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主旋律电影，还是新主流电影都未曾放弃过对基层干部进行刻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3年，习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进行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

伴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一个又一个喜人的成果，新主流电影中出现了很多扶贫题材的影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影片中的人物设定分为三类人：抵触者、中立者和引领者。

其中引领者一般都是带领村民展开脱贫斗争的优秀村干部。

例如取材自真实事件的2017年上映的影片《扶贫使者郭建南》中的郭建南；2018年上映的影片《李保国》中的李保国；2020年上映的传记电影《秀美人生》中的黄文秀。

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我和我的家乡》通过讲述中国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抒发人民的家国情怀，展现脱贫攻坚的成果。

其中第五段“神笔马亮”讲述了优秀青年画家马亮，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积极投入乡村建设，运用自己的才华让贫困小山村焕然一新的故事。

对于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如果单纯宣教式的宣扬某种精神，难免陷入模式化的困境，并且不利于影片价值观念的输出，基层干部要贴近生活，像常人一样有血有肉，但又不能过于世俗化。

基层干部的先进事迹，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

陈力导演在2007年拍摄的影片《亲兄弟》是依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主人公三豆子的原型是取自河北省先进人物李佳庚和承德转业军人范二喜的结合，塑造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身患重病后转业回乡，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的优秀村主任形象。

影片在讲述三豆子带领村民脱贫的过程中穿插了三豆子和大哥、二哥的兄弟情，和母亲的母子情，和翠儿的美好爱情，以及和部队军人的战友情。

三豆子身上有不畏艰难、踏实肯干的基层干部的共性，也有性格开朗、倔强固执的个性呈现。

围绕三豆子的人物关系设置和矛盾冲突的安排，让三豆子的形象蒙上了一丝孤勇和悲情的色彩。

基层干部的奉献和牺牲并不是理所应当和毫不犹豫的，他们的坚持是经过内心挣扎之后的选择，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更加伟大。

新主流电影《守岛人》（2021)凭借真实感人的故事原型，扎实细腻的剧本，精益求精的艺术素养，获得了一众好评。

片中王继才从最初答应的上岛15天，到一边抱怨一边坚持到48天，到之后妻子辞去教师的工作上岛陪伴他，一陪就是32年。

王继才不仅兢兢业业，而且一直对接替他的接班人不放心，他真正的将守岛看成了守国。

他和妻子在无人观礼的小岛上每天按时升旗、唱国歌，正是对祖国的那份赤诚的爱一直支撑着他坚守在这个异常困苦的小岛上。

片中展现的是一个不断成长直至信仰坚定的王继才，他一开始答应上岛是因为王部长的请求。

在超出预定的日期依旧不能下岛时，王继才对王部长心存埋怨，守岛让他无法照顾自己的亲人，一直陪伴自己的妻子产子时被困在岛上九死一生，孩子上学也无人照顾，女儿为了让弟弟好好读书，放弃了学业。

他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父亲，他选择无私的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生。

影片给我们呈现了王继才面临家国抉择的时候的无私无畏，让观众从一个平凡的人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巍峨。

以基层干部为塑造对象的新主流电影，往往以人物的生活状态、理想信仰展开叙事。

如果单纯的展现某种精神、弘扬某种品德，难免落入模式化的困境。

因此新主流电影选择以人为本，关注基层干部的生活困境和心灵世界，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细致呈现，多个角度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将人物的人性深度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主题即微小又宏大。

中国成立72年以来，英雄叙事历经了三次大的变革。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平民英雄的成长叙事，到改革开放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的宏大叙事，以及近十年来消费语境下全面开启英雄叙事的柔性表达。

从英雄主体的认同迁移，到叙事策略的刚柔运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大众对于革命历史的不同想象，英雄叙事的审美嬗变背后表征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时代症候。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终于从硝烟弥漫走向了和平稳定的局面。

这一时期拍摄的主旋律电影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平民英雄，歌颂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了民族革命的历史神话，在战争中实现了个体的成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例如白毛女这个民间传说故事曾多次被改编为歌剧和电影，1951年上映的电影版《白毛女》借助电影语言直观讲述了喜儿饱受旧社会的迫害，万般无奈逃进深山，历经苦难黑发变白的她最终被红军解救。

大春的形象在影片中得到了细致的刻画。

他横渡黄河去找红军，衣衫褴褛、筋疲力尽之时被红军搭救，加入红军后王大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抗战爆发后大春随着八路军回到家乡，发动了减租减息，镇压了地主黄世仁，救出了喜儿。

影片将个体命运和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故事主人公出身在贫苦农村，饱受地主恶霸的压迫，无奈之下投身革命，最终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得以报仇雪恨。

同时期拍摄的影片《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新英雄儿女传》中的小梅和大水，他们作为广大无产阶级的代表，反抗封建文化，勇敢抵抗外来侵略者，也是当之无愧的平民英雄。

电影此时受到了大众文化，商业娱乐化，主流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坚持书写国家意志的同时，逐步向娱乐商业化靠拢。

从电影的本体视角进行审视，该时段的主旋律电影因注重故事主题的刻板化创作，从而忽视了电影主题的多样性。

此时的主旋律电影数量很多，但感染力不足，艺术价值不高，逐渐脱离主流市场，在此基础上新主流电影应运而生。

进入新世纪以后，新主流电影中的平民不是英雄的反面，不是非英雄，平民和英雄的对立关系被解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平民英雄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人，它指的是一类人，他们的共性是身份普通、性格多样，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相信英雄就在我们身边，生活处处充满希望。

影片《湄公河行动》（2016）运用平民视角塑造了一群立体的平民英雄形象——特别行动小组的缉毒刑警。

《烈火英雄》（2019）给我们呈现了以凡人之躯逆火而行的伟大消防员群像。

影片《八佰》（2020）中的很多细节安排都可以窥见对平民英雄形象的别样表达，通过散点叙事成功实现了对小人物悲剧命运的书写。

影片中端午与大部队走散后，被524团当做逃兵吸纳，一心只想逃回家乡；羊拐枪法神准，但是只想着混军饷；老铁看似是个大块头，上了战场之后贪生怕死。

随着剧情推进，这些小人物都成长为了能够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

以往的战争电影中，英雄的光辉形象不容有一丝瑕疵，他们是没有任何弱点的冷冰冰的“神”，而新主流电影中对小人物的关照，给我们呈现了战争对底层大众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表现了他们面对惨烈现实的一系列心理活动。

新主流电影重构了英雄价值，只要是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安宁敢于放弃安稳的生活甚至牺牲生命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英雄。

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者更倾向于塑造具有个体局限性甚至有弱点的普通人身份的主人公，这是为了遵循最大公约数受众的心理需求。

对于受众来说，对电影角色的认可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自己的“前理解”。

所谓“前理解”指的是在对一个新生事物或观念在产生新的理解之前就具有的自我解释的状态，前理解是源于个人和历史文化的继承关系，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不会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

因此电影创作者在创作电影作品时，要尊重受众的“前理解”，塑造出符合受众期待视野的人物形象，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是新主流电影对平民英雄形象格外青睐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