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香港的《南华早报》最先曝出消息称：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王建平很有可能在成都被带走调查。

王建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消息曝出前的两个月，在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座谈会上。

在随后10月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并未见到身为中央委员的王建平的身影，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南华早报》的消息。

2016年12月29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王建平因涉嫌受贿罪，被军队纪检部门立案调查。

这是官方首次披露王建平被查的消息。

王建平被查，刷新了军队反腐的两项“纪录”：

一是，王建平是解放军第一个被查的现役上将，之前虽然已经有三名上将落马，但他们被查时已经退出了现役；

二是，王建平是联合参谋部成立后第一个被查的高级领导。

在任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前，王建平是武警部队司令员，他于2012年被授予武警上将警衔。

王建平16岁就参军入伍了，他之所以选择从军，或许跟他的家庭有关。因为王建平的父亲王振海是一位老革命。

1920年，王振海出生在河北赞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王振海参加过解放石家庄、太原的战斗以及平津战役等。

后来，王振海随所在部队渡江南下，去了福建，并先后担任福建惠安县县长、省军区第五分区武装部副部长、泉州地委副专员等职。

或许因为老家在北方，1954年，王振海作为支援东北建设的干部，奉调到了辽宁抚顺工作。到抚顺后，组织将王振海安排在了老虎台矿党委书记、矿长的职位上。

当时，老虎台矿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共有1万多名职工。而王振海对煤矿一窍不通，没有任何煤矿管理经验。

但敬业、好学的王振海没有被困难吓倒。上任后，王振海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让矿上的工程师给他讲课。

没两年，王振海就成了一位精通技术的管理领导。

当时，老虎台矿的职工对王振海的评价是：

“王矿长懂技术、肯带头、有作为，是一个按规律办事的好领导。”

1958年，王振海被调到其他煤矿，之后，老虎台矿发生了多次事故。后来在老虎台矿职工的强烈呼吁下，王振海于1962年又被调回了回去。

抚顺市是一个因煤矿而兴起的城市，当地流传着一句话是“先有煤矿局，后有抚顺市”。因此按惯例，抚顺的矿务局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抚顺市委常委。

王振海先后担任过抚顺矿务局第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抚顺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等职。

1982年，王振海从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的职位上退休，回到抚顺养老。

在王振海的下属和邻居眼里，他是一个为人正派、没有官架子、很好相处的人。

曾经有邻居想要借用两家宅院之间的公共区域，王振海二话没说就让了出来。

王振海是一个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的人。

他住的房子是他曾在市委任职时分的，那是最早由日本人建的小洋楼。

房子的居住条件其实并不好，面积不大，格局也不合理，连客厅都没有，而且两户房子之间的间距很小，一到冬天，光线就会被前面的房子挡住，采光很差。

后来市里曾提议给王振海换一户新房子，但王振海没要，他说住在老房子里挺好的。

王振海在抚顺的家

王振海的妻子商秀兰也是一个低调谨慎的人，她对孩子的管教十分严格。

王建平小时候比较顽皮，一次，他在放学路上，摘了别人家的黄瓜，装了一书包，回家路上边走边吃。

商秀兰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王建平，又拉着他把剩下的黄瓜还了回去，吃掉的还按市场价进行了包赔。

王建平参军后离开了家，王振海的小儿子留在抚顺和父母同住，他在抚顺的一家媒体工作，平时在外面喝酒应酬比较多。

后来王建平在部队的职位越来越高，怕影响不好，商秀兰就告诫小儿子不要去外面喝酒。

另外，商秀兰也不让王振海去外面参加宴请。有人主动上门送东西，王振海和商秀兰也坚决不收。

王家小院里的一把木制长椅是别人送的，商秀兰之所以肯收，是因为这把椅子是别人用旧了准备扔的，她才刷过新漆后留了下来。

每当有人上门找王振海，想让他打招呼让王建平帮忙“办事”时，王振海总是说：

“你去找老商，我说了不算。”

商秀兰很会把握分寸，如果是她认为不违反原则的事，她会直接联系儿媳妇儿，如果她认为违反原则，她就会表示明确的拒绝。

从邻居和同事对王振海、商秀兰夫妇的评价以及他们夫妇二人为人处世的事例上看，老革命的家风是非常优良的。

1953年，也就是王振海被调到抚顺市的前一年，王建平出生了。

商秀兰一共为王振海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王建平是商秀兰生的第二个儿子，王建平的哥哥后来夭折了。

王振海和商秀兰对王建平很喜爱，同时对他也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或许是在父亲的影响下，1969年，16岁的王建平选择了参军入伍。

在部队，王建平暗自下决心要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刻苦训练，积极上进。当战士时，王建平是一名优秀的士兵。

后来提干后，王建平也是步步高升。他先后担任锦州炮兵第42团团长，第40集团军炮兵旅参谋长、副旅长、旅长、第120师师长等职务。

王振海一家，王建平（后排右二）

王建平在部队的节节高升，应该和王振海的关系不大。

因为王振海虽然是一位老革命，也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是他早早就转到了地方工作，在部队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

有人猜测，王建平在部队的快速升迁，可能是沾了他岳父的光。

王建平在锦州部队任职时，沈阳军区的一位高级领导看上了他，并将自己在锦州部队医院工作的女儿嫁给了他。

王建平的岳父是军区的高级领导，这件事他的上级、下属都是知道的。

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王建平的岳父曾利用职权或人脉对他进行提携或帮助。

而且，王建平的岳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退休了。那时30岁左右的王建平还没有担任太高的职务。

从这点看，虽然不能排除王建平在部队仕途的起步阶段沾了岳父光的可能，但是他后来的升迁，也离不开自身能力。

实事求是地说，王建平的军政素质和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

他当连长时，他带哪个连，哪个连就是团里拔尖的连。他当营长时，他带的营也是过得硬、叫的响的营。

1992年，39的王建平升任第40集团军120师师长。

40集团军下辖3个师，分别是118师、119师和120师。其中118师是甲种师，而120师是乙种师。

所谓甲种师，也就是齐装满员、武器装备先进的主力作战师，而乙种师则是装备相对落后的非主力师。

按惯例，甲种师的干部一般是重点培养的对象，升职的可能性更大。而乙种师的干部相对来说，升职的可能性就小一些。

所以，很多乙种师的干部，都有不作为、懒作为、得过且过的倾向。

但王建平上任后，没有像以往的干部那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主动作为，大抓部队建设。

有知情人士说：

“王建平任120师师长期间，提出120师要克服乙种师难作为的思想，要创造和甲种师一样的工作成绩，部队要像部队的样子，营区要像营区的样子，军人要像军人的样子。”

在王建平的带领下，120师的风气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懒散、等、靠，变为积极、活跃、上进。120师在军事训练和营区建设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还获得了不少奖项。

在任师长期间，王建平的口碑也不错，那时他身上还保留着像父母一样的务实、低调和平易近人的作风。

据说，在王建平任团长期间，有一次他坐着吉普车回营区，路上看到了几位退休干部的家属正在往营区家属院走，他就主动下车，让司机拉着那几位家属回去，自己则步行往回走。

王建平在120师师长的位置上干了4年后，1996年10月，120师转隶给武警部队，2个月后，王建平被调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副军级）。

当时有人说，西藏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任务十分艰巨，调王建平去很有可能是为了锻炼他。

果不其然，在西藏任职4年后，王建平于2000被调到北京，任武警部队副参谋长（正军级）。

后来，2006年，王建平被任命为武警部队参谋长（副大区级），2009年6月，他被平调为武警部队副司令员进行过渡，半年后，他被任命为武警部队司令员（正大区级），并在两年半后，晋升为武警上将警衔。

就是在主政武警部队期间，王建平身上的优良作风荡然无存了，老革命的家风也在这里断了。

在2016年官方公布王建平被查的消息时，熟悉王建平的部队内部人士并没有觉得震惊和意外，因为他们都认为“王建平是早晚要出事的”。

就连王振海在抚顺的邻居们，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邻居们之所以会这样认为，是因为在王建平当了武警部队司令后，王振海和商秀兰在抚顺的小院就“热闹”了起来。

当时，抚顺市的武警人员、辽宁省的武警人员、抚顺市的领导、北京的武警人员等，都经常到王振海的家去走动。有时甚至这波人还没送走，就又来了一波人，那真是门庭若市。

这让不拿好处、不收礼的王振海、商秀兰夫妇不堪其扰。后来，王建平也怕影响不好，就公开放话说：

“谁再去我就撤谁的职！”

说过之后也没起作用，那些一心想要巴结、钻营的人该去还是去，门口依然车来车往，院里还是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知道王振海不参加宴请，想要套近乎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带着菜去他家里做，然后一起在他家里吃。

王振海家的小院里，有一块菜地，他和商秀兰喜欢在那里种一些花花草草和蔬菜。

于是就总有人以此为由过去，不是去松松土，就是去除除草。和《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厅长为巴结沙书记，去老检察长家帮忙松土的情节如出一辙，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王振海退休后，因为老房子冬天采光不好，屋里比较冷，所以他们老两口入冬后就去北京过冬，来年开春再回抚顺。

王建平任武警部队司令后，每年王振海从北京回到抚顺时，他家的小院菜地都已经被人翻好，并且种好苗了，院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家热闹的景象，邻居们都看在眼里，但是2014年年底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2014年12月，王建平被调任为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虽说是正大区级平调，但是权力相差较大。

类似这种调动，在军队里是很少见的。因此一些敏感的军内人士，当时就意识到“王建平可能是要出事了”。

自那之后，王振海家的小院一改以往的热闹景象，变得十分冷清，甚至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

之前，每次下雪，王振海家门前的一整条街，都有武警战士去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2005年元旦之后下雪，就再没有武警战士去主动扫雪了。

邻居们还开玩笑地说：

“以后再也借不上王家的光了。”

王家小院这前后热闹和冷清的对比如此明显，邻居们也都猜到了，说可能是王建平在部队里出了什么事了。

王建平在任武警部队司令期间，他的儿子成了“包工头”，揽了很多武警的大工程，自己做不过来的，他还转包给其他“承建商”，并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

武警部队的工程有很多，单单说武警的交通部队，就承担了全国各地的公路、港口以及城建等施工任务。

所以，王建平的儿子全国各地跑，到处揽工程，大发其财。对此，王建平当然是知道的，但他却明知故纵，纵容儿子借他的威名抢占各种工程、项目。

老子掌权、儿子敛财，这是何等的“美事”。

对于孙子做生意这件事，商秀兰是不看好的，她虽然不知道孙子做的是什么生意，但在跟邻居聊天时，她曾提到过不喜欢孙子做生意。

但是绝对的权力已经让王建平丧失了像母亲一样的清醒思考能力。

武警部队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公安边防、消防、警卫等部队组成，和其他部队相比，武警和地方接触更为紧密，参与的经济活动也更多。

因此武警部队更容易滋生贪腐，这也是武警部队曾经爆发“塌方式”腐败的一个原因。

在王建平落马前，武警部队里，就有一大批“老虎”被查处，包括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刘占琪、原政委王信、原总工程师缪贵荣、原副司令员瞿木田，以及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牛志忠等。

刘占琪

据调查，王建平的儿子和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刘占琪的来往十分密切，两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巨额利益，对此王建平是默许的。

除了以上的原因，王建平的落马还和之前落马的三名“大老虎”（包括两名“军老虎”）有关，他曾和前面的三人来往十分密切，很难排除互相之间利益输送的可能。

王建平等一批“军老虎”的落马，标志着我党我军对贪腐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对于军队来说，风清气正是提升战斗力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