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邯郸三少年杀人案被核准追诉，杀害13岁同学的三少年已经被刑事拘留。

法律再一次告诉人们，未成年不是犯罪的保护伞。

人们在震惊于少年杀人手段残忍的同时，也不禁会问，三个原本应该天真烂漫的少年，是如何变成杀人犯的？

究竟是为什么，让他们如此凶残，如此不择手段，如此冷血无情。

这则“少年杀人”的新闻，让人忍不住想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老片。

这部电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局限性，它也让我想起许鞍华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写不出来，才要拍成电影。”

故事改编自当年震惊台湾全岛的史上首例青少年杀人案。

牯岭街上，导演杨德昌的初中校友茅武连砍了自己女朋友7刀，致其死亡。

30年后，杨德昌则用了237分钟呈现了一个少年对世界逐渐幻灭的过程。

单写剧本就花了3年。

92个场景，数十位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关系纠结图。

杨德昌也花了一年时间给一帮没演过戏的男孩们封闭式训练，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青春图景。

有声有色，触手可及。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

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

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与其说是故事，倒不如说是故事里的一个结果。

当牯岭街的少年们成为“杀人事件”的主人公时，他们亦经历了一场彻底、彻骨的自戕。

少年们的青春戛然而止之后，成为了焦点话题，也成为了社会上一个隐秘而又刺眼的伤痕。

当然，整个故事最容易代入的，还是主角小四。

扮演“小四”的演员张震在家里就被唤作小四 （杨德昌故意的） 。

小四一家随军从上海来到台湾。

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小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没有专任聘书，每年提心吊胆等着续约。

家里共有五个孩子，负担很重，衣食拮据。

小四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小妹，那时的观念还是“女儿终归要嫁出去 ”，二哥已被退学。

可以说小四成了一家人的希望寄托。

小四平时成绩优异，但在考取中学时，不知什么原因国文的分数很低，只能到中学的夜间部读书。

夜间部的学生大多不爱学习，结成小团体或是加入帮派，在混乱的环境中寻求安全感。

小四沉默寡言、性格内敛，在家里很少和父母沟通，在学校里有几个朋友。

朋友爱折腾，组乐队，跟着帮派混一混，但小四总是站在边缘张望，很少参与其中。

他对周围的一切似乎保持着审视的态度，在习惯的孤僻氛围中待久了，不愿轻易走出去。

或者说，小四对自己该如何面对世界还充满疑惑，正用这种姿态慢慢寻找属于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小四还是一个有强烈原则性的人。

因外表老实，小四有时会被小混混欺负，但他毫不畏惧。

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一旦有人欺负到头上，他绝不畏缩。

他总是据理力争，比如一个小混混抄袭了他的试卷，老师们不管真相如何，一起惩罚了两人。

小四对这样的处理很不服气，和老师争吵，结果引来更重的惩罚。

在常人眼中，这明显是不懂变通。

小四太老实，从不想着如何用更圆滑的方式处理问题，做事总是那么直接，而在老师眼里，这是叛逆和不识时务。

小四的这种性格特点和父亲非常相似。

父亲为人耿直，不愿借用公职与别人进行关系上的来往。

工作这么多年，他的职位一直不高，没什么晋升。

朋友和妻子时常劝他，在当下变动不安的环境下，人要懂得变通，懂得互相帮助。

父亲的原则性在成人世界中似乎更难坚持，时时遭遇两难的困境。

比如他不愿小四在夜间部读书，不得不通过朋友的关系尝试调动。

小四将这一切看在眼中，心底也焦虑着未来。

在这个年纪，小四凭着孤僻的性格，依靠着内心的强力，在自己和混乱的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保持着警惕的距离。

然而，这道线会随着成长不断模糊，个人生活终究和外部世界发生更深层次的触碰。

很快，这个时刻降临了，小明在小四的世界里现身，两人之间激起了朦胧的爱意。

对小四来说，这前所未有。

他孤独的内心仿佛第一次感受到了夏日的阳光，曾经保持疏离关系的冷淡的世界，忽然变得明亮和温暖。

“哪有什么原则可言，想生存就要顺应世界。”

小明和小四仿佛是两个极端

可惜的是，小明似乎不是一个能为小四带来持久阳光的人。

她的性格、处事方式与小四差别太大，甚至是针锋相对。

父亲早逝，小明从小跟着母亲艰苦生活。

她们没自己的房子，母亲到富足人家做佣人，她们就寄居在那里。

母亲一直念叨着将后半生寄托在唯一的女儿身上，这沉重的期待让小明无力承受。

她寄人篱下，看人眼色，在这般年纪已懂得如何取悦和吸引别人，来寻找依靠。

在恋爱上，小明的这种心理非常明显。

她和不同的人谈恋爱，刚开始是和小公园帮派的头目Honey，当Honey为了她杀人潜逃后，她又和学校里的小混混谈恋爱。

她还和学校医务室的小医生有着若隐若离的交往。

后来，她又成功吸引小四的倾慕。

不能否认小明在谈恋爱中确实动了真情。

她在Honey走后非常想念他，在片场中试镜时也一直盯着房梁，期待小四的出现。

而这种交友方式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在外人看来，她在不同男人那里获得情感上的依托或是一定的物质资源。

小明对待感情的态度是矛盾的。

依附别人时，小明又看到他们似乎只是将自己视为占有物，一旦自己有了大麻烦，男人们就避而远之，无法给她长久的依靠。

小明不愿这样受人摆布，她想在关系中获得一定的控制感，至少她能自由地对待感情，坚持自我，不为别人做出刻意的改变。

长远来看，这样的小明很难和小四相处下去。

在小四的理想世界里，一切都是有序的，从一而终的，即便现实残酷，也必须直面，试着抵抗。

但对小明来说，以合适的方式来顺应世界才是更轻松的、更安全的生活之道。

随着了解的深入，小四对小明感到了失望。

但是小明用自己的温柔暂时掩盖了冲突。

然而，事情在一点点变糟。

“我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被你改变的。”

小四从生活的观望中逐渐找到了精神支撑，明白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世界。

首先，父亲为他立下了榜样。

小四不服老师对抄试卷一事的处理，父亲被叫到学校。

他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学校的做法确实有失公允，没有求情，反而替儿子争辩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往日里沉默的父子难得一见地敞开心扉，进行了严肃的交流。

父亲教导小四，人不应该为没有犯下的错误而道歉，应该从读书中找到自己做人的道理，并勇敢地相信它，坚持下去，人应该用自己的努力来决定未来。

同时，小四在与小公园帮派头目Honey接触后将之视为精神偶像。

Honey从台南回来，看到女友小明正和小四谈恋爱并没有追究，他看出小四是老实人。

小四看到Honey身上闪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为人重情重义，遵守江湖规矩，讨厌为了利益而不讲道义的人。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他眼中都是一本武侠小说，当他讲述其中令其折服的情节时，Honey就是现代版的侠客形象。

正是这两个人的精神感召，小四渐渐明确自己的人生态度，要坚守信念，即便困难重重也不能屈服和改变，必须行动，必须将之贯彻下去。

一切来得那么迅速，走得也那么突然。

Honey孤身和敌对帮派对峙，不料被对方用无耻的方式暗算而死。

父亲则因政治瓜葛被软禁审查，在身体和精神上被反复折磨。

被放出来后，他几乎变了一个人，敏感多疑，畏畏缩缩。

小四和老师又发生冲突，父亲再次被叫到学校。

这一次他没了之前的强硬态度，低声下气地为儿子求情，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

小四看着这样的场面，满心的怒火奔涌而出，砸了办公室的灯，毅然退学。

精神偶像的死去，父亲形象的崩塌，小四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想象完全转移到爱情上，他希望能在自己和小明之间守护内心的希望。

退学后，他无法天天与小明相见，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他决定用功读书考上日间部。

两人不得不分离一段时间，在树下分手后，两人的感情走向了歧途。

小四在考试之后得知，小明在这段时间与自己的朋友小马谈起了恋爱。

小马是司令的儿子，家境优渥，正好家中的佣人离开，小明就和母亲搬到了小马家中。

小四无法接受这一切，为此和小马绝交，并在校外持刀堵截他。

一天晚上，拿着短刀的小四被小明看到，两人发生争吵。

在小四眼中，小明的所作所为遭人鄙夷，他在无形中将自己对世界的最后幻想强加到两个人的关系之中。

他不愿自己喜欢的人被别人看不起，以救世主的姿态，想将小明“拯救 ”出来。

而小明直指这种想法中的自私，她觉得小四眼中只有自己，他奢望这个世界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转，这是天真和幼稚的。

当小四听到小明对自己坚信的一切表示嘲笑，他在激动中将刀子捅向小明......

再看一遍，你会发现，这场谋杀，只是冰山一角。

犯罪的冲动看似偶然，但犯罪的诱因，早已死死的嵌在整个环境。

请忽视少年，留意他们身边的成人。

他们大多出没在黑暗，神情疲惫。

即使大白天，也总低着头，皱起的眉头隐藏在烟雾中。

相比热血腾腾的少年们，他们安静得不像活物。

杨德昌在影片开头4分钟，就用30秒的黑屏白字提醒我们——

时代才是促成牯岭街少年杀人案的根本原因。

牯岭街上，为何帮派横行？

时局动荡不安，个体惶惶终日。

从1949年到1987年， 是国民党政府治下的“白色恐怖时期”。

被揭发有共产党嫌疑，结果无辜被杀的人多达14万。

人人都是恐怖分子。

杨德昌用了大量的框架式构图，门，窗，走廊，皆为囚笼。

《牯岭街》里之所以大部分情节在夜间发生，就是因为主角处于一个蒙昧不清的黑暗社会。

杨德昌曾说要将这部电影献给父辈，“ 他们吃了许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

但吃苦的父辈，真的让子女免于吃苦吗？恐怕只是在安慰父辈罢了。

移民二代的迷惘和焦虑，不逊于上一辈。

他们疯狂沉迷于美国流行文化，组乐队必唱猫王，靠打别人，被人打来划分地盘。

所求的，不过是一点身份认同感。

小四杀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父亲。父亲曾是他的偶像。

第一次考试被记过，是因为别人抄了他的试卷，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把小孩交给你，是要教他成为光明正大的人。

回家的路上，父亲说的话还言犹在耳。

读那么多书，是要在里面找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啊？

可这样的父亲，最终被人诬陷跟共产党有勾连，被抓进了警备总部软禁起来。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

再去学校，对主任唯唯诺诺，弯腰赔笑。

一场审查摧毁了父亲的自尊，也坍塌了小四的信仰。

几天后的夜晚，在他杀死小明的时候，骂的还是父亲打孩子时高声叫喊的话——不要脸，没有出息啊！

青春片，扎根于时代大背景的沃土，方不显轻薄。

在华语电影导演之中，杨德昌相当特殊。

他的特殊倒不在于他的文以载道，中国大部分优秀的或者说有想法的创作者都是如此，而在于他始终的理性，在于他追问到底的执着或者说幼稚。

中国的大部分导演，就如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从子里过分的早熟或者犬儒，让他们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精致的老态。

他们天然地知道，真理是不存在的，道德是相对的，理想国是不可能到达的，所以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谅解，坚定不移地哀叹。

这样的好处是，他们能够体谅这个世界的复杂，人性的暧昧，不去苛责人，但坏处是他们过早地放弃了追寻答案的冲动，甚至是会养成一种隐性的懒惰，以悲天悯人的名义。

而这一点，正是杨德昌的好处。

相对于他其他那些杰出但稍显干燥的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难得地有着一种汁液丰沛的感觉。

他电影中那种有些人难以适应的说教腔，在这部电影无比丰富的细节的衬托之下，也显得相当的自然。

与他其他电影中过于明显的愤怒情绪相比，这部电影外表上看起来更加节制，内在也更加多元。

它既关于爱情，但又不止于爱情。它既关于成，但又不止于成。它既关于个体，但又不止于个体。它既关于整个社会结构，但又止于社会学分析。它既是一个人的毁损，也是一个时代黯淡的倒影。

也许是得益于这部电影取材于他少年时的真实生活，牯岭街的每一处物，人物那些独特的站姿，高中夜间部那显得昏的灯光，那些从各处流淌出的美国六十年代音乐，无不渗透出一种杨德昌电影中少有的情怀。

那种伤感的无法释怀的柔软，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已经逝去的伤感，一种对于即将崩坏的不忍，一种对于具体的人和物的爱，与杨德昌惯有的清澈、锐利相结合，让电影有了一种独特的质感。

这是一部没有真正反派的电影，杨德昌尊重了每一个人的欲望并如实地表现出来。

它表现凶暴，但也表现凶暴的来源；它表现人性恶的一面，但并不否定它善的那一面。

正如它呈现小四理想主义的那面，但并不讳言他内在的矛盾和懦弱一样。

毕竟，人从来都不是条分缕析泾渭分明的物种。

或许连电影本身也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解决生活这个大问题的答案。

它只是抛出一个问题让我们思考，人生在世，就是在一片混乱又复杂的丛林中不断与生活搏斗的过程。

很多人最后选择妥协，过上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一生；有的人则不愿委屈自己的心，拼命地想把内心的不满发泄出来，破罐子破摔也在所不辞。

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收获，也有不同的失去。

最后小四儿被送到警察局，当警员提出让他换下身上血迹斑斑的白T恤的时候，他从呆滞地坐着突然发起狂来，大喊地想从警员的控制中挣脱出来，制止他们要他换衣的要求。

他喊的是：“她是我的，不可以把她拿走！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啊……”

给小四儿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他这样无助地挣扎着，带着哭腔地喊着，好像希望小明可以再回来。

一个孩子，挣脱了木屐的双脚因为带着血污，在地板上留下一团团血红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