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词，是古典诗歌鼎盛的唐代后期逐渐成熟的一种新型诗歌文体，享有盛誉的词人如温庭筠、韦庄，就在唐代诗歌中也很出名。到五代十国期间，包括他们在内的《花间集》一直被普遍评价为现存第一部文人词集（20世纪以后在敦煌石窟发现留有《云谣集》是唐代曲词，时间比五代十国的《花间集》更早，但作者没有知名文人，曲词质量不算高），这一本词集出现在南方十国的后蜀。十国中前后蜀和江南南唐是当时文化经济繁荣之地，但后蜀并没有南唐李璟、李煜这种一流词人，为什么会不仅词作风靡，还编出《花间集》开创一派文风？
花间集
一、武人推动五代十国的歌舞诗词飞跃
《花间集》的编者，今天大多知道是后蜀的赵崇祚，收录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等十八人的词作。作者大多是蜀人（像温庭筠实际是北方人，五代时也没有在西蜀，但年轻时温庭筠曾投靠段文昌，与段成式交好，他早年在四川生活过。后来写词出名他也多在荆楚南方生活），且全是男作者，词作内容多为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尤其主打男女之私，因此被称为“花间词派”。
奇怪的是，编者赵崇祚并没有作品，他虽然雅好文学，可自己并不善其道，他是从后唐到后蜀的传奇人物——赵廷隐的长子，生于武人将门之家，父亲和弟弟全是大将。
赵廷隐为秦州天水赵氏（记载出自考古出土的墓志铭，好比流传宋朝赵家也出自天水一样，一般是对家世渊源的吹嘘，越在纷争复杂的时代，越感觉不靠谱。今天研究者以赵廷隐最开始投效后梁宣武军，推断他实际可能生于汴梁开封一带），自幼勇猛，效力朱温的时候，赵廷隐在军中已有一些功劳，可多遭猜忌和排挤，不被重视。
在后唐大将李嗣源消灭猛将王彦章的战斗中，赵廷隐被俘虏。庄宗李存勖独具慧眼，释放了赵廷隐，收为部将。同光三年（925），赵廷隐参与灭王氏前蜀之战，追随魏王李继岌（为庄宗李存勖的长子）出任先锋军监押。赵廷隐带领将士军纪严明，严禁滥杀抢掠，很得蜀地民心。唐军顺利占据蜀地，赵廷隐因功进拜西川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
李继岌班师离开以后，赵廷隐与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右厢都指挥使张业、牙内指挥使武漳、骁锐指挥使李延厚等众大将一起留守蜀地，归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节制（孟知祥与晋王李克用有密切关系，《五代会要》等史料说是其女婿，《新五代史》说是侄女婿，娶的是李克用弟弟李克让之女）。 前蜀虽灭，但还有一些地方人心不稳，赵廷隐与张业分统兵马将蜀地悉数平定，成为孟知祥非常倚重的心腹大将。
赵廷隐墓葬出土的伎乐俑
后唐庄宗李存勖死于著名的兴教门之祸（兴教门为当时洛阳皇宫中一处大门），比他年长的李嗣源受到拥戴继承大位，成为后唐明宗。李嗣源是老晋王李克用的养子，位于蜀地的孟知祥就有自立之意，李嗣源派石敬瑭为招讨使前往对付孟知祥。
赵廷隐在剑门大破石敬瑭，为稳住利州（今四川广元一带）等前沿阵地，确保孟知祥后来的地盘堪称功勋第一。当时还准备趁胜利进军兴元、秦州等地，被孟知祥阻拦，以封利州等地节度使为嘉奖。赵廷隐认为同僚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同立大功，又将利州节镇昭武军留后让给李肇。
随后孟知祥建立后蜀，赵廷隐任检校太保、保宁军节度使，掌握川北地方。其次就是与赵廷隐关系密切的张业、赵季良（为宰相任圜推荐的太仆卿，任三川制置使负责理财，他属于被孟知祥扣在蜀地，但与孟知祥交情很好，后蜀一建立就封宰相）、李仁罕、李肇等人。
孟知祥在位仅半年多就病故，刚满六十岁，儿子孟昶继位，几个老臣先后被除掉，仅有赵廷隐始终受尊崇信赖，升中书令，封宋王，死后葬成都附近。2011年4月，赵廷隐墓在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通过墓志铭发掘确定，墓葬有大型伎乐陶俑，能组成完整的宫廷乐队，为西南地区最大最完整最精美的陪葬俑，赵廷隐墓是仅次前蜀王建墓永陵、后蜀孟知祥墓和陵后，四川五代十国时期陵墓的第三大发现。
赵廷隐虽是五代典型的武将，但也重视文化和民生。
随后唐军入蜀初期，他一度出任汉州刺史（今广汉市一带，后唐长兴元年到长兴三年，930-933），蜀地流传一位密宗大师柳本尊到处传播夸张的修炼，什么受冻、断指、割耳等等，能够磨练意志，最后修成正果。赵廷隐怀疑柳本尊所作所为属于炒作，差人去找他，吓唬他既然崇信佛法，牺牲自己是为了救人，现在刺史有病，需要用他的眼睛做药引，意图逼柳本尊知难而退。
柳本尊根本面无难色，立刻就持戒刀剜掉一目，让使者带回去交给赵廷隐，反令赵廷隐心悦诚服，投身忏悔。柳本尊顺利在汉州地方建立道场，这个故事的细节当然不可信，但赵廷隐后来崇佛确属事实。柳本尊也真有此人，十炼修行的故事为四川安岳石窟和重庆大足石窟最著名的石刻造像之一，堪称系列连环图一般的精美故事。
赵廷隐与柳本尊的交往可能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赵廷隐为人聪慧，虽然孟知祥、孟昶都对其非常倚重，其余故旧却全被孟氏消灭，武将过于招摇会被忌惮一直是唐宋传统，所以赵廷隐刻意转为信佛避祸，包括生活奢靡堕落，像豢养大量伎乐，吃吃喝喝要算一种韬光养晦的方式，这一点北宋初期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同样可以作为参照。《十国春秋》和《北梦琐言》都有赵廷隐晚年府上伎乐艺人和开辟奢华庭院种植花花草草的故事，体现赵廷隐最终能平安终老的一种精明。
反之，也侧面反映当时推崇享乐、歌舞音乐流行的风俗。不说赵廷隐是西南地区代表，之前著名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属于战功赫赫的创业帝王，同样精通音律，还喜欢和伶官一起演戏唱曲。
江南南唐的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更是词学最顶尖的人物，只不过李璟、李煜父子已经没有多少父祖一辈的武人习气，实际李璟刚继位时还颇为努力，使南唐吞并南楚，进入闽地，疆土达到巅峰。不过很快就飘飘然，开始追逐歌舞升平，儿子李煜更加荒唐，当然已经属于五代十国的尾声。
二、赵崇祚编辑《花间词》的背景
花间集书页
赵崇祚显然成长在一种富贵享乐的家庭氛围中，他是赵廷隐的长子，刻意改变父辈尚武的习气，从小喜欢崇文，精通文字小学。他不算擅长诗文，只是喜欢和文士结交，《宋史·艺文志》的《实宾录》称：“以门第为列卿而俭素好士。大理少卿刘暠、国子司业王昭图，年德俱长，时号宿儒。崇友之，为忘年友”。
由于赵廷隐是后蜀最大的勋臣，府邸豪华，《北梦琐言》称赵府拥有巨大水池，当中有两座岛屿，四周全是杨柳和木芙蓉（后蜀是木芙蓉最流行的时候，也是成都被称蓉城的直接出处），水中有莲花，汇聚乐人和友人垂钓尚乐，绘成图画敬献给后主孟昶，得到称赞。既表明一种推崇乐舞的风俗，也教后主宽心，同时也看出赵崇祚成长的环境。
赵廷隐府上经常举行一些宴会活动，所谓耳濡目染，赵崇祚养成喜好乐舞，对曲词文化自然感兴趣。尽管赵廷隐刻意去结交一批文人词臣的可能性不大，但赵崇祚则非常有可能，所以会专门编辑有《花间词》，里面大部分词作都适用在各种宴会上，演奏吟唱的娱乐之作。
假如回溯词的出现，本来就与秦汉以来宫廷内外，达官显宦推崇比较严肃、偏雅正的乐舞不同。过去被搭配乐舞的一般是正统的“诗歌”。尽管汉代乐府、魏晋以来有大量从吸收民间的诗歌，但音乐风格演变很慢，要到北朝才开始转变。
从唐玄宗到唐宣宗，对歌舞曲词的喜好是众所周知，音乐广泛吸收外族特点，中唐到晚唐阶段，曲词开始兴盛，一方面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大量诗人推动乐府诗词的流行，产生长短句词作与各种乐调的协调搭配。词的产生与诗有一些区别，但历来都说诗词一家，尤其乐府诗本就是与音乐结合非常密切的作品，因此，中晚唐时期词的走向成熟可以认为是诗歌文体的进一步创新演变。
当然，词之所以能在中晚唐到五代的一百多年间广泛流行，自然也离不开社会大众对文艺审美有了较大的变化。比如诗歌号称的大唐盛景，推崇气象开阔、雄浑壮美的感觉进入晚唐已经基本颠覆。大多数文人变得萧瑟和萎缩，对积极出仕或者人生追求纷纷选择逃避，转向对身边和日常的吟咏。
换句话说，过去诗歌“言志”的赞许不再是一种主流，多数诗人开始对内心情感，思想情绪进一步开掘，有各种复杂的心理需要延伸。显然以李商隐为一大风向标，尽管他不写词，但齐名的温庭筠就完全将这种美学向词作发展，这种内向化的转变与音乐形成更为契合的表达，所以词作越来越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到五代十国，人文荟萃之地首推南方两大地域，一是江南南唐，二就是西南巴蜀，词学的繁荣恰恰也以这两地为代表，风格也极相似。南唐的歌舞宴饮文化以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为证明，推动李璟、李煜、冯延巳等人以词为翘楚。
后蜀后主孟昶画像
而四川的前蜀后蜀虽然累计只有半个多世纪，实际的人文积淀却从唐玄宗、唐僖宗接连到成都躲避，前后绵延有两百年，众多北方士大夫不断迁居巴蜀，然后才形成前后蜀的文化繁荣，到《花间词》也代表一种证明。
赵崇祚主要生活于孟昶在位，孟昶继位时年仅十五岁，他在位达三十年，提倡儒学教育，开设书院，对巴蜀地区在宋代的人文繁荣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从孟昶的个人喜好来说，与当时许多纨绔子弟一样，爱游猎，打马球，服食丹药追求长生，包括一些方术等，主要见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不排除对孟昶有一些贬低。实际孟昶除了典型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外，从治理后蜀民间也的确显出宽厚仁德的效果，地方人文经济很繁荣，很受民间百姓推崇，口碑很好。好比孟昶被宋军带去开封的时候，有大量百姓送行，从成都沿江边直到乐山，场面壮观感人。他去开封一周后就死了，非常蹊跷，宋代上下为了自身立场，难免会刻意进行一些贬低。
另外从前蜀的后主王衍来说，也是一个喜欢玩乐宴饮的君主，也是推动巴蜀地区词学发展的阶段，像孙光宪这样的词人就主要成长于王衍时期。当后唐大将孟知祥、赵廷隐等消灭前蜀，孙光宪对前途感到迷茫，这才离开蜀地。
还有顾敻，虽然生平事迹很少，但也是从王建时期就作为前蜀宫廷的文学侍从，与王建比较密切。据说写秃鹫出现在宫苑中的摩诃池，遭王建批评，贬去茂州作刺史。孟知祥建立后蜀，让顾敻继续为官，后主孟昶就很欣赏顾敻，后来升到太尉。
孟昶作为君主的资质虽然谈不上英明神武，但确实比较宽厚，够吸收纳谏，也能读书学习，还留下少量诗词作品。就连他的后妃，著名的花蕊夫人也能诗词。
孟昶也喜欢举行各种歌舞宴会（像摩诃池宴游在五代时期非常著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赵廷隐父子以及许多后蜀大臣同样喜欢伎乐。甚至相传孟昶投降赵匡胤以后，后蜀的乐工一起跟到开封进入宋朝的乐工教坊，随着宫廷乐舞传播，连闽广等地都非常风靡蜀地风格的歌舞伎乐（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真宗为普通皇子时迷恋刘氏，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她来自蜀地，歌舞伎乐非常出色）。
孟昶对歌舞文化提倡，对花间词出现有非常大的辅助作用，但并非赵崇祚编辑词集得到皇帝支持，所以才一切顺利。不过到底赵崇祚有没有直接受到孟昶的指示来编辑《花间集》，在学术界还有一些分歧，多数意见还是倾向赵崇祚编书是个人行为，只是他比较迎合孟昶、花蕊夫人兴趣爱好，包括当时文武大臣普遍雅号乐舞词章的时尚和流行。
花间集书页
当时后蜀乐曲音律非常发达，曲风多元，对词作品质的丰富性和质量提升有直接关系。据一些研究者分析，《花间集》收录作品达500首，使用了76种词牌曲调，有39种见于《教坊记》。较早期的温庭筠、韦庄、皇甫松（为晚唐名相牛僧孺外甥，古文名家皇甫湜之子）等人的词有120多首，使用31种曲调。后期词人牛峤、薛昭蕴等除了个别传统曲调，另外新增不少曲调全是后蜀时期新创。
三、《花间集》是否只一味描写男欢女爱？
赵崇祚编辑《花间集》，选择从晚唐与巴蜀有关、对词学有重大影响的作者开始，起自温庭筠、韦庄，一共十八人，作品共约五百首，分为十卷。年代大概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至欧阳炯作序的后蜀广政三年（940），大约有一个世纪。
收词作最多的是温庭筠，共66首、孙光宪61首、顾敻55首、韦庄共47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各六首。作序者欧阳炯有17首，编者赵崇祚一首也没有，可见编辑者并无多少私心。
温庭筠是第一大作者，他早年在蜀地的段文昌幕府生活过。生平后期在南方荆楚，可实际他是北方人（今属山西省）。全书除去温庭筠、皇甫松与和凝，其他都是蜀地人，要么是在后蜀为官。数量仅次于温庭筠的孙光宪虽然是蜀地出生，但他成长在王氏前蜀时期，后期他离开了巴蜀。
孙光宪生于陵州贵平（今属于四川眉山市仁寿县贵坪村），在蜀地生活了近三十年，后来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氏手下做官，从高季兴建立荆南就出任书记，高从诲接任，之前推荐孙光宪的梁震退休，孙光宪基本成为荆南高氏的核心文臣。最后高继冲接任，宋军开始平定荆楚，孙光宪迎接宋军有功，被安排做黄州刺史，做了七八年去世，终生再没有返回蜀地。
和孙光宪类似，前辈韦庄也是前蜀时名家，也成为宰辅大臣。不过韦庄入蜀已经是晚年，生平大部分应该还属于唐末，他号称唐朝最后一个大诗人（古体近体，叙事抒情都写得好），词也写的好。
韦庄的词在内容上多属于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但也注重词作与个人经历的结合，与个人感受的抒发，将晚唐“转向内心”的审美提升到一个“雅化”的高度，向后来的宋词做某种铺垫。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五首，追忆往昔在江南、洛阳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融注在一起，情蕴深至。
花间集
虽然《花间集》从形式上被视为追求雅化，向宋词进行过度，但历来对词作的内容却视为格调并不太高的通俗小调，这方面与前蜀、后蜀时期巴蜀地方经济、文化种种环境土壤有很大关系。长久以来优渥的生活，逐渐养成追求享乐的习性，加上前蜀后蜀君主都对宴饮、乐舞喜好，推动大量文人比拼才学技巧，主题“流连花间”的产生，原本就与这一上层的风尚潮流有很大关系。
但从客观全面的角度看，《花间集》推动词体发展成熟，使词成为后来古典文学的一大阵营，肯定并非因为通俗化甚至艳俗化，宣扬某种享乐精神才吸引大量文人追捧。恰恰这些作者在词作中发挥积极一面，使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迎合诗词才学大多渴望“变通”“突破”的时代趋势。
从记录生活的方面，也有一些词吟咏地方风物，比如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南方很有特色的，甚至还说明赵崇祚对词作收录也非常开放，没有要求词人作品只写巴蜀地区。
像欧阳炯的《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欧阳炯是地道成都人，生平跨前蜀和后蜀，大半辈子从没有离开过家乡。在后蜀做到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等同宰相，负责为后蜀修史。他精通音乐，尤其善吹长笛，也是他为《花间集》做序。欧阳炯跟随孟昶投降宋军，在孟昶死后他作为翰林学士，到西京洛阳做闲散官员，几年后去世，年七十六。像《江城子》这种词作实际已不同于过去“花间”的样子，很有一些怀古的感慨。
像鹿虔扆的《临江仙》更与李煜后期词很相似，“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鹿虔扆的事迹不多，但他是后蜀进士，与欧阳炯、韩琮、阎选、毛文锡等齐名，都是孟昶身边精通音律词作的高手。据说广政年间为永泰军节度使（关于节度使永泰军号存疑，后蜀有永宁军果州一带、永平军雅州一带和武泰军东川涪州黔州一带，军号和辖区都有记载，永泰军为何时何地却不见记载），还赠太保。
鹿虔扆和欧阳炯不同，他没有跟孟昶去汴京当宋朝的官员，就此退隐，所以他的词作哀伤感触的情绪更强烈，很明显流露后蜀被宋朝吞并的不满，不少评论者就将《临江仙》视为词作中最早流露感愤和怀念故国的代表。
在《花间集》总共500首作品里，这一类有感而发的词虽然总量不算多，需要注意的是，却不仅是一两个人或一二十首的凤毛麟角。像韦庄《荷叶杯》《菩萨蛮》表面是男女之作，实际有流落异乡的风尘之感，李珣《巫山一片云》充满怀古感慨，《渔歌子》表达对归隐江湖的向往。甚至孙光宪《酒泉子》，牛峤《定西番》还有将唐代边塞诗带入词作的风味……
所以，《花间集》的初衷虽然有记录当时吟风弄月的奢华享乐意义，但毕竟作者基本都是一个个颇有水准，确实也保留不少质量非常上乘的优秀词作，以至于最终在历史上留下较大的名声，具有永久的文学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