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四年（1097年）盛夏，六十二岁的苏轼踏上儋州土地。望着海岛上瘴气弥漫的密林，他苦笑着将仅存的药囊埋入沙土——这片"海外鬼门关"，注定要成为他的埋骨之地。而千里之外汴京城中，宰相章惇正批阅着贬谪苏轼的诏书，朱笔悬停良久，最终重重落下。
治平二年（1065年），陕西终南山云雾缭绕。凤翔府判官苏轼与商洛令章惇并辔而行，二人谈笑间策马跃过深涧。章惇解衣袒腹卧于青石，苏轼戏谑其腹中藏满"谋反事"，山间回荡着知己的笑声。彼时的他们不会想到，三十年后竟成生死仇雠。
熙宁二年（1069年）的汴京，成为二人命运转折之地。章惇投身王安石变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挥斥方遒；苏轼却因《上神宗皇帝书》痛陈新法弊端，被贬杭州通判。乌台诗案爆发时，狱中的苏轼握着一封血书——那是章惇冒死呈递的奏疏："先帝仁宗以轼为宰相器，陛下岂能以文字狱毁栋梁？"
元祐元年（1086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启用旧党。苏轼重返朝堂任翰林学士，章惇则被贬知汝州。在洛水送别宴上，章惇痛饮三杯："子瞻今日得意，可还记得终南山笑语？"苏轼默然，将故友的诗稿投入火盆。
绍圣元年（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重启新法。章惇拜相首日，便以"诽谤先帝"罪名将苏轼贬谪惠州。当苏轼在罗浮山下烹制"荔枝三百颗"时，章惇瞥见其"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诗句，朱批急诏："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那道催命的琼州别驾敕令，跨海飞至惠州码头。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北归途中的苏轼在金山寺见到章惇贬谪雷州的榜文，提笔写下《与章质夫书》："某与丞相相知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次年苏轼病逝常州，章惇在雷州茅屋中闻讯，将苏轼当年所赠端砚投入井中，七日后呕血而亡。
这对曾经的知己，在党争漩涡中沦为政敌，却又在暮年隔海相望。苏轼至死未改"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赤子心性，章惇临终前焚毁所有与苏轼往来书信。他们的恩怨，恰似大宋党争的缩影——在理想与权力的撕扯中，再纯粹的情谊也难逃时代的碾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