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接星云，水涵日月，衡阳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人们相信诗与远方在这里交融共生。
新近出版的《志说衡阳·一山一衡阳》，用一个又一个来自方志里的故事，生动地呈现出了衡阳的魅力如何形成、衡阳如何一点一点地“火”起来——作为“火神”祝融的故乡，“火出圈”是衡阳的天赋使命。
“以文塑旅，擦亮湖南历史文化名片”，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之际，我们编发《志说衡阳·一山一衡阳》部分文章，和读者共享“火出圈”的衡阳。
在衡阳，思想者彼此遥遥相望
历史长河中，那些在不同时期深刻烙印于衡阳乃至中华大地的思想巨匠们，他们或生于同一时代，得以面对面地激扬文字、执手论道，共同推动思想的浪潮；或虽相隔时空，却在翻阅前人典籍时，心灵相通，抚案长叹，展现出一种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
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巧妙地安排了这些相遇与传承，使得思想之光得以接力传递，熠熠生辉。
在衡阳，这种迷人的文化接力现象尤为显著。它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延续，更是智慧的深度交融与再创造。他们或是对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或是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亦或是将不同思想流派进行融合创新，共同绘制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思想图谱。
衡岳之上，禅门花叶芬芳
52岁那年，南北朝时期的僧人慧思感到梦境变得越来越短促而混乱，一觉醒来，脑海中并未回荡空蒙潮音，反而只剩沙滩上一片狼藉，这令他隐隐感到不安。他的佛缘来自梦境。那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枣树的浓荫遮蔽了河南老家的房檐，他蜷在一张竹簟上睡着了。恍惚中，一个虬髯星目的异域和尚缓缓走来，说，你的志向当在精舍中觅得，何不皈依我佛？醒来后，一切杳无痕迹，但一切就这样决定了。
此后，他又在寺院中梦见过神僧，言辞恳切令他斋戒。他深感愧怍，开始严格奉行戒律。受戒之后，道志更加坚定，每天只吃一顿饭，且不接受任何供养，只悉心坐禅。然而当他的禅定修行已达正果时，他却觉得悲观。在他看来，佛陀涅槃之后，将会迎来长达一万年的“末法”时代。如今，自己正处于乱象丛生的时代，北方的战火不曾平息，众多学徒虽慕名而来，却良莠不齐，是非怨嫉如隐藏的荆棘。想到这，他环顾众徒，语气平静而又有一丝迷惘，说：“……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以避此难？”众人陷入长久的默然。这时虚空中忽然传来一个声音：“若欲修定，可往武当、南岳，此入道山也。”慧思一时间如醍醐灌顶，一条新的修行道路浮现眼前——山不走过来，为何不朝山走去？
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当他带着四十弟子，从北方一路风餐露宿，来到远离北方战火的南岳，面对眼前如此深广大山，慧思如同归家般倍感亲切熟悉，他确定自己的前三世正是在这座大山里修行，甚至记得自己当年的遗骨埋在何处。人们在他的指引下，果然找到了骸骨。
不久，慧思在南岳创建了般若寺，即今日福严寺的前身。他在南岳的修行，颇具“知行合一”，开定慧两门，日间谈理，夜间修禅，将禅定的运用不仅仅限于静坐默想，更将其推广到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他的“定慧并重”的思想为其著名弟子智顗所继承发扬，智顗后来在浙江创立了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亦成为一代宗师。他其后曾两次来南岳访先师遗迹，故福严寺又被称为天台宗祖庭。
△福严寺。图/康松柏康梁
慧思初来南岳时便预言自己十年后将会归化。十年弘法，当他去世时，身后已是一片郁郁丛林，当年那座般若寺，先后迎来了诸方高僧。“磨砖作镜”的怀让、就学于怀让的马祖道一、禅风泼辣的楚圆……为后来佛门禅宗、净土、律宗、唯识等宗派进入南岳留下了一片沃土，福严寺成为“天下法院”，他们功不可没。而慧思大师，也被世人尊称为“南岳尊者”。
距离福严寺不远处，还有一座差不多修建于同一时期的古老寺院——南台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它是由另一位和尚，海印大师草创的，也是南岳第一座佛教寺院。现在还能在寺院后的镌刻着“南台寺”的摩崖石刻上见到他的名字：沙门海印。而它的高光时刻，则要等到300余年之后——一位自江西青原山而来的和尚希迁，结庵于寺东一块大石上，方才擦亮了南台灯火。
△南台寺。图/孔东亮
石头希迁在南岳四十年，写下了著名的佛理名篇《参同契》，而他与福严寺的马祖道一年龄相若，辈分相当，石头是青原行思嫡传，也曾参礼南岳怀让；马祖是南岳高徒，也曾向青原求教，二人虽宗风有别，但毫无门户之见，同声相契，大振南禅，海内尊称“并世二大师”，南台寺亦被称之为“天下法源”。其中，由福严寺走出去的临济宗，由南台寺走出去的曹洞宗，成为中国佛教的半壁江山，有“临济临天下，曹洞曹半天”之誉。
南岳，正是因为汇聚了这样的大师，而拥有了名山的魂魄。
一座城记取一生情
唐元和十四年（819）冬天，刘禹锡扶着母亲的灵柩，从连州返回洛阳。途经衡州时，他强忍丧母之痛，等待好友柳宗元前来赴约，一解愁绪。他在衡州等了四天，这几天，往事层层叠叠，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他第二次被贬了——从朗州到连州，柳宗元亦是如此——从永州到柳州，皆一次比一次偏远。
唐元和十年（815）时，他们都已经在异乡就任了多年，突然遇赦被召回长安，彼时两人心中都升腾起了许多希望，以为会再度获得朝廷的信任。然而刘柳二人重游长安玄都观时，刘禹锡一时心有感慨，写下了那句充满嘲讽意味的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不仅刺痛了朝堂新贵，也刺痛了刚刚上位的唐宪宗。任命诏书最终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封贬谪诏书，好友柳宗元亦受牵连，贬去柳州，二人一起再度被逐出长安。刘禹锡带着老母亲奔赴连州上任，几年后母亲病逝，柳宗元闻讯，派使者三度来连州吊唁慰问，并约好等好友扶柩途经衡阳时，二人再见一面。
正感慨时，忽然柳州的信使匆匆而来，带来的却是柳宗元的死讯和一封绝笔书：“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握着讣书，一瞬间心头百哀汹涌，号啕大哭，任由涕泗横流，忽忽若狂。“呜呼子厚，卿真死矣！终我此生，无相见矣……（刘禹锡《祭柳子厚文》）”两个彼此挽携勉励走过半生，潦倒失意的人，终于再不能相见了。
四年前，他们还相伴南下，重新开启流放生涯，分别之地，就在衡州湘水之畔。当年握别时，柳宗元曾向好友倾吐过“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当人生进入暮年，能和最好的朋友成为邻居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遗憾的是，这对“同中进士、同升迁、同沦落”，命运紧紧拧在一起的铁杆朋友，终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而衡州，这座古城，见证了他们的生离和死别，留下了他们情深义重的唱和诗。
柳宗元共有三次唱诗，刘禹锡则有相应的三次和诗。二人第一次被贬时，柳宗元写《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刘禹锡在《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写道：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
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
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然后，刘禹锡从陆路翻越骑田岭赴连州，柳宗元乘舟走水路沿着灵渠赶往柳州。
而最后的衡阳一别，是天人永隔，刘禹锡写下了痛彻心扉的诗作《重至衡阳伤柳仪曹》：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他没有忘记故友的嘱托，帮他把幼子抚养成人，还花费余生精力替柳宗元整理了遗作，编成《柳河东集》，并筹资刊印。晚年时，他仍时常想起挚友，“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刘禹锡与柳宗元，世人合称刘柳。他们都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是同一时代光芒闪烁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刘禹锡所写的《天论》与柳宗元的《天说》所持无神论观点完全一致；他们年龄相近，理念相似，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几乎完全重叠的政治命运。在数次的起起落落中，经历的都是相同的风浪。他们的历程，恰应了柳宗元后来写的一句诗：二十年来万事同。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刘柳的友谊，早已超越了生死，也穿越了时空，如星辰之光，恒久不灭。
方广寺里的哲学天地
南宋年南宋绍兴年间，一代大儒胡安国，携两子胡寅与胡宏，来到当年唐朝宰相李泌隐居的南岳烟霞峰下，授课讲学。有意思的是，胡安国父子虽是福建人，却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湖湘学派”，只因他们的学术源头来自周敦颐（今湖南道县人）的“濂学”。由于周敦颐晚年隐居江西庐山莲花峰下，将自己居所称为濂溪书堂，后人因此称周敦颐为“濂溪先生”，其学术思想也就被冠以“濂学”之名。周敦颐虽作品寥寥，但其思想却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岳麓书院那幅著名楹联这样写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上联意指湖湘学派与宋明理学鼻祖一脉相承，说明周敦颐在湖湘学派的源头地位；下联则指湖湘学派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周敦颐。
国学大师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将屈原、周敦颐二人并称。儒家的道统自孟子后便失传，直到一千多年后，周敦颐才把儒家孔孟的道统续上。因此正史将周敦颐看成公认的连接孔孟思想的“道学正脉”。他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为核心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
△方广寺。图/罗铭
胡安国所钻研的义理之学出自程颐，而程颐为周敦颐的弟子，胡安国与周敦颐之间自然也就有了传承关系。胡宏则继承了父亲的经学与理学思想，他在《与孙正孺》书中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这种“以死自担”的精神，正是湖湘后学敢死国难的民族气节之所出。
胡氏父子在南岳讲学不久，有个叫作张栻的年轻人前来拜胡宏为师，胡宏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向他传授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程颢和程颐）的理学思想。可惜，纳徒的当年胡宏便去世了。张栻不负厚望，34岁那年成为岳麓书院山长，往来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传道授业，在继承胡宏学统的同时，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其学自成一派，声誉鹊起，当时的学子们“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引起了理学南传福建的另一大师朱熹的关注。于是，朱熹携弟子林用中于宋乾道三年（1167），从福建崇安启程，于九月中抵达潭州，向张栻求教。
张栻与朱熹一生见面三次，而以第三次见面最为长久，论学至为深刻。这一次，他们将对谈的讲堂由潭州厅堂“搬到”了南岳，既寄情于山水，又探究“心性之学”。
当是时，正值寒冬，风雨如晦，他们从潭州渡过湘水，循岳山北路线登山，“忽云四合，大雪纷集，须臾深尺许”，但三人豪兴不减，张栻说，“明当冒风雪亟登”。第二天，巧遇雪霁放晴，他们从马迹桥登山，破冰踏雪直入方广寺。这一路上，他们边游边作诗，直到夜宿方广寺，三人竟写下了五十首诗。南岳七日，他们抵方广，出西岭，过天柱，下福严而宿南台，历马祖庵过大明寺，驻上封寺游会仙桥，登祝融绝顶，经邺侯书院下山到达胜业寺（今祝圣寺），一共作诗49首，一路上的泉林、霜月、残雪、晚霞皆入诗中，后编成《南岳唱酬集》。衡山脚下窄窄的马迹桥，莲花峰下幽深的方广寺，就是这一理学盛事的见证者。他们大概没料到，此番风雪中的壮游，会对后世接踵而来的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们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
到了明代，理学家们纷纷来到方广寺，活跃在这片幽静的天地里。先是明代礼部尚书尹洞山(即尹台)，向方广寺洁空方丈要了寺旁一块地，建起了纪念朱张方广之游的二贤祠。不久，理学家湛若水、罗洪先、邹东廓、刘阳、康三泉、王夫之来了；文学家顾璘、谭元春、张元忭、茅瑞徵来了；身居庙堂的张居正、赵贞吉、曾朝节、伍益斋、曾舜卿也来了。他们聚集方广寺、二贤祠，吟诗作赋，探幽访古。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隐居方广寺，建“续梦庵”，留居九年之久，他对南岳的情感之深，在其所编《莲峰志》序中可见一斑：“与岳患难，惟岳知余。残梦不忘，我报灵墟。”早年，他曾用一介书生之力，决心续一个反清复明的梦——在方广寺集结山民、僧道数百人准备起义，但尚在聚兵阶段即被密报镇压，于是随后去了粤桂，加入南明小朝廷，继续投入战斗中。数十年后，带着一身疲惫与挫败感的王夫之再度归来，仍是充满慈悲与禅意的南岳接纳了他，从此他在续梦庵著书立说，为莲花峰写志，终成一代大儒。
民国抗战时期，方广寺又迎来了一批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其中有时任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以及闻一多、叶公超、冯友兰、吴宓、金岳霖、罗常培、陈梦家等著名教授，他们分别在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等领域各有建树，堪称一流学者。在狼烟四起的年代，他们暂时避开了战争的阴云，在这个清幽之境换得浮生一日闲。危重的战时局势与眼前平静的山中风景对比鲜明，哲学家冯友兰感慨万千，写下了“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之句。
鸟去鸟来，人歌人哭，千年方广寺的山色与水声，记下了古今皆同的沉郁伤怀，诗意活泼。
船山书院，一曲高山流水遇知音
清末一代大学者王闿运曾给彭玉麟做评传，高度赞美：“自此三十八年，诸将帅或官或罢，或先亡逝，唯公旦夕军中，未尝一日息，未尝一日官也。”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试图参与治世，一展其才，奈何时运不济，退而讲学著述，前后著述数十册，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他乃真名士，为人狂狷谐谑，平时嬉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独对彭玉麟犹恐颂之不及。
彭玉麟何许人也？他字雪琴，祖籍衡阳渣江，生于安徽安庆，15岁随父回籍。后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屡建奇功，由水军统领擢升至兵部尚书，人称“雪帅”。清光绪九年，以七十高龄奉旨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坚决反对议和，屡次挫败法军侵犯。其为官清廉，一生“不离军营，不赴官（升迁之官职），不支俸（升职之俸）”。屡奉圣命查办奏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民间亦流传“彭公一出，江湖肃然”之语。他六次辞官，只言“臣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在权贵当道，腐败成风的清末，成为一个极为罕见的清廉、正直、淡泊的名臣。
王闿运说他“未尝一日为官”，似乎有误，彭玉麟书生从戎三十八年，日日都在做官，何来未尝一日为官？实际上，王闿运此处说的是彭公为官，未尝一日打官腔、耍官威、做官样文章，相反，他当官就是勤恳为民，劳心劳力。
清正廉洁，是彭玉麟一直恪守的原则。他在《致弟》信中说：治军须做到“勤、恕、廉、明”“不虚糜朝廷之粮米银钱，不侵蚀弁勇之犒金恩饷，甘苦与同，取与必慎，廉则得之矣”。虽战功显赫，却一生不慕名利。
他的清廉风范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这些家书多肺腑之言、恳切之词，告诫家人要“戒贪”“戒奢”“戒骄”，谨守朴廉。
彭玉麟少年时代聆听王船山事迹，研读其著述，深感船山先生之伟大，其学说之博大创新，产生了推崇之心志。清光绪初年，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身份，支持本籍官绅创立船山书院于衡州南城外（今金果路王衙坪），但院落狭小，规格属一般县学而已。他深感书院靠城市太近，院址低洼狭小，周围嘈杂喧哗，尘土飞扬，不能让学子安静地读书。又自谓“臣与夫之（船山）生同里闬，亲读其书，私淑其人，敢不勉竭绵薄，力任重建书院之举”，遂于1883年秋，捐银12000两，于城南外三里许，湘水之东洲北部购地，新建船山书院。从空中俯瞰，东洲岛如一条尾鳍微微摆动的大鱼，又如一艘大船，时刻等待启航。书院则是三进四院的古典建筑，彭玉麟亲题“船山书院”，并撰写楹联：“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三篙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既称颂船山先生治学严谨，造诣高深，又勉励后辈学子珍惜青春，勤学苦读。
船山书院任教的先生由“四府士绅商请”，像杨柏寿、夏彝恂等都是“学问名望素优之士”，主持书院的山长更非当世大儒不可，彭玉麟第一个想到了湘学泰斗王闿运。早在清咸丰三年（1853）秋，二人就已相识。孤傲不群的王闿运对彭玉麟评价颇高，谓之“刚介绝俗”“功绩卓著”。彭玉麟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因此多次邀请他前来掌教船山书院。甚至为了消除他来此授业无处可居的忧虑，彭玉麟于书院内特建一座“黄绮楼”，作为其书斋及住房。但王闿运其时正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未能到任。直到彭玉麟去世一年后，船山书院无人主持，他才应郭嵩焘之托，前往衡阳执教。
王闿运刚到船山书院，景色萧索，眼见的是“门斗斋夫村陋，不成局面”，且“行李虽富，钱米俱无，明早便无食矣”，完全不能与昔日成都尊经书院的盛况相比。但他时时念及亡友的殷殷重托，并不灰心。他亲书一联贴于院门，曰：“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石鼓宗风承宋派，愿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奏协箫韶。”表达了要将书院办好的决心，自此，他应聘掌教25年，全力办学，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因为王闿运的到来，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岳麓、城南、渌江等书院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莘莘学子也负笈前来，“海内执经问学者踵相接”（《衡阳教育概况》第六篇），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誉，因此成为晚清十大书院之一。
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说过：“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了什么，以及人是什么。”在中国历史的坐标系中，无数闪亮的人物如珠玉般洒落在衡阳这座千年古城周围。
那些横空出世的思想者，在完成了各自的时代使命后，便汇聚到了一个永恒的精神领域，而我们正是得以通过他们，来认真审视和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本文选自《志说衡阳·一山一衡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