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陆大鹏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468页，88.00元

2017年10月，由德国著名导演汤姆·提克威（TomTykwer）掌镜的电视连续剧《巴比伦柏林》（BabylonBerlin）一经开播，即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动人心魄的视听效果和精良考究的服化道具，在全球范围内俘获大批剧迷，如今已更新至第四季。作为史上耗资最大的德语剧集，《巴比伦柏林》以魏玛共和国为时代背景，通过刻画柏林警探的破案行动，为观众呈现了纳粹崛起前夕德国首都暗流涌动、云谲波诡的社会氛围。尽管该剧由福尔克尔·库切尔（VolkerKutscher）的系列小说改编而成，但剧中人物大多有其历史原型。青年学人兼资深译者陆大鹏继《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之后，推出了又一部力作《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旨在帮助中国观众了解剧情背后的史实细节。此书聚焦1918至1933年间的德国警务与惊天罪案，从刑侦角度还原了这一动荡时期的黑白众生相。

电视剧《巴比伦柏林》中的魏玛刑警形象，戴眼镜者为奥古斯特·本达警长，其历史原型为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兼犹太法学家伯恩哈德·魏斯

卷入革命内乱：共和国早期的柏林警察与政治谋杀

1918年11月初，“一战”战败的德意志帝国行将就木，无力阻挡汹涌而至的革命浪潮。“十一月革命”以基尔水兵起义为导火索，在工人和士兵的热烈拥护下，迅速扩散至全国，从而导致君主政体土崩瓦解。11月9日，末代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vonBaden）宣布德皇退位，并将最高权力让与左翼温和派领袖、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委托后者安抚民众、维持秩序。同日下午，社会民主党议员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Scheidemann）在国会大厦阳台上宣告“德意志共和国”成立。耐人寻味的是，艾伯特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并未谋求深度变革，而是同右翼军政要员和资产阶级精英达成合作，努力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这也意味着，对民主制度绝无好感的保守主义官僚队伍，被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在艾伯特看来，使国家恢复运转乃当务之急，而战后重建工作迫切需要前朝官员的社会声望、专业知识与行政经验。至1919年夏，随着国民会议的顺利召开与民主宪法的正式颁布，魏玛共和国初具雏形。

然而，作为军事失利和政治妥协的权宜产物，共和国在诞生之际，承受着左右激进势力的双重攻击。负责首都治安的柏林警察局，顺势成为各方角力的舞台焦点。1919年1月，对新政权心怀不满的柏林警察局局长、左翼革命党人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Eichhorn）被普鲁士邦总理兼内政部长保罗·希尔施（PaulHirsch）解职。左派激进分子将此举视为严重挑衅，继而发动“斯巴达克起义”，企图效仿俄国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期间，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包围并攻克了由起义者把守的柏林警察局大楼。数月之后，魏玛当局于6月28日，同协约国签署《凡尔赛和约》，其惩罚性条款令极右派人士群情激愤。1920年3月，为了反抗协约国提出的裁军要求，东普鲁士土地局局长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Kapp）联手国防军第1集团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vonLüttwitz）发起军事政变，调遣志愿军团占领柏林政府区。由于缺乏文官支持，“卡普政变”在数日之内便以失败收场，但同情右翼势力的军方和警察均拒绝帮助民主政府。对后者而言，软弱无力的共和国不过是旧帝国的拙劣替代品，本身并无合法性。

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期间遭炮火损毁的柏林警察局大楼

除了武装政变，极右团体还将矛头指向“背叛民族”的政府高官，策划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政治谋杀。1919年2月21日，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成员、前巴伐利亚王军近卫步兵团少尉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AntonGrafvonArcoaufValley）在慕尼黑当街击毙独立社会党人、巴伐利亚自由人民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KurtEisner）。1920年初，人民法院（Volksgericht）以谋杀罪判处阿尔科伯爵死刑，但在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恩斯特·穆勒-迈宁根（ErnstMüller-Meiningen）的干预下改为无期徒刑。1924年，阿尔科伯爵获释出狱，后于1927年被赦免。1920年1月26日，曾代表德国签署停战协议的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Erzberger）在柏林莫阿比特区遭极右分子枪击致伤。次年8月26日，劫后余生的埃茨贝格尔不幸倒在“领事组织”（OrganisationConsul）刺客的枪口之下。1922年6月24日，该组织又在柏林街头刺杀了主张履行《凡尔赛和约》的犹太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尽管上述案件激发了德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催生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共和国保护法》（GesetzzumSchutzderRepublik），但不可否认的是，警察系统和司法机关的右倾立场，客观上助长了右翼激进分子的嚣张气焰。

置身多元社会：黄金年代的警务工作与犯罪世界

1924至1929年间，得益于“道威斯计划”提供的外国贷款，以及国际形势的显著改善，魏玛共和国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文化繁荣，因而该时段又被称作“黄金二十年代”。在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CarlSevering）的规划指导下，柏林警察队伍得以高效重建，极大地增强了德国人民的安全感。1925年5月20日，普鲁士官方以柏林刑警为核心班底，牵头组建了普鲁士邦刑警总局（PreußischesLandeskriminalpolizeiamt，LKPA），致力于加强邦内乃至全国各地的警务联络。1926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泽韦林在柏林会展中心举办首届国际警察展（InternationalePolizeiausstellung），向公众展示德国警察的发展历程、工作流程与最新装备。此次大展吸引近五十万人参观，可谓盛况空前。为了培养符合现代需求的警务人才，普鲁士当局还于1927年，在柏林-夏洛腾堡地区建立了设施精良的警察学院（Polizei-Institut），下设国家法与警察法、专业心理学与教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组织应用学、犯罪学等多个专业。

柏林警察内部分支众多，包含治安警察、刑事警察、政治警察等不同类型，而《巴比伦怪物》一书主要关注传奇警探恩斯特·甘纳特（ErnstGennat）及其领导下的刑警谋杀调查科。身为柏林普勒岑湖监狱长之子，甘纳特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皇统治的1904年，并在魏玛时期迎来巅峰。为了加强刑侦工作的协调性，他在科内成立了“谋杀案中央调查组”（ZentraleMordinspektion），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凶案数据库，系统整理国内外案件材料与人员信息。在刑侦技巧上，他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制定了完善的调查取证规则，同时强调尊重罪犯人格、掌握犯罪心理的重要性。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甘纳特还设计改装出一辆谋杀调查执勤车（Mordauto），车内配有完善的办公器材与鉴定设备。上述革新举措为柏林刑警带来了极高的破案率。据统计，“谋杀案中央调查组”在1928年全年共接手四十起谋杀案，其中三十九起在一年内侦破，而甘纳特本人在其三十余年的从警生涯中，一共侦破了两百九十八起谋杀案，令人啧啧称奇。

传奇探长恩斯特·甘纳特（左二）与谋杀调查科成员在晨会上检查随身武器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文化以吐故纳新、开放包容著称，从而赋予警务工作以现代色彩。早在1920年，柏林警局即已意识到媒体的影响力，并为此组建了处理公共关系的新闻部门。除此以外，柏林刑警还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影、海报等媒介，向公众通报案情、征集线索。另一方面，不少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往往会用夸张手法表现凶案细节，借以制造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戏剧效果。宽松活跃的社会氛围不仅改变了警务人员的工作方式，还为法庭记者和刑辩律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绝佳舞台。由《福斯报》（VossischeZeitung）记者保罗·施莱辛格（PaulSchlesinger）与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MoritzGoldstein）撰写的庭审报道，是人们了解时事动向、接受公民教育的重要渠道；以埃里希·弗赖（ErichFrey）和马克斯·阿尔斯贝格（MaxAlsberg）为代表的精英律师，则凭借高超的刑辩技艺，向人们展现了“证据至上、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

1927年的柏林刑警谋杀调查车

当然，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的魏玛文化并非全然理性，神秘学与玄学的大行其道即为明证。德奥地区的神秘主义复兴源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仍有强大影响力。彼时，神智学、人智学、占星术、探测术等超自然学说广受欢迎，甚至被人们奉为“严肃科学”，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针对疑难案件，无计可施的警方偶尔也会诉诸“刑侦通灵术”（Kriminaltelepathie），邀请灵媒大师协助破案，据称效果不俗。本书收录的重大案件，囊括连环凶杀案、复仇杀人案、财物偷盗案、经济诈骗案等多种类型，折射出共和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法尔肯哈根湖连环杀人案”“奥皮茨抢劫杀人案”和“警察杀人案”的作案者，均为身心饱受摧残的“一战”老兵，而其他案件中的施害者，也大多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如常业惯犯、破产商人、精神病患、同性恋者、落魄贵族、投机分子等。

灵媒伊丽莎白·君特尔-格弗斯（穿黑裙者）协助警方侦破一起抢劫谋杀案，约1925年

除了单人作案，魏玛时期的有组织犯罪也相当猖獗。历史上，德意志地区的民间结社传统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晚期，而在形形色色的私人社团中，作奸犯科者始终存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意志帝国出现了首批现代意义上的黑帮团伙。此类帮会一般由刑满释放人员组成，且具有合法社团身份，主要从事博彩业、色情业、贩毒等犯罪活动，鲜少伤人性命。到了亚文化群体层出不穷的1920年代，德国黑帮势力扩张迅速，遍及柏林、慕尼黑、莱比锡、科隆、汉诺威等各大城市，其中又以活跃于皇城根下的柏林黑帮名头最响。各地帮派通过组建联盟、召开大会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络，甚至将触角伸向海外，同他国黑帮互通有无。帮会组织奉行“盗亦有道”的江湖规矩，为成员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此外还组织休闲观光和节日庆典。由于魏玛政府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形形色色的黑帮团伙得以“野蛮生长”，进而形成一个快意恩仇、乱中有序的地下社会，并与警方维持着一种微妙的黑白共生关系。

遭遇极权统治：政治暴力与警察系统的纳粹化

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本就脆弱的魏玛共和国陷入财政崩溃、政治极化的危险境地。1929年至1932年间，德国人均国民收入下降百分之四十一，失业人数从两百八十五万飙升至六百一十多万。随着绝望情绪的广泛蔓延，位于政治光谱两极的纳粹党与共产党，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各自积蓄着力量。与此同时，党派间的暴力冲突也愈发激烈，令各地警察焦头烂额、不堪重负。在1930年9月14日的全国大选中，纳粹党取得惊人突破，狂揽六百四十万张选票与一百零七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该选举结果充分表明，议会民主制赖以维系的政治共识早已不复存在。为了稳定局势，魏玛政府不惜背弃宪法原则、拥抱威权主义，逐步滑向总统独裁制，最终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

1932年7月17日，纳粹党与共产党的械斗火并，在普鲁士境内的阿尔托纳地区（Altona）迎来高潮。是日下午，七千余名冲锋队员在游行穿越当地工人街区时，遭共产党人武力反抗，双方当即展开混战。此次冲突共造成18人死亡，史称“阿尔托纳血腥星期天”（AltonaerBlutsonntag）。事件发生后，与纳粹党暗通款曲的右翼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vonPapen）借机干预，以打击政治暴力、防范德共夺权为由，于7月20日强行解散普鲁士邦政府，将邦总理奥托·布劳恩（OttoBraum）和内政部长泽韦林双双免职，从而瓦解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根基。同日，普鲁士警察领导层亦遭清洗。在国防军的武力威胁下，柏林警察局局长阿尔伯特·格热辛斯基（AlbertGrzesinski）、警察局副局长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Weiß）和警队指挥官马格努斯·海曼斯贝格（MagnusHeimannsberg）被迫交权，魏玛共和国由此失去了其最为坚定的捍卫者。

柏林警队指挥官马格努斯·海曼斯贝格（左）与警察局副局长伯恩哈德·魏斯（右）

颇为讽刺的是，帕彭策划的“普鲁士政变”（Preußenschlag）不仅没有给德国带来公共安全，反而令纳粹党更为肆无忌惮：在1932年7月31日的全国大选中，纳粹党凭借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的选票和两百三十个议席，晋升为国会第一大党。8月9日至10日夜间，五名冲锋队员在东普鲁士的波滕帕村（Potempa）虐杀波兰裔共产党员康拉德·皮徂赫（KonradPietzuch），引发举国轰动。8月22日，博伊滕地方法院（LandgerichtBeuthen）援引《帝国总统反政治恐怖法令》（VerordnungdesReichspräsidentengegenpolitischenTerror），判处凶手死刑。然而，面对纳粹宣传机器的舆论攻势，帕彭政府态度软弱，于9月2日推翻法院判决，将其减为终身监禁。1933年1月初，在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身边一小撮保守派权贵的撮合下，帕彭同希特勒展开秘密谈判，试图通过拉拢纳粹党，以共和之名行专政之实，继而克服政治分裂、摆脱经济困境、复兴民族精神。1月30日，兴登堡根据幕僚们的建议，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从而标志着德国迈入极权主义新时代。

纳粹党夺得政权后，立即对警察队伍进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改造。1933年2月，希特勒的亲密战友、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HermannGöring）发布指令，要求警务人员同冲锋队和党卫队建立紧密合作、携手打击“国家公敌”，同时委派亲信库尔特·达吕格（KurtDaluege）改组治安警察。4月26日，戈林成立了秘密国家警察办公室（GeheimesStaatspolizeiamt，Gestapa），负责监视并清除政治对手。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任命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为德国警察总监（ChefderDeutschenPolizei），使其统一指挥全国警察力量。6月26日，希姆莱将警队编制划分为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Orpo）与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Sipo）两大类别。前者由达吕格领导，包含治安警察、交通警察等常规警种；后者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领导，下辖刑事警察和秘密国家警察。9月20日，帝国内政部颁布法令，取消了各邦刑警的组织独立性，并于1937年7月16日组建帝国刑警总局（Reichskriminalpolizeiamt，RKPA）。1939年9月27日，经希姆莱批准，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SD）合并为帝国安全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RSHA），刑事警察与党卫队至此实现全面融合。

1933年春，柏林警察和冲锋队联手镇压纳粹政权的反对者

在第三帝国时代，德国警察彻底沦为极权政府的暴力工具。为了加强社会管控、奴役人民群众，纳粹当局依托庞大警力，将“预防性监禁”（Vorbeugungschaft）原则运用到极致，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敌人和普通犯罪分子展开“法外治理”。“二战”期间，德国警察充当了大屠杀的忠实执行者，在欧洲大陆犯下累累暴行。回溯历史不难看出，警察作为一线执法单位，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载体，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魏玛时期的德国警察尽管民主意识淡薄，但在法治环境中尚能做到规范执法、守护民众安全。到了纳粹时期，德国警察挣脱法律束缚、践踏职业伦理、突破文明底线，终为世人所唾弃。《巴比伦怪物》一书中的丰富资料与鲜活叙事，足以让我们对“例外状态”下的人性挣扎、制度衰变和权力博弈，产生更为深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