怒至极，他们将矛头直指马占山，发起了更为猛烈的围剿。在敌众我寡、孤立无援的绝境中，马占山及其部队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最终还是因力量悬殊而被迫撤退至苏联。尽管东北的抵抗岁月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抗日的火种并未熄灭。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深耕细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6月，马占山怀揣着满腔热血回到祖国，此时的他已经48岁，但壮志依旧不减当年。他一到庐山，就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请战抗日。可蒋介石却以种种借口婉拒了他的请求。一方面，蒋介石对抗日决心不足，心存顾虑；另一方面，他对非嫡系的马占山缺乏信任，担心其尾大不掉。

面对蒋介石的冷漠和拒绝，马占山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愤懑。他多次请缨无果，最终只能无奈地回到天津，暂时蛰伏下来。不过他并未放弃抗日的信念，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重返战场。

1936年，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日趋高涨。但蒋介石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执意前往西安催促张学良“剿共”。在这关键时刻，马占山展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大局观。他力劝张学良不要杀害蒋介石，以免引发内乱、破坏抗日大局。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也彰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

卢沟桥事变后，马占山再次挺身而出，奔赴南京请命。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他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任命，担任东北挺进军司令，负责招抚东北四省的事宜。重新披挂上阵的马占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赶赴绥远、大同等地，积极组建队伍、配合友军作战。他先后参加了绥远保卫战、阴山血战等战役，为抗击日军侵略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马占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表示钦佩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也对他这位抗日英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欢迎。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互相配合和支持上，更体现在双方领导人的频繁交往和深入交流中。

1938年8月下旬，马占山在访问延安途中遭遇意外，打猎时因猎枪炸裂而受伤严重。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亲自前往医院探望，并嘱咐医生全力救治。在病榻前，毛泽东与马占山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交谈，就抗日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会面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也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马占山的伤势逐渐好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感谢，毛泽东特地组织延安军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致词中，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马占山为抗日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表现出的英勇精神。这次大会不仅让马占山感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情和尊重，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和信心。

伤愈后，马占山回到了部队，对队伍进行了全面的整编和加强。他重用共产党员，让他们在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为后续的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国共内战期间，马占山坚决反对内战，称病拖延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始终未参与内战，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功劳。他与中共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与合作，与毛主席等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受邀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但因患肺癌未能参加。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虽卧病在床，仍心系战场，申请上战场杀敌。不过政务院在请示毛主席后，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婉拒了他的请求。

1950年11月29日，这位抗日英雄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他的离世让全国上下为之哀痛，毛主席亲自指示将其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以表彰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