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年前的今天，上海开埠。这座城市传奇般的崛起，自此一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团，为何这个地处帝国边缘的小县城，能在短短数十年里迅速蜕变为全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中心，曾让无数人好奇。
开埠是最显而易见的因素，随后逃避太平天国战乱的江南地主又带来了大量资本，当然也离不开此前国内贸易和航运的长期积累，现在，社会史学者赵世瑜又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上海的繁荣，也是因为江南社会的“水上人”被这个“大码头”所吸引，促使它形成了一个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的枢纽。
苏州太湖洞庭东山的商帮，就曾在上海近代史上扮演突出角色：老字号恒源祥是东山沈氏创办的；“席家花园”的主人席氏更是名闻当年上海滩的金融界，席嘏卿、席正甫、席素荣、席素恒四兄弟都曾在各大洋行长期任职，形成洋行买办世家；晚清民国时期，上海“九大钱庄”，东山严家、万家就占据其中二席。
如果加上同样曾是“水上人”的宁波商帮，那么可以说，这些靠水路贸易致富的商人几乎控制了近代上海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水上人”之所以能顺利融入上海这个新中心，正是因为他们曾经处于社会边缘的特殊经历——就像自然界的进化那样，适应了旧机制的物种往往很难适应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而原先弱势的那些却在新环境中捕捉到了机会。
这也是他们的经历容易遭到遮蔽的很大一个因素，因为以往的江南历史研究差不多就是一部“农业开发史”，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从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关注焦点去着眼，却忘了后来带来变动的，也许就是曾经长期潜伏的支流。
《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2月
如果一个长期遭受排斥的边缘群体极少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自己的记载，还有什么办法能复原历史？办法之一是从民俗中寻找遗留的群体记忆。
直到现在，每年正月初一起，太湖东山的许多猛将庙仍然要将各个猛将菩萨抬出来巡游，这乍看平平无奇，刘猛将这个蝗神也是江南并不少见的农业社会神灵，然而这种巡游活动和相关的乡约，正可见社群是围绕着对神灵的信仰来自我组织起来。
从历史上来看，东山与江南其它地方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它迟迟没有实现彻底农业化，而刘猛将就是湖区水乡人群的神。
按照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经典观点，神灵其实乃是社会的自我神化，宗教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
推想起来，随着帝国晚期农业开发的推进，这些水上人要找到一个将自己身份“洗白”并凝聚自身的认同时，刘猛将崇拜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庇护水运的神灵虽然被包裹在种种难以厘清、彼此歧异的传说之中，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无法满足这个群体的社会需要，那么这样一个神灵不可能流传下来。
晚明的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为他们带来了一个历史性契机，淡化了东山居民的身份问题，清代雍正年间对各地“贱籍”身份的免除则为他们定居扫除了最后障碍，但也使他们早先的历史被更深地遮蔽了。
在这样的历史变动中，水上人的神转变职能成了定居者的社神、驱蝗神，但对神的信仰却保持了延续性，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载和现实观察中可以同时看到水上人和岸上人在拜刘猛将，“因为今天的岸上人就是昨天的水上人啊！”
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些居无定所的船民只能栖居在社会边缘地带，靠打鱼、船运、商贩为生，也正因其生计需要不断移动，他们是天生的商人。
虽然他们后来上岸定居，但缺乏良田的东山使他们仍然习惯于漂泊四方，缺乏故土意识，因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不是彼此相连的农田，而是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的空间网络。
一如本书所言：“东山像是一个孵化器，其水上的和经商的传统不断把人变成定居的商人，然后这些人又不断地脱离这个狭小的母体，成为分布在江南各地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离散人群。”
在农业文明的海洋里，像这样一个离散社会无疑是异类，甚至是遭人贱视的：在明清时代，商人即便富可敌国，仍然可能被儒家主流价值所不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山商人们有点像是犹太人，作为被排斥的贱民，难以选择农业、官僚的社会路径，而不得已选择了长途的经商活动。
在全盛时代，这些东山商人沿着水路通达南北，遍布苏州、南京、临清、长沙、汉口等口岸，构筑起中国内部商业网络的一系列关键节点，因而当晚清上海开埠时，他们可能比其他人群都更好地做好了准备。
近代沿海口岸的通商，是从帝国边缘开始的，但对这些“水上人”来说，不仅早就习惯了社会边缘的位置，甚至和洋人一样被视为“外人”，这就是为什么边缘的人群更能顺应变化，他们恰恰得益于自身的边缘性。
他们对码头/市场早就培养出了相当大的敏感性，因而对这些人来说，无论是经商活动还是充当洋行买办，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顺势而为罢了，“对于大规模的交易来说，沿河、沿江、沿海的大码头只是前者的不断升级而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他们“对码头的兴趣转移是由国内市场甚至海外市场的变化决定的”。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的历史：曾被排斥的那些人，其实也都在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这就恢复了边缘群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不再只是历史中被排斥、被消声的贱民。
历史社会学者早就曾主张，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在社会变迁中也有内在的能动性，能主动、积极地因应形势变化，来获取自身的利益，不断重新界定或抬升其身份地位。
无数人群和个体在适应、整合的过程中，积极响应政治和市场的变动，敏感地捕捉到涌现的机遇，在为自己开创人生可能的同时，也无意中改变了历史。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因为这提醒我们，任何成功的社会变迁，其实都是有“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为基础的，也正是不同群体的能动性，为社会带来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东山商人之所以善于抓住上海开埠通商之后的机会，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与上海地理距离较近，又或有着长期经商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已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构建起一套能灵活适应现代经济运行的组织制度。
为了适应这样的特殊的社会交往需要，他们发展出一种合伙制社会，通过彼此的协作来实现政治、经济的跨地域组合。
表面上，他们所依赖的基本组织是宗族，然而，作为离散的“水上人”后裔，他们的“宗族”其实是后来构建起来的。赡养族人的义庄、义行乃至宗族组织本身，实质上是赚了钱的族人所设立的具有可持续机制的“基金会”，在满足共同需求的同时，也确保了能有足够的同族经营人才来延续族产。
从族谱来看，东山商人家族从明代中叶以来就彼此结成姻亲，使财富的集聚和流动都在亲族的内部，但更重要的是“合伙制社会”带来的互利关系，使这些家族能在这样一个集社交、经济、文化、信息共享为一体的紧密组织内部，相互合作共赢，获得社会经验，进而维持经商和家业的延续。
这乍看起来只是传统的家族式企业，但正如科大卫在讨论近代香港传统合伙制向现代公司法的转型时所说的，家族经营的人际关系网络并不必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开、透明相冲突。
就此而言，在近代新旧交替的关键转型期，这些“水上人”商业精英与乡土传统是水乳交融的，不像农民在面对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时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痛苦转变。
这一“新江南史”的视角可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曾被遮蔽的“小传统”，因为正是它从边缘位置出发所作出的创造性回应，激发出了历史变迁的隐秘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