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00两黄金一夜不翼而飞，惊动周总理，19年后窃贼才被捕

1961年的沈阳，一场惊天大案震惊了整个中南海。沈阳六一五厂作为新中国重要的造币厂，肩负着将民间收购的黄金白银进行熔炼的重任。这些金银不仅关系到国家偿还前苏联的外债，更事关解决当时百姓们面临的粮食困境。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周末，厂房内800两黄金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耳中，他立即指示要彻查此案。但是，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竟然在之后的十九年里毫无进展。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量，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盗走如此巨额的黄金？这些黄金又去了哪里？而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个案件能够在各方密切关注下，依然悬而未决近二十年之久？

一、案发前的沈阳六一五厂

1958年，为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沈阳六一五厂在沈阳市铁西区正式投产。这座工厂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自主铸币能力的重要突破。当时的六一五厂占地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造币工厂之一。

建厂之初，工厂主要承担着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将收购的民间金银进行熔炼加工；二是负责铸造人民币硬币。为了保密需要，工厂对外称黄金为＂100号＂，白银为＂200号＂，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定。

1960年，国际形势骤变，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要求中国提前偿还欠款，这给当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带来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国家加大了对民间金银的收购力度。六一五厂的工作量随之激增，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金银制品。

工厂采用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许多工序仍需要手工操作。工人们需要将收购来的金银首饰先进行分类，去除杂质，然后才能进行熔炼。熔炼后的金银要按照统一标准制成金锭和银锭，最后经过严格检验后入库保存。

由于工作任务紧急，工厂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仓库是由木板搭建的临时设施，虽然安装了铁门，但墙体结构并不牢固。保卫力量也很薄弱，主要依靠工人轮流值班看守。每天的交接班时，工人们需要清点库存，登记数量，但并没有现代化的监控设备。

1961年初，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工厂对车间进行了调整。将原本分散的金银熔炼、制锭、包装等工序集中到一起，建立了专门的金银产品包装组。这个部门的工人大多是从其他车间调来的老工人，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良好的政治表现。

就在这样看似平稳运转的工厂里，一场惊天大案即将发生。事后回想起来，当时的种种管理漏洞，都为这起案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比如，工人可以自由进出仓库区域；金银产品的交接环节过于简单；夜间值班人手不足；临时仓库的安保设施不达标等等。这些问题在和平年代或许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却成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二、震惊中南海的黄金失窃案

1961年3月18日，星期六的沈阳下着绵绵细雨。这天大多数工人都在家休息，厂区显得格外安静。上午九点，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来到厂里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按照惯例清点了即将外运的黄金，并在记录簿上详细登记了数量。

当天下午三点，值班室记录显示最后一名工作人员离开了厂区。夜间保卫科只安排了两名值班人员，他们主要负责整个厂区的巡逻，而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执勤。当晚的值班记录显示，除了例行的巡逻，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3月19日是星期天，厂区仍然保持着周末的宁静。但这种宁静在第二天就被打破了。3月20日早晨七点半，工人高兴贵进入仓库进行例行清点时，发现一个装有黄金的木箱被打开，箱子上的铅封和铁丝已经被破坏。经过仔细清点，重达800.7两的两块黄金不翼而飞。

案发后的现场勘查发现，仓库的后窗有被撬动的痕迹，窗台下方的泥地上留下了几个深浅不一的脚印。由于周末连续下雨，这些脚印并不完整。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把断裂的螺丝刀和几块包装用的牛皮纸。

令人费解的是，仓库的大门完好无损，铁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这说明窃贼对厂区的情况非常熟悉，选择了最隐蔽的后窗作为作案地点。更重要的是，窃贼似乎知道哪个箱子装有黄金，因为其他箱子都没有被动过。

案情很快惊动了上级部门。当天上午，沈阳市公安局派出了专案组进驻六一五厂。专案组的同志们分成几个小组，同时开展侦查工作。第一组负责现场勘查和物证收集，第二组走访厂区周边居民，第三组对厂内工作人员进行排查。

专案组首先调查了包装组全体人员。作为第一发现人的高兴贵和最后一个接触黄金的郭家惠成为重点调查对象。但经过深入调查，这两人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高兴贵一家周末在郊区给母亲扫墓，有多人可以作证。郭家惠则在家中照顾生病的孩子，邻居们都可以证实。

随后的调查显示，厂区周边有多处工地在施工，大量外来工人的流动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案发时正值周末，很多可能的目击证人都不在现场，这使得取证工作异常艰难。

这起案件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案情后，立即作出指示，要求相关部门全力侦破此案。这不仅关系到国家财产的损失，更关系到新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财政部副部长李先念也多次过问案件进展。

然而，尽管投入了大量警力，案件的侦破却陷入了困境。最让专案组感到棘手的是，这些黄金体积小、重量轻，很容易被转移或者销赃。如果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到突破口，案件就可能成为一桩悬案。

三、隐藏二十年的真相

案件初期调查陷入僵局后，专案组开始对六一五厂职工进行更细致的排查。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名叫关庆昌的工人进入了侦查人员的视线。关庆昌1955年进入六一五厂工作，担任机修车间的钳工。他的技术水平出众，多次获得工厂表彰，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工人。

表面上，关庆昌过着普通工人的生活。他住在厂区分配的职工宿舍里，每天准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他的妻子王秀英在厂区食堂工作，两人都是工厂里的模范职工。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962年，关庆昌突然申请调离机修车间，要求去锅炉房工作。这个看似普通的调动请求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锅炉房位于厂区边缘，工作环境恶劣，很少有人主动要求调到那里。更值得注意的是，锅炉房的位置正好与存放黄金的临时仓库相邻。

进一步调查发现，关庆昌在案发前后的行为有多处可疑之处。首先，他是机修车间为数不多的能够自由进出各个车间的工人之一，因为需要经常维修各处的设备。其次，作为钳工的他完全具备撬开后窗和箱子的技能。最关键的是，他在案发后的第二年就购置了一套四合院，这在当时的工人家庭中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专案组无法对关庆昌采取行动。随着时间推移，这条线索逐渐被搁置。关庆昌在锅炉房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1978年退休。退休后，他和妻子搬到了郊区的四合院居住，过起了清净的生活。

关庆昌藏匿黄金的手法也十分巧妙。据后来调查发现，他利用自己机修工的身份，在锅炉房的一根废弃烟囱内制作了一个隐蔽的暗格。这根烟囱平时无人问津，即使有人进入锅炉房检查，也不会注意到烟囱内的异常。黄金就这样在烟囱里存放了近二十年之久。

案件迟迟未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困难，社会治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很多基层公安机关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专业人才。同时，由于通讯条件有限，各地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也存在障碍。这些客观因素都为案件的侦破设置了重重阻碍。

此外，关庆昌夫妇在工厂里的表现一直很好，从未引起他人怀疑。他们不仅工作认真，还经常参加义务劳动，帮助其他工人。这种表面的光鲜形象，成功地掩盖了他们的犯罪行为。每当有人问起他们的四合院来源，他们就说是多年积蓄加上王秀英娘家的支持。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深究这种解释的真实性。

随着时间推移，这起轰动一时的大案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专案组的档案一直保存完好，等待着破案的那一天到来。而这个机会，在十九年后终于出现了。

四、意外线索与破案过程

1980年春天，沈阳市公安局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提到，六一五厂1961年失窃的黄金案件与一位姓关的退休工人有关。这位工人在案发后不久购置了一处四合院，而且经常出入一些金银首饰店。这封信重新唤起了专案组对这起悬案的关注。

专案组立即对关庆昌展开了秘密调查。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关庆昌退休后经常前往沈阳市内的几家老字号金店。他每次都带着少量的黄金，以修理或更换旧首饰为由将其变现。这些金店的老师傅回忆，关庆昌带来的黄金纯度很高，与普通民间首饰的成色明显不同。

更重要的是，专案组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1961年案发前后，关庆昌曾向机修车间的学徒工借用过一套精密工具，其中包括一把与案发现场断裂螺丝刀型号相同的工具。这个细节在当年的调查中被忽略了。

专案组还发现，关庆昌的四合院购置时间与案发时间仅相差一年多。当时一套四合院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即使加上他妻子的收入，也很难在短期内筹集这么多资金。而关庆昌声称这笔钱来自妻子娘家的支持，但调查显示他妻子王秀英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

1980年4月15日，专案组决定对关庆昌采取行动。专案组民警分两路展开行动，一路前往关庆昌的四合院，另一路赶往六一五厂的老锅炉房。在锅炉房的搜查中，专案组发现了那个精心制作的暗格。虽然暗格已经空了，但残留的痕迹表明这里曾经存放过重物。

在关庆昌家中，警方找到了一些金条碎片和特制的工具。这些物证与案发现场遗留的证据高度吻合。面对确凿的证据，关庆昌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原来，他利用自己熟悉厂区环境的优势，在值班人员交接的空档期作案。他选择了周末下雨的时机，通过后窗进入仓库，准确地找到了装有黄金的箱子。

关庆昌交代，他将黄金藏在锅炉房的暗格里长达十七年之久。直到1978年退休前，他才将黄金转移到自己的住处。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采取了逐步变现的方式，每次只卖出很小的一部分。

专案组随后对王秀英进行讯问。作为关庆昌的妻子，她承认知道丈夫的犯罪行为，并帮助掩盖真相。她在食堂工作的身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看似正当的收入来源。

经过进一步侦查，专案组还原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关庆昌在案发前就已经对黄金仓库进行了长期观察。他利用维修设备的机会，熟悉了仓库的布局和保管人员的作息规律。他选择在最薄弱的环节下手，既避开了监管，又确保了得手后有充足的时间转移赃物。

五、追回黄金与后续影响

1980年5月初，专案组对关庆昌夫妇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开展了追赃工作。通过对关庆昌的供述和各个销赃渠道的调查，专案组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追赃计划。首先，对关庆昌提到的所有金店进行走访，收集交易记录和相关证据。其中，位于沈阳中街的三家老字号金店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经过仔细核查，专案组在这些金店找到了与关庆昌有过交易的具体记录。虽然这些交易都以首饰维修或更换的名义进行，但通过与当时的工作人员核实，确认了这些交易的真实性。据统计，关庆昌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变卖了约三百两黄金。

在关庆昌家中的搜查中，专案组在地窖里发现了一个精心伪装的暗格。这个暗格被木板和杂物巧妙掩盖，里面藏有约四百两未经处理的黄金。这些黄金仍保持着原有的形态，与当年失窃时的记录完全吻合。

剩余的一百多两黄金去向成为追赃工作的难点。通过深入调查，专案组发现关庆昌在1979年底曾去过天津。在天津期间，他与当地的一些首饰店有过接触。专案组立即与天津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开展协查工作。最终在天津市的五家金店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并追回了其中的大部分黄金。

1980年6月，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专案组共追回黄金七百九十两，追回率达到98.7%。这一成果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同时，这起案件的侦破也推动了金融系统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

案件告破后，六一五厂立即对贵金属储存和运输环节进行了全面整改。首先，在硬件设施方面，增设了全天候监控系统，改造了仓库的安保设施，包括加装防盗门窗、报警装置等。其次，在管理制度方面，建立了双人双锁制度，任何人进出贵金属库房都必须有两名以上管理人员同时在场。

此外，厂方还对人员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所有接触贵金属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对维修人员进出重要场所的管理也更加严格，必须有专人陪同，并详细登记出入时间和工作内容。

这起案件在全国金融系统内部进行了通报，成为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案例。各地金银储存单位都以此为鉴，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公安部门也总结了这次破案的经验，特别强调了对案件长期跟踪和基础信息收集的重要性。

1981年初，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考虑到关庆昌夫妇年事已高，且主动配合追赃工作，最终对两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和七年。同时，依法没收了他们的全部非法所得，包括四合院在内的所有财产。

这起历时近二十年的特大金银失窃案的侦破，不仅挽回了国家的重要财产损失，更为以后类似案件的预防和侦破提供了宝贵经验。案件的全过程也被整理成详细的档案材料，成为公安系统培训教材中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