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李昂在坐上龙椅以前叫李涵，封江王，是唐敬宗李湛的二弟。

当时王守澄的势力达到顶点，梁守谦自知无法制衡王守澄，打算退让希望平安终老，偏偏没有那个运气，还不到一年，就在文宗的大和元年（827）暴卒家中，年四十九岁，追赠扬州大都督（有梁守谦功德碑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史书称梁守谦有病在身，按说他没有与王守澄结怨，且他有颇为强大的家族势力，兄弟梁守志也是左神策军都知兵马使（其墓志于2012年从民间征集现身，收藏于碑林博物馆），养子有五人，四个是宦官，全在宫中和地方任职，所以病死应该还是可信的，不像是被害。

影视剧中的唐文宗形象

这里需要特意澄清，历来对唐文宗“大和”年号，不少人写书、写文章时，都以为可与太和混用。在古代习惯来说，的确“大”经常与“太”通用，可是根据一些严谨的研究分析，唐文宗这一年号的确应该是大和，并不是太和。之所以令许多后人产生误会，主要出自《资治通鉴》这一比较权威的著作率先误传。

在北宋通鉴出现之前，唐代的史料记载有关唐文宗年号全是大和，几乎没有太和的记录。唯一罕见的是唐代文人于邺写《扬州梦记》小说，按说是当时人写杜牧生平的故事，今天留存的文本是“太和中”，因此引起宋代以后人们对文宗年号的分歧。但是，于邺这一文章今天所见并非是唐代原貌，本就经过整理编辑留存在《唐人绘》中，已经是宋人的版本。所以，文宗大和年号的改变，的确是出自宋人记载的笔误，这是一个流传至今误会很大、实际很不严谨的细节。

在唐文宗继位之时，要说完全凭王守澄、梁守谦一句话就让江王李涵坐上龙椅为君也不现实。后人对宦官势力的渲染也是很容易引起误导，大多数是后人对宫廷、朝廷存在一种朦胧想象，比如每一朝代的宫廷、朝廷虽然很多相似，但也很多不同。

晚唐宦官掌握了宫廷大局，毕竟宦官不能取代朝臣处理日常事务，唐代还有一套完整的朝廷制度，皇帝也需要大臣们支持。所以，唐文宗的继位和之前穆宗、敬宗时有李逢吉与王守澄的配合不同，李逢吉在敬宗时试图阻止裴度入朝失败，已经离开长安去了兴元府做山南道节度使（敬宗对李逢吉有很深感情，曾约定日后再召回，结果敬宗很快死了，李逢吉年老患病，挨到大和九年身故，年七十八岁）。

当时对唐文宗起到定策之功的宰相是裴度。之所以裴度能与王守澄、梁守谦合作，一是敬宗之死的确是一场宫廷变故，裴度在大局上是支持神策军平定刘克明等人企图夺位的行为；二是恢复社稷秩序是宰相职责，裴度责无旁贷需要主持大局。三是与王守澄的交往体现裴度的灵活应变，可能对江王李涵多少了解，或者他能够接受。

裴度名望地位已经很高，文宗只再加集贤殿大学士，进阶特进的礼遇。实际当时全靠裴度在位，才对沧景横海军李同捷擅为留后一事行使强硬手段。都知道裴度是宪宗年间清除藩镇危害的代表人物，裴度不在朝廷时也就罢了，当他回到京师统领百官，正希望矫正穆宗、敬宗几年下来的种种弊端，意图延续元和年间的中兴，怎么能忍受横海军的胁迫？

裴度的画像

正是裴度向文宗建议调离互换任区职务，所谓先礼后兵。果然李同捷不服，这就有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率本军三万人充先锋讨伐。

毕竟裴度也六十五岁，还有病在身，随着局面恢复，他请求休息。文宗对于接替人选，裴度自己是举荐已经名声在外的李德裕。文宗知道裴度、李德裕都是爱折腾的人物，出于渴望平静的心理，拒绝李德裕回来，让其在西川做节度使。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吐蕃占据的维州（今四川理县附近）守将谋划归降。在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收复，派兵进驻维州。朝中牛僧孺等认为容易与吐蕃结怨，双方不久前长庆年间才重申盟约，如此容易招来话柄，令双方再起兵祸。文宗站在牛僧孺一边，下令李德裕退出维州。

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牛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只反映他也主张修养生息，不愿挑起战事的保守思想。文宗为人谨慎，与牛僧孺心态相似也就罢了，可后来实际又对维州的处理感到后悔，令牛僧孺主动告退，出为淮南节度使、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

恰恰了从许多大事决策可以看出唐文宗的反复无常，鲜明地表现出矛盾，这才是他一生看似很想有作为，结果往往行差踏错，适得其反的悲剧根源。最典型的自然是对宫廷内所谓清除宦官的心思，例如让宋申锡点燃的导火线。

宋申锡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文人，早年被不受看重的宰相韦贯之发掘，可惜没有太大机遇。穆宗长庆年间逐渐入朝为监察御史，人品非常端正，加上出身底层，他从不参与门户派系的漩涡。所以文宗对他这一点非常欣赏，他一开始就是翰林学士身份参与起草诏书，可以时常接近皇帝。

文宗对王守澄的威势非常忌惮，很想找机会夺回神策军。暗中与宋申锡商议如何行事，希望让他物色一些人选。宋申锡虽然忠心，但其实也不大清楚究竟哪些人值得信赖，举动太过草率，一个试探一个，一个接洽一个，消息很快就走漏了。被王守澄信赖的宫廷名医郑注知道，以攀附漳王李凑意图夺位这样严重的罪名将宋申锡进行处置。

王守澄拿着逼迫得来的罪证扔给文宗看，文宗居然看不出真假，还以为真有其事。当时有另一宦官马存亮出来劝阻王守澄不要急于杀掉宋申锡，认为事情还要调查，且要朝臣信服。宋申锡当然没有等到机会辩白，其他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路随也同样不明真假，无从说起。最终宋申锡被贬开州（今重庆开州区一带）司马，终身不许返回长安，死后才被同意送回安葬。

影视剧中的漳王李凑

因为宋申锡一事，在其中翻云覆雨的郑注成了众矢之的。由于有王守澄的保护，郑注没有受追究。当时神策军中，韦元素、杨承和（其实也是最早参与处理刘克明、绛王李悟的将领）、王践言多少都与王守澄有一些矛盾，本来已经想要设法对付王守澄，都认为郑注此人可以先下手，于是以看病为名找来，结果郑注是江湖游医出身，一张嘴能说会道，韦元素等都被折服，认为郑注是一个人才，不愿就这么除掉。

没多久，文宗因心情郁结发了一次风疾。郑注入宫为皇帝看病，趁机把自己编写的《药方》一卷献给皇帝，文宗非常欣赏，郑注善于把握机遇（或者就是投机）。他跟从王守澄混迹京师也有十多年，自认为对宫廷内外局势了如指掌，可以办成一些大事，所以郑注很快又转向支持皇帝。

通过韦元素等人的试探，郑注也很清楚王守澄的手下面和心不和，从王叔文、宋申锡等人的失败，郑注也知道吸取经验，提出从宦官中逐渐分化势力，所以文宗就让仇士良分走一部分神策军。

为了让王守澄疏于防范，郑注以李训善谈《易经》为名，让他也到皇帝身边共同谋划，郑注代表宫廷内，李训代表联系外朝，这些本来都得到王守澄同意，因为文宗时常需要调养身体，炼丹服药是再正常不过。他们二人之前都是王守澄、李逢吉的亲信，且招财纳贿，名声极差，忽然受到皇帝倚重，许多朝臣都认为不妥，纷纷进谏。但文宗由于另有谋划，当然不放在心上。

到大和九年（835），他们先除去当年害宪宗的凶手陈弘志，此时通过其他宦官安排，王守澄基本被架空，还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成为观军容使，由另一宦官李好古带鸩酒到府上逼死王守澄。然后清除韦元素、杨承和，又以王守澄的葬礼为契机，准备更大规模除掉不利于皇帝的宦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胆冒险的计划。

为便于调动兵力防止长安城中神策军，郑注外放到凤翔为节度使招募死士和联络外部兵力，与李训约定一个月为期，然后在长安城外浐水（指蓝田县境内秦岭流出的一条河，但是西北还是西南的浐水说法不一）行动。郑注计划以护送丧礼队伍为名，使死士混入队伍，趁机对前来送行的主要宦官群体一网打尽。

可李训对郑注的计划担心夜长梦多，且郑注在外地不便控制，更担心让对方一人成就大功，说明他们两人各自都有很大缺点。所以，李训在很短时间内，又急与王璠、王行瑜到处招募其他可以使用的人手，然后约定一出观看神奇露水的名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影视剧中的王守澄形象

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古时为阴历，已是隆冬时节）李训让金吾将军韩约请上早朝的唐文宗去金吾左仗院内（位于大明宫东部，与含元殿相当近，可以随时呼应）的石榴树欣赏天降甘露。文宗比较高兴，就往含元殿等候，让左右先去左仗院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甘露，派去的人当中就有李训。

李训等回来自然称属实，让文宗过去欣赏。然后李训让王璠、郭行余所募士卒入丹凤门准备。结果都知道，仇士良等神策军首领前来后，因韩约表现慌张，让宦官提前警觉。仇士良应变相当机敏，很快往含元殿截住文宗一起撤退，他们往北走，过宣政门，进入北衙神策军控制范围内。李训知道计划失败，其实反应也灵活，以遭贬谪为由很快混出长安，不过他准备朝凤翔跑的时候被人发现，抓回长安被杀。

郑注在凤翔接到宫中出事的消息，再调集人手行动为时已晚。凤翔城内监军张仲清据说先答应会支持郑注，这时已经不可能再赔上自己，所以和手下一起杀了郑注，向长安的仇士良献功。其他被卷入的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全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统统腰斩于兴安门外。这一番变故下来，仇士良果决狠辣的大名迅速与王守澄不遑多让。

关于仇士良，史书明确记载是以宦官身份后来娶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为妻，当然，胡承恩这个尚书是靠仇士良的权势赠的。胡氏生下几个孩子，仇士良的儿子也几个担任宦官。因为仇士良本来就来自宦官家族，父亲仇文晟是禁军将军，但叔父仇文义也是宦官，担任忠武军监军使。

仇士良不同于一些生了孩子再入宫当太监，所以唐代宦官一定和后人印象等同太监的阉人并不准确。以严耀中、杜文玉对唐代宦官身份和婚姻研究，唐代宦官有品级的娶妻比例占一半，甚至有宦官娶了不止一个妻子，一旦有妻子过世，很快就会续弦。而且有记载的宦官所娶几乎全是青春适龄女子，完全作为一种正常婚嫁情形来对待。而且唐代庞大的宦官家族，虽然有不少是认的养子、义父，但要说完全都依靠攀认亲戚来维持局面，恐怕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定有一些姻亲关系是真正的血缘，所以会出现仇士良这种宦官能接连生儿子，又让儿子继续当宦官的比较特殊的情况。但另一个方面，毕竟也有不少宦官的确是阉人，哪怕娶了妻子，也导致很多女人生活不幸早死或委身空门，比如内给事邓某之妻王氏，讳晤空，字解脱，有志于佛，死后遗命葬于香积寺之南院。王氏的名与字显然不是其父母确定的，任何父母决不会给孩子起一个如此消沉颓废的名字，很可能是王氏出嫁后心灰意冷，转而信奉佛门以求解脱，才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与字。

千百年来，甘露一事都吸引着许多后来关注和研究的人们，这件事表面的经过通过史书描绘，好像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皇帝与亲信希望重振朝廷声威与宦官进行了一次抗衡，结果遭到失败的巨大憾事。可事实当真如此简单吗？

之前郑注和李训在大和五年处置宋申锡时还被视为依附王守澄的奸邪小人，怎么短短两三年就忽起这么大变化，居然倒戈与宦官为敌，最后还变得和英雄义士一般。若论形象反差之大，整个唐代史书里，貌似都没有他们两个这么富有戏剧性。

影视剧中的仇士良形象

最后的甘露行动，李训和郑注好像还互有矛盾，是李训贪功冒险搞出一场看甘露的演出，结果害人害己，但究竟为什么会行动失败？当真是李训的贪功冒进吗？甘露一事由于充满种种戏剧化的情节，以至于充满不少的疑团，当然失败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可到底演变过程是怎样，发生了什么却云山雾罩并不那么清楚。

首先，李训为何改变原定计划？李训害怕与郑注争功，可能只是事后记录的分析推断。出于当时通信往来不利，鉴于之前宋申锡联络的人越多反而遭到泄露，关于夜长梦多这种顾虑是有一定合理性。李训在城中设计动手，应该不算完全出于贪功，也许是为了快刀斩乱麻。但致命要害在于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考虑金吾卫军，也就是南衙兵。

神策军属于禁军的北衙军，控制皇宫大内（最初神策军于代宗年间调入长安时就安排驻扎于北苑），而金吾卫军在过去府兵制的时候很辉煌，可以掌控整个京师的安防，是真正的禁军。因府兵系统的衰落，南衙金吾卫军在安史祸事后彻底没落，所以唐代宗扩编神策军成为禁军，取代金吾卫军负责宫禁护卫大权，而南衙军落得巡防长安外城的地位，感觉和负责社会治安的巡警差不多。

虽然还保留禁军的名头，但在宫廷和朝廷方面已经没有地位。虽然德宗年间，一度也考虑充实金吾卫军，但重点还在神策军，已经达到近二十万，金吾卫军却没有顾及。到文宗时数据显示，实际装备整齐的金吾卫军可能才区区数百人，所以韩约就算愿意和李训共同行动，根本心里没底，所以进入宫中埋伏才会慌张不安。

其次，李训到底有无真正谋划甘露行动？

看史书记录的整个事件过程，李训确实希望提前行动，但他好像也没有太多时间考察周祥，整个事情都显得十分仓促。比如李训希望利用金吾卫军，可实际只收买了金吾将军韩约。比如当韩约表现惧怕仇士良不敢动手，李训在含元殿呼喊金吾卫将士保卫皇帝铲除宦官，其他金吾卫将士并没什么人站出来响应，所以令仇士良区区数人就在光天化日下挟制唐文宗溜之大吉。反而金吾卫将士没有跟着撤走，在宫中也被后来的神策军一番剿灭。可见李训根本没有收买其他将士，整个计划才显得一败涂地。

当时宰相几乎都被杀，为稳定朝局，另让郑覃、李石提升宰相（实际他们属于和李德裕关系较好），但仇士良每每还拿李训、王涯等人为例子羞辱宰相，朝廷官员每天办事都战战兢兢，整个局面到了空前压抑和无奈的境地。好比郑覃和令狐楚看王涯受刑和供词，两人非常难受，令狐楚知道王涯是被迫承认要推翻文宗，写下诏书指责王涯，但言辞空洞，对他们受刑冤枉十分同情。

有关唐文宗的传记

不久，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刘悟为平卢军李师道属下兵马使，元和末年杀李师道有功任幽州地区昭义军节度使，位于今昌平一带）上书为王涯等人声援。刘从谏在文宗大和初年帮助讨伐李同捷、王庭凑有功，且与王守澄、李逢吉等因贿赂来往关系密切。刘从谏也不断得到文宗信任封赏，在朝廷也颇有影响力，开成元年（836），刘从谏三次上书为王涯等鸣冤，请求赦免他们的罪行，并讥讽宦官。

由于刘从谏手握重兵，他的姿态才让仇士良对大臣们稍微收敛，也不敢再轻易废除宰相，郑覃、李石终于能够继续做事。在郑覃推荐下，大臣周墀、崔球、张次宗、温业负责太学开展铭刻典籍的工程。

郑覃也是门荫入仕子弟，他是德宗时宰相郑珣瑜的儿子，和李德裕之流不同，他并不善于文章诗词，甚至传说他建议文宗废除科举。后来前宰相李固言复相，李石则提出为宋申锡平冤。宋申锡因被王守澄、郑注诬告而流放。郑覃、李固言都赞成，文宗就追复了宋申锡的生前官爵。然后陈夷行、杨嗣复、李珏等一批人陆续被提携，互相之间矛盾又多起来。郑覃、陈夷行被认为与李德裕交好，而李固言、杨嗣复、李珏等被认为与牛僧孺、李宗闵、令狐楚亲密。尤其牛僧孺等一派往往更多人善于诗词文章，所以郑覃建议废科举就视为引发矛盾的典型。

唐代后期朝臣纷争，从元和到大和阶段还可以维持在朝臣之间有不同看法的意见分歧，虽然偶尔有些私人恩怨，主流还是属于公事。如李吉甫、裴度和李逢吉、李宗闵，包括穆宗长庆元年的复试案，文宗年间处置维州，虽然有借助公事打击对方色彩，还不算特别明显。

但文宗开成到宣宗大中这一阶段，性质完全变了，随着令狐楚、白敏中、令狐绹等崛起，很多时候成为纯粹义气纷争，无关对公事与否的分别，包括像郑覃意图废除科举，就因为他不擅长文辞就反对；像令狐綯对李商隐压制，李商隐投靠过李德裕一方（选择跟郑亚当幕僚，甚至娶王茂元之女，王茂元按说与李德裕交情不算多亲密，出于李德裕后来比较重视，而李商隐在甘露之后，从内心是完全支持李德裕，包括李德裕大中初期被贬，李商隐有许多诗歌怀念和称颂。出于生计要结交另一批官员如杜悰，偶尔又有贬损李德裕的声音，显示底层文人的可悲和无奈），坚决将李商隐视为背叛。就连白敏中，最初也是李德裕欣赏提携，为了巴结新君宣宗，立刻见风转舵批评李德裕，也显示后期的朝臣为了巩固地位开始丧失原则。

唐文宗经历甘露一事后，变得十分颓废。按说第二个年号开成也有近五年时间，由于被仇士良软禁，身体和精神大不如前，实际还不到三十岁。他一度对当值学士周墀慨叹，自己受制于家奴，境遇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不禁凄然泪下，周墀听了也伏地流涕。

影视剧中的唐文宗形象

文宗的太子李永当时夭折了，另一个儿子蒋王也夭折了。所以文宗一度是想把敬宗的幼子陈王李成美立为太子，未行册礼就病重，很快离世。

假如我们今天要对唐文宗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综合评估非常困难，以史书形象来看，唐文宗是一个悲催窝囊的角色。自比汉献帝的自嘲桥段历来都感觉是一种心理投影，可唐文宗的情形和汉献帝当时完全不同。

汉献帝幼年就先后被董卓及其部下李傕郭汜各种控制，被曹操迎接到许昌以后更经历各种风波。汉献帝的窝囊勉强可以说一生都在别人的压制下。正如今天分析董卓、曹操，按说都有实力换掉汉献帝自己称帝，只是汉末浓厚的儒家社会氛围不敢轻易尝试，实际他们都在积极准备，等待时机，这是不可否认的。

几百年后唐文宗的情形和汉献帝的经历完全不同，他是被王守澄、梁守谦、仇士良等一批掌握禁军的实力派宦官拥戴，前期并没有完全受宦官的控制，甚至也不受某一个宦官控制。

正如之前提过，宦官虽然威胁朝臣，但并没有取代朝臣，前期唐文宗得到裴度等一批很优秀的大臣支持，比如还有李德裕等人，唐文宗说不上就是充当宦官的傀儡，只不过我们容易被史书后面的情形迷惑，认为唐文宗做不了主，这是一种同情唐文宗遭遇的史笔迷雾。

实际大和和开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就是分水岭。唐文宗在大和时期是能够处理和控制朝野局势的，好比对李德裕、牛僧孺等人的处置，对任用宋申锡、郑注、李训的安排。尽管需要顾忌王守澄、仇士良等人，但并非做不了主。

唐文宗为了自保，大和年间是避免激怒王守澄，后期则是仇士良，包括维系朝局，所以长期都倾向采取缓和的方式。尤其甘露失败之后，更不奢望搞什么大动作去动摇仇士良等人利益，文宗期间伴随上升到激烈的纷争，实际完全都有唐文宗刻意酝酿的因素在内。

因此，唐文宗虽然有一些抱负理想，但骨子里非常保守，有些懦弱，尤其无可奈何的结局感觉博人同情，往往忽略宋申锡的悲剧，甘露的失败很大程度都脱离不了文宗本人的责任。

宋申锡出事以后，文宗不但没有积极的作为，反而他是帮助王守澄等人除掉宋申锡。出于自保，他也倾向于启用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令狐楚等无所作为等辈，反感裴度举荐李德裕入朝主事。

随着时间推移，唐文宗又对李宗闵、牛僧孺不大满意，又因为郑注、李训的说辞，酝酿甘露行动。实际是他渴望从种种尴尬的境地中挣脱，寻求更加安全的地位，还是一种短视的自保行动。只不过看起来，除掉宦官与振作朝局两者并不违背，甚至要算一个重要前提。假如一开始唐文宗就选择重视裴度和李德裕（包括还有刘蕡、杜牧等比较有实际才干的文人）等有能耐的一批大臣提供方案，恐怕后来不会是那么糟糕的样子。

唐文宗为了保密躲躲闪闪，借李训、郑注谈易经、看医生等名头，李训、郑注确实有一些小才，也帮助皇帝肯转变是一种额外的效果，但过于鲁莽冲动也足以说明他们有很大局限性。

李训、郑注先把李德裕、李宗闵等人全排除出朝堂，还实际也迎合文宗内心同时希望摆脱朝臣派别的隐秘心理。但文宗没有考虑到，如此一来，能否顺利廓清宦官强大的势力就很成问题。甘露一事过于迷信李训、郑注偷袭一般的行动可以成就大事，说明太过天真。结果皇帝反而成了仇士良的俘虏，再次证明文宗空有抱负，毫无本领的事实。

甘露行动需要保密低调当然正常，可皇帝没有提供一些智谋指示李训、郑注如何确保行动顺利，哪里显出忍辱负重的志向和手段？

这一点，假如对比后来的宣宗李忱（宣宗继承文宗之后武宗的位子，辈分上是文宗李昂的叔父，年龄比李昂小一岁），能从神策军马元贽的控制下摆脱，后来还博得一个“小太宗”绰号，当然也有夸饰的意思，但比唐文宗的确胜出许多。所以唐文宗在史书形象博取后人同情，与实际作为来看水分很大，何况甘露一事牺牲那么多无辜朝臣的性命，也令晚唐局势越发艰难，可以说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