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悬案至今未破，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美剧《心理神探》及其原型人物安伯吉斯的故事引人深思。这部由大卫·芬奇执导的剧集，塑造了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心理学家Wendy，其原型正是FBI探员安伯吉斯。
安伯吉斯最初是一名精神科护士，专注于研究性侵受害者，并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最终被FBI招募。她将性犯罪与连环杀人案联系起来，通过分析现有案件的规律，推断出犯罪者的心理、社会阶层、性别等特征，为警方破案提供有力支持。
安伯吉斯后来出版了自传和案件合集《凝视深渊》，其中也记录了她初入FBI时，在一个几乎全是男性的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一位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导的领域中脱颖而出，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女性与悬疑探案的天然联系悬疑探案领域看似男性主导，但其读者和观众却以女性居多。据统计，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约有六到七成的悬疑小说读者和电视剧观众都是女性，例如相关平台的关注者中约70%左右是女性。
为何女性对凶杀犯罪的故事如此着迷？在更大的文化消费领域，女性观众和读者的数量也普遍超过男性，例如戏剧行业。这并非仅限于犯罪领域，其他类型的文化消费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许多女性读者并非将凶杀案件视为猎奇的恐怖故事，而是更关注其中的故事性和情感关系，例如家庭纠纷、亲子关系和婚姻问题等。
测写、证据与信息污染在许多悬案中，会运用类似FBI和安伯吉斯当年的测写和推理方法进行分析。众多案件中，哪些证据和搜集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大多数案件都令人难忘，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案件的信息污染非常严重，例如黑色大丽花案。
该案件因其知名度高，讨论的人多，导致谣言和添油加醋的信息泛滥。几十年过去，想要从中提取真实的证据变得愈发困难。
受害者的污名化信息污染也凸显了受害者在公众眼中遭受污名化的现象，其程度甚至比一些杀人犯更为严重。例如，黑色大丽花案中的受害者是一位漂亮但被认为爱慕虚荣、情商低的女孩，她只是想成为明星或拥有一个家庭，却被残忍杀害。
然而，社会舆论却将她贴上“妓女”和“荡妇”的标签。这种叙事方式非常典型，在流行文化中屡见不鲜。
尽管近年来影视作品和小说的此类倾向有所减少，但从童年时期开始接触的影视、文学作品，似乎总是将美女和凶杀联系在一起。
从安伯吉斯的经历到黑色大丽花案的反思，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悬疑探案领域独特的视角和贡献，同时也揭示了信息污染和社会偏见对真相的遮蔽。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如何保持客观、尊重事实，避免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大众的猎奇心理和媒体的渲染往往会模糊事件的焦点，将受害者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真正的罪恶却可能被掩盖。 正如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我们，我们探究罪恶的同时，也需要审视自身，警惕被偏见和谣言所裹挟。从怪兽电影海报到现实的沉默
怪兽电影海报上经常出现美艳的女人与怪兽并列的画面，女人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被消费，甚至被暗示为咎由自取，这种看似挑动公众兴趣的设定，实际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受害者的某种偏见。 这种现象也折射到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在受到伤害后选择沉默，不愿说出自己的遭遇。
MeToo运动与迟到的觉醒
"MeToo"运动的兴起，促使许多女性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意识到自己曾经也是受害者。有些女性甚至在事发多年后，才敢向完全信任的朋友吐露真相。
这与社会文化对女性“完美无瑕”的苛求不无关系。这种观念给“受害者”的身份打上了负分，尤其是在对女性“纯洁”的无理要求下，遭受侵犯的女性往往感到自己被“污染”，因此不愿承认受害者的身份。
自我保护机制与虚假的控制感除了社会压力，不愿承认受害者身份还有另一层原因：许多女性在受侵犯时感到无能为力，不愿承认自己当时的无力反抗，反而倾向于将自己描述为“自愿”。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她们在心理上获得某种控制感。
而事实上，她们可能是在被一步步带入无法拒绝的境地后，选择自欺欺人，以减轻无法宣泄的痛苦和愤怒。
无力感与虚假赋能：从性侵犯到权力压迫意识到自己无力反抗，又无力复仇，这种矛盾容易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甚至精神分裂症。为了缓解这种痛苦，许多人选择给自己虚假的赋能。
正如心理学家安伯吉斯的研究指出，这种侵犯不仅是性的，也是权力的。安伯吉斯最初关注的是性侵和强奸的受害者，但他发现，社会通常只关注变态的作案者，而忽略了这些人是如何变成这样的。
他的研究涉及许多连环杀人犯，发现他们大多将女性物化，甚至在布置尸体时，也把她们当成物品。谋杀成为了物化的极端表现，这在《心理神探》和《凝视深渊》中都有提及。
《心理神探》探讨了连环杀人犯反复作案的原因：他们心理上的冲动和疾病无法自洽，杀人成为了一种“治疗方式”。杀完人后，他们如同治好了病一样，获得暂时的安宁，等到“病情”复发，又会再次作案。
这种观点令人不寒而栗，揭示了一个扭曲的社会心理环境。
女性受害者困境是一个复杂且令人痛心的社会问题。从电影海报的符号化呈现，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沉默与自我归罪，都反映出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和偏见。
打破这种困境，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改变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给予受害者更多理解和支持，并深入研究犯罪心理的成因，从根源上预防此类悲剧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要赋予女性真正的力量，让她们能够勇敢发声，保护自己，不再活在恐惧和沉默之中。
犯罪心理的迷思目睹某些推理案例时，不禁令人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受：杀人似乎成了一种扭曲的治疗方式。这引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像埃德蒙·坎普（Edmund Kemper）那样身高接近两米、拥有高智商，且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备受喜爱的人物，为何会犯下滔天罪行？即使是FBI资深探员罗伯特·雷斯勒（Robert Ressler，原型为约翰·道格拉斯 John Douglas）也对其评价甚高，认为他聪明、善解人意，沟通起来令人感到舒适。
这种极端的反差，让人难以理解犯罪心理的复杂性。
高墙内的艺术之旅一次在女子重刑犯监狱开展的艺术项目，带来了一段意想不到的经历。与预想中截然不同，这些犯人展现出令人惊讶的一面。
她们是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在艺术工作坊中勤奋、 expressive，愿意敞开心扉，渴望得到信任，对艺术的感受细腻而认真。然而，在了解她们的背景和罪行后，却令人不寒而栗。
例如，一位女犯人因为吸毒或酗酒，在男朋友劝诫她时，竟然趁其熟睡将其摇醒，说道：“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我的微笑了”，然后便割喉杀害了他。被捕时，她依然保持微笑，并声称自己当时喝得还不够。
但在课堂上，她积极主动，难以将她残忍的罪行与课堂上的表现联系起来。事后回想，她在课堂上的一些表现，例如自恋倾向和控制欲，似乎隐隐透露出她的性格特点，但这些特征并不能预测她的犯罪行为。
这些犯人为何会成为最好的学生？或许是由于监狱生活的单调乏味，她们渴望任何能打破这种循环的活动，因此全身心投入其中。
歌剧与救赎的希望这个监狱艺术项目源于一次委托创作。为了创作一部歌剧，我们决定进入监狱教授歌词写作。
除了歌词和音乐课程外，还邀请了一位小提琴家为她们演奏古典音乐，女犯人们听得热泪盈眶，这种真挚的感动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多见。
我们创作了一部30分钟左右的室内乐歌剧，其中一首歌曲由她们演唱。使用简陋的录音设备录下了她们的合唱，并将其融入歌剧中，营造出一种类似鬼魂合唱团的氛围。
歌剧讲述了一位女犯人在母亲节等待女儿探望的情景，她既希望女儿的生活能够脱离自己的阴影，又害怕被遗忘。
这个故事令人联想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女巫的子孙》。小说中，一位戏剧教授引导囚犯们想象自己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情景。
囚犯们通过将岛屿与监狱联系起来，表达了自己的身世和心境。
从悬疑到人性的探索最初对推理和侦探并不感兴趣，然而，在观看了一些悬疑美剧后，被其中的人物刻画所吸引，逐渐对这些故事产生了兴趣。相比于推理本身，更关注人物的命运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探寻犯罪心理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触及到人性的黑暗面，也看到了救赎的希望。高墙之内，艺术成为了连接内心的桥梁，让这些迷失的灵魂得以表达和释放。
无论是埃德蒙·坎普的双面人生，还是女子监狱中“最好的学生”，都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在追问犯罪动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引导和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找到回归正途的道路。
或许，艺术和理解，正是开启救赎之门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