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勤于政事，几达夙兴夜寐、通宵达旦的地步，一改天启帝朱由校沉溺于木工活、嬉游无度不理朝政的陋习，他事必躬亲，经常召集大臣们研究、商讨国事，批阅奏章到深夜而不歇息。然而，崇祯帝的努力已经晚了。他极力挽救的明王朝已如破船漏屋，危在旦夕。彼时大批肥田沃土都被皇亲国戚、权贵官僚所占有。皇庄和贵胄们的庄园占据着膏腴良田，而且横跨还几个州郡，广袤无垠。

《明史》记载，明万历年间，皇庄就占214万亩。明神宗朱翊钧赐给潞王朱翊镠肥田4万顷，封田皆在河南，因该省耕地不足，改赐2万顷，并用山东、湖广的田赋补足。当时中原流传一首民谣说：“惟余王孙芳草路，不入朱门帝王家”。最顶层的皇室如此，其他的官员、豪绅、大地主更是有样学样，竞相效法，有“九千岁”之称的大宦官魏忠贤强占民田100多万亩，重臣董其昌也不甘落后，亦拥有“膏腴万顷，富足三吴，田连苏湖三邑”，江南民间流传“若要柴米贱，先杀董其昌”的童谣。崇祯朝的能臣杨嗣昌在奏疏中概括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况时说：“近来田地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若夫穷民，本无立锥之地”。

激烈的土地兼并与财富垄断导致阶层固化，不仅使下层人士失去了上升通道，也迫使农民大量流亡，而皇帝及朱明宗室成员的挥霍却有增无减，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弥补空额，明廷加重了税赋剥削、强征，是为“加征”。史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神宗朱翊钧借口后金军欲叩关南侵，准备对辽东作战，开始按田加派“辽饷”，每亩田征银3厘5毫，两年后增至9厘。崇祯皇帝上位后，为了加紧镇压此起彼伏的陕西农民起义和整饬、训练军队，又加征“剿饷”和“练饷”。全年征收“辽饷（讨伐辽东后金军）”900万两，剿饷（镇压农民军）330万两，练饷（招兵买马）730万两，这些银饷皆为军费，已超过正常征税的一倍有余。

明廷为加派名目众多银饷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但是加征的银两大多没有流入中央财政，大都落入各级贪官污吏的私囊中，加派的结果不仅没有解决明廷的财政困难，反而使不堪重负的农民出外逃亡沦为流民，中小手工业者、商户大批破产，不仅使各地荒田缺人耕种，一片荒芜，也使工商业处境艰难，直接导致税源枯竭。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农民纷纷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活不下去时便相率为盗，或成群结队加入农民军，致使“流贼”屡扑不灭、迅速壮大，增加了社会不安因素......

明朝后期，辽东（今东北三省）境内的女真民族日益强大，在豪酋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率领下，先后征服李朝、蒙古，并不断攻入大明境内，烧杀抢掠，对明朝形成巨大威胁，明军与之交战屡遭挫败。努尔哈赤被袁崇焕遏制，兵败身死，但崇祯皇帝却自毁长城诛杀袁崇焕。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率八旗大军绕过长城，捣入大明腹地，大肆抢掠袭扰，明军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不敢与之交锋。皇太极的兵锋甚至一度逼近北京，京师一日数惊。

朱由检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面对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以及如此纷繁混乱的颓局，面对内外交困的巨大危机，年轻的崇祯帝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据说他的勤勉堪比朱元璋，客观地说他虽有性格软肋，却也不甚昏庸，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大明历代帝王造成的污泥浊水到他这形成了堰塞湖，使他在位的17年沦为垃圾时间，这也意味着他的所有努力皆成为无用功：外有咄咄逼人的满清，内有虎视眈眈的李自成、张献忠，加上空空如也的府库，捉襟见肘的银饷，即使他有心振作，也无力回天了。

再加上他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帝王教育，是一个完全的新手，面对这些烂摊子难免会顾此失彼，甚至剜肉补疮。而且其性格刚愎自用、刻薄猜忌、不能容物、经常推卸责任，这也严重打压了明朝臣工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对国事不敢关心，坐视明朝灭亡。

天边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这轰鸣雷声预示着一场摧毁明王朝这座大厦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