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人民广场的一间老办公室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特殊的档案。档案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962年，一位退伍军人想要进入上海市政府工作，他的条件非常优秀——南京军区某部队的优秀指导员，立过三等功，入过党，还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按理说，这样的条件，进入市政府工作并非难事。然而，当时的上海市委秘书长却坚决反对。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退伍军人，竟是市委秘书长的亲生儿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位位高权重的父亲，为何会对自己的儿子如此＂冷酷＂？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1932年的山东，正值寒冬。济南师范学校的校园里，几个学生围在一起偷偷传看一份《共产党宣言》。其中一位身材瘦高的青年，正是王一平。那个时期的济南师范，表面上看去平静安宁，实则暗流涌动。

＂先生，我想跟您讨教一个问题。＂一天晚上，王一平敲开了进步教师李明远的房门。这位在学校里以严厉著称的教师，却暗中在传播进步思想。从那天起，李明远的房间就成了王一平经常光顾的地方。

＂你们知道吗，就在前几天，日本人在山海关打响了进攻的第一枪！＂1933年初的一天，李明远在课堂上突然说出这句话，全班同学顿时噤若寒蝉。这句话像一颗火种，点燃了王一平心中的怒火。

很快，王一平加入了学校的读书会。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革命理论。白天，他是一名普通的师范生；夜晚，他却在勤工俭学的工厂里向工人们宣传革命思想。

1935年春天，山东大旱。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王一平的家乡爆发了。当地的农民因为交不起苛捐杂税，纷纷走上街头请愿。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体恤民情，反而派军队镇压。

＂现在，是我们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一平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商议组织暴动的事宜。

三天后的清晨，数千名工农群众聚集在县政府门前。他们手持农具，高喊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王一平站在人群中央，带领大家向县政府进发。

然而，国民党军队早有准备。当暴动队伍刚到达县政府门前，机枪声就响了起来。混乱中，王一平看到许多同志倒在了血泊之中。

＂快撤！分散撤退！＂王一平带领剩余的同志且战且退。但是，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老农民拉着王一平钻进了一个地窖。

＂小王啊，你先在这里躲着。等天黑了再走。＂老农民说完，小心翼翼地盖上了地窖的盖子。

当天夜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一平换上了一身商人的行头，混在一支运输队伍中，躲过了敌人的搜查，秘密转移到了北平。

到了北平后，王一平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很快就接到了新的任务：前往西安，在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这一去，就让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7年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员。这位学员就是从西安辗转而来的王一平。在抗大的日子里，王一平不仅刻苦钻研军事理论，更是在实战演练中表现出色，多次获得教官的表扬。

＂王同志，组织决定让你留校任教。＂1938年春，在抗大毕业典礼结束后，校长林伯渠对王一平说道。就这样，王一平成为了抗大战术教研室的一名教员。

然而，课堂内外的王一平判若两人。在讲台上，他是一位严谨的军事教员；而在演习场上，他却是一位勇猛的战士。有一次军事演习，王一平带领的学员队伍在劣势情况下，巧妙运用地形优势，成功＂击溃＂了由资深教官带领的对手方。

＂小王啊，你这打仗的本事可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吧？＂演习结束后，林伯渠笑着问道。

1938年冬，组织决定派王一平前往山东老家，协助八路军开展抗日工作。刚到山东，他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调查日军在胶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为了完成任务，王一平化装成一名货郎，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白天，他在村里摆摊卖货；夜晚，他则悄悄记录日军的活动情况。就这样，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绘制出了一份详细的敌军部署图。

这份情报很快发挥了作用。1941年春，日军对山东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王一平根据掌握的敌情，带领部队采取＂游击战＂战术，在敌人薄弱环节展开突袭。

有一次，王一平得知一支日军运输队要经过莱芜附近的山路。他立即带领一个排的战士，在半路设下埋伏。当日军运输队经过时，王一平一声令下，战士们同时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不仅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还俘虏了十几名日军士兵。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王一平已经是华野第八纵队的政治部主任。1947年的一天，他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协助友军解放济南。

＂同志们，这次行动关系到整个华东战局！＂在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王一平对战士们说道。很快，第八纵队就与友军一起，对济南发起了猛烈进攻。

战斗中，王一平经常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有一次，一个连队在进攻中遇到了强大火力，伤亡惨重。王一平二话不说，抄起一支步枪就冲到了最前线。在他的带领下，连队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948年底，王一平调任第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正在长江一线构筑防御工事，企图以此阻挡解放军的南进步伐。

＂必须尽快突破敌人的防线！＂在一次作战会议上，王一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让部分部队化装成流民，混入敌军防区内部，为主力部队的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这个计策获得了指挥部的采纳，并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这样，在王一平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解放军顺利突破了长江防线，并一路南下，将解放的火种带到了浙江。正是这场胜利，让陈毅老总注意到了这位文武双全的将领...

1950年的上海，百业待兴。陈毅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英美洋行和本地投机商人联手，大量囤积民生物资，哄抬物价，让刚刚解放的上海经济秩序陷入混乱。

＂得找个懂经济的帮手！＂陈毅当即给第八兵团发去一封电报，点名要调王一平来上海。

上任伊始，王一平就接到了一份特殊报告：位于外滩的某英商洋行，近期大量收购棉布，导致市面上棉布价格飙升。当时有同志提议，直接查封洋行，但王一平却提出了另一个方案。

＂与其硬碰硬，不如借市场之力制衡他们。＂在一次市委会议上，王一平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很快，一个代号为＂春雨＂的经济行动悄然展开。

市委先是暗中从各地调集了大量棉布，然后通过国营商店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投放市场。洋行见状，立即开始大量收购这些平价棉布，企图继续控制市场。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源源不断的棉布像春雨一样，不断投放市场。

＂这些洋行的资金总有耗尽的一天。＂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囤积棉布的洋行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迹象。最终，这些洋行不得不低价抛售库存，棉布价格随即回落。

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的胜利，让王一平看到了市场调控的重要性。1951年，上海出现了粮食投机风潮。这一次，王一平故技重施，但加入了新的战术。

＂必须打一场长期战。＂王一平提议在全市设立粮站网络，就近向居民供应平价粮食。同时，他还建议在重点地区设立米粮储备仓库，确保粮食供应。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平还派人暗中收集各个粮商的经营数据，分析他们的资金实力和囤积能力。根据这些数据，他精确计算出了打击投机所需的粮食数量和时间节点。

＂别光顾着打击投机，还得扶持本地工商业。＂在一次调研中，王一平发现很多本地小商户因为资金短缺，难以维持经营。为此，他提出了＂分类扶持＂的政策：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通过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对于有意转型的商户，则帮助其加入合作社。

1953年，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一些外资企业开始主动寻求与国营企业合作。这正是王一平当初提出的＂以市场换市场＂策略见效了。通过前期的市场调控，让这些外资企业认识到，与其对抗不如合作。

＂工商改造不是单纯的没收充公，而是要让他们心服口服。＂这句话成为了王一平主政上海期间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他的建议下，上海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方式，既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又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造。

到了1954年，当年那些与洋行勾结的投机商人，有的已经转型成为了国营企业的技术顾问，有的则加入了合作社。而那些洋行，也纷纷主动申请公私合营。这时，陈毅找到王一平说：＂老王啊，你这个经济战打得可真漂亮！＂

1962年的一天，上海市委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来访者是一家国营工厂的厂长，他手里拿着一份报告，说是要为王一平的侄子调动工作。

＂这份报告，我看还是收回去吧。＂王一平将报告推了回去，＂工作调动要按照组织程序来，不能搞特殊。＂

这样的事情在王一平身上并非个例。1965年，一位老战友的儿子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来找王一平帮忙解决住宿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地学生必须在指定区域租房居住。

＂老战友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但规矩不能破。＂王一平对老战友说，＂大学有自己的分配制度，我们得按规矩办事。＂

在上海市委工作期间，王一平住在一间由组织分配的老公房里。房子年久失修，墙壁上的油漆都开始剥落。有同志提议给他换一套新房子，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我这房子住得好好的，换什么房子？＂王一平总是这样说。直到1977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依然住在那间老房子里。

1970年代初，上海一家百货公司准备进一批进口商品。按照惯例，领导干部可以优先购买。当时的供应科主任特地打电话到王一平办公室，询问需要预留些什么。

＂不用给我预留，让老百姓先买。＂王一平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有同志问起这事，他说：＂当领导的，就是要让群众先享受好东西。＂

在王一平的办公室里，一直放着一个旧皮包。这个皮包是他在延安时期用的，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他一直舍不得换。秘书曾经偷偷买了一个新皮包放在他办公室，却被他发现后立即让秘书退了回去。

＂我这皮包，陪我打过仗、搞过生产、做过工作，虽然旧了点，但还能用。＂这是王一平常说的一句话。

有一次，市里要给领导配专车。按照规格，王一平应该配一辆上海牌高级轿车。但他坚持继续使用原来那辆普通的嘉陵牌小轿车。

＂车子不在新旧，关键是能把工作做好。＂这是他对车队负责人说的话。

即便在位高权重时，王一平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每到饭点，他都跟普通干部一起在机关食堂排队打饭。有人劝他可以让工作人员送饭到办公室，他总是摆摆手说：＂我这两条腿还能走，就不麻烦别人了。＂

1975年，上海要举办一次重要会议，会务组特地给与会领导准备了精美的茶具。王一平知道后，立即叫停了这项采购。

＂开会喝茶，用普通茶杯就行了，何必搞这些排场？＂在他的坚持下，会议最终使用的是普通的白瓷茶杯。

这种清廉作风，不仅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更影响着他的从政理念。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上海市委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涉及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的事项，一律从严掌握，不得开特殊口子...

1962年的一个春日，上海某机械厂的车间里，一位年轻工人正专注地操作着车床。这个年轻人就是王一平的大儿子王建国。此时的他，刚从部队退伍不久。

＂建国同志，厂里要办培训班，想让你去参加。＂车间主任专门找到王建国，＂这可是个好机会，培训完就能当技术员了。＂

＂主任，还是让别人去吧，我就安心当个钳工。＂王建国谢绝了这个机会。其实在此之前，他曾给父亲王一平写过信，询问是否可以参加培训班。

＂当一线工人怎么了？样样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这是王一平回信中说的话。就这样，王建国一直在车间工作到退休，成为了厂里的技术能手。

大女儿王红的经历更是令人称奇。1965年，她从军队退伍后，被分配到湖南一个偏远的农场。初到农场时，她给父亲写信，说是环境艰苦，想调回上海。

＂你去看看老乡们住的什么房子，吃什么饭？我们党的干部，就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王一平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此后，王红扎根农场，带领农场职工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把一片荒芜变成了丰收之地。

1972年，王一平的二儿子王建民从技校毕业。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他主动申请去了新疆建设兵团。

＂爸爸，我想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临行前，王建民对父亲说。王一平什么也没说，只是给儿子收拾了一个旧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旧棉衣。

在新疆，王建民从一名普通拖拉机手做起。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自学机械知识。十年后，他成了兵团里有名的＂机械医生＂，编写的《拖拉机维修手册》在兵团广为流传。

小女儿王芳1975年高中毕业，本可以通过关系进入市里的机关工作。但她选择了去一家纺织厂当纺织女工。

＂我想像普通人一样工作。＂这是王芳对父亲说的话。在纺织厂，她从最基础的挡车工做起，一干就是三十年。期间，她多次获得技术革新奖，还培养了一批年轻工人。

最小的儿子王建华的选择更是出人意料。1978年，他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却放弃了留在城市的机会，回到农村当了一名农技员。

＂我学的是农业技术，就应该到农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王建华的选择。在农村，他推广新品种，改进种植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2007年，王一平去世时，他的五个子女都已到了知天命之年。这些年来，他们始终坚守在普通工人的岗位上。儿女们都说，父亲给他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权势地位，而是踏实做人的品格。

在王一平的追悼会上，一位老工人这样说：＂老书记的子女们，没有一个当官的，但他们都是普通岗位上的好把式。这，或许就是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