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发布研究九江的文史类文章。本系列在“浔阳叙话”“冯晓晖”两个公众号上发布，并在国内主流自媒体网站（今日头条、百度、搜狐、新浪、网易、微博、豆瓣等）上同步转载。欢迎原创作者投稿，联系方式见本公众号自动回复。
本篇原刊于2019年版《浔阳商贸》，经浔阳区政协文史委授权转发。
九江南联五河，北吐大江，水陆通达，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来商纳贾，舟车辐辏的通都大邑；在近代史上，她又是我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
那时，九江沿江一带，粮船密集，商贾如云，米号粮行毗连成片。与米市服务的各种行业，如银行、钱庄、饭店、旅社、转运报关等，均应运而生。从事粮食储运的工人，如搬运工、锁袋工、过槲工，总数逾千人。每年有数百万担米谷在此成交并转运至江浙一带。米市交易是旧九江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也是促使赣北农村经济发展，城市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根据搜集情况介绍于后，疏漏之处，敬请同仁教正。
康复米号钱票
一、九江古代的粮食贸易
九江米市源远流长。据晋·《地道记》载：“寻阳南开六道，途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来商纳贾，亦一都会也。”远在一千多年前的晋代，九江就是长江中游物资集散的一大商埠。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农民赖以交易的多以粮食为大宗。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京城以外的大官仓，有相当一部分设在江西境内，大批漕银贸易经九江转运至京城。
明清时期，九江的粮食贸易愈加活跃；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经济恢复发展较快；另一方面则由于九江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条件，使它在长江中下游的商业地位愈加重要。明代在九江设立钞关，凡经过九江港的商船，均要进关办理征税手续。商贾借用纳税空隙，登岸进行贸易，其中包括进行茶叶和米谷的贸易。据史料记载，那时九江已发展成为“车盖楼船，应接不暇“的商业码头。
清代九江作为“载运型”的米市已具相当规模。“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据官方统计，从乾隆三年八月到四年四月的 8 个月中，经九江港转口的粮船达五万三千艘，转运大米一百一十二万担，可见当时九江米谷贸易已有较大规模。
清代九江米市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1、米谷的流向是江西、两湖的米谷经九江转口运输至缺粮的江、浙等省。《雍正未批奏折》写道：“浙江、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需米皆取于江西、湖广。”
2、大型的粮食贸易由朝廷控制，由官方统一调配。每当邻省受灾时，清代皇帝就要亲自降旨从江西调运大批米谷到灾区出售。例如，乾隆五十年“湖北灾区，急需客米接济。”同年 10 月，乾隆皇帝降旨，令湖北和江西米商迅速从江西经九江贩运大米至湖北救灾。这个月的中旬，有一千三百艘运粮船从九江港出发，满载数十万担大米运往湖北。乾隆常要求赣、鄂两省地方官员督抚帮同料理，”遇有湖北商贩到境，勿稍留难阻滞。”“嗣后陆续采买，官为照料，更可迅速运往。”（《高宗实录》）
永安米号钱票
3、九江的米谷贸易以私营为主，但私商往往“囤积待价，于中取利”。为此，清廷曾采取措施，与投机商贩进行斗争。例如，清康熙四十八年七月乙亥（1709 年 8 月 11 日），康熙常下谕大学士……江西巡抚郎廷极等奏，“湖广、江西稻谷丰收，沿江米贩甚多，而近月江米价愈贵……今富豪之家广收湖广、江西之米，囤积待价，于中取利。虽米船沿江而下，而粜卖之米愈少。尔等学士及九卿诸臣……当如何有济于民，著公同样译议速奏。”（《圣祖实录》）。三天以后，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议复：“江西，湖广产米甚多，但恐富家奸商广收米石，囤积图利，以致贫民愈困。应檄各督抚，选委廉能官员，凡有名码头，令其严行察访。如有富豪人等将市米囤积者，即令在囤积之处，照市价发粜，不许囤积，违者以光棍例治罪。其有贩米私出外洋者，令沿途文武官弁，严查禁止……”
二、九江米市的全盛时期
从 1862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九江被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至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的 75 年间，是九江米市的全盛时期。在这几十年间，由于战争和灾荒等多方面的原因，如 1931 年江西遭大水灾，以及民国年间军阀混战，都使九江米市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所谓全盛时期，也是比较而言，其发展是有起有伏的，不是直线上升。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上升的。据《江西省米谷概况》中《近二十年来江西米经九江关输出数量》一文记载：“本省稻米出口由轮船运输者，皆集中九江，转运上海、汉口等地。除民国十五年因革命军典，商运停滞，及民国二十三年遭逢到前旧两年灾歉以后，无大量收米输出外，每年约在十万担以上，而民八、十二、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均超出二百万市担。上述仅为轮船运出之稻米，民船往来，则无法稽考。”
下面的统计表反映了民国六年至二十五年（1917-1936) 间九江关出口的大米数量。
九江关除输出大米以外，还输出大豆。下面是九江关出口大豆的不连贯资料统计表。
这个时期九江米市进入它的全盛时期，其原因很多。据分析，主要因素有三：
一是 1917 年南浔铁路全线通车，九江不仅在水路交通上是江西的枢纽，而且在陆路交通上，亦成为江西对外贸易的重要孔道。当时赣抚平原、吉泰盆地大批米谷先集中到南昌待运，再通过南浔铁路和赣江水运抵九江。水陆兼程，这一优势，使九江米市更加活跃；
二是从北伐战争结束，至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社会相对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江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民自食有余，投入市场；
三是九江开埠后，帝国列强在九江辟租界、建洋行、办航运，掠夺了江西的宝贵资源，但从反面也促进了江西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九江这个封闭式的国内码头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触，促进了九江内外贸事业的发展，带来九江米市的繁荣。
全盛时期的九江米市，有三个鲜明特点：1、是载运性质的市场。九江米市的类型，与四大米市中的芜湖、长沙，无锡有所不同，无锡和芜湖米市属于米谷的大型集散市场，它们分别依托周围的粮区而存在，米谷流动的特点，是先以向心运动往米市聚集，然后再循一定路线转移，扩散在消费区。九江米市则不同，它属于载运性质的市场，即粮食从生产地向消费地转移的过程中，由运输方式的改变和运输工具的转换而形成的米市，是为载运型米市。
2、九江米市的范围不仅在九江市区一处，还有涂家埠、吴城、湖口等三处。1937 年从涂家埠输出稻谷四万五千担，大米九万二千担。民国二年（1913）从湖口输出米谷就达六十万担。以九江为中心，以涂家埠为聚散地，以吴城为水上运输码头，以湖口为第二出口咽喉，四个城镇互为倚角联结成网，构成了整个九江米市。
3、解放前，作为米市的九江，大米加工能力很差，每年输出的数百万担大米，主要靠南昌加工。民国二十三年（1934）据南昌、新建、永修、德安、新喻、吉安、修水等二十四个城镇的调查分析，其中南昌拥有新旧式碾米厂七十家，每日制谷一万四干担，为全省加工能力之首，其次为新喻，有旧式碾米机厂三百多家。至解放前夕，九江仅有朝鲜人开办的机米厂，日商办的面粉厂各一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