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历史悠久、辉煌灿烂，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公元前4000纪末，苏美尔文明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南部，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它在政治、宗教、文化、文学、艺术、法律、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后世诸多文明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苏美尔文明》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对苏美尔文明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详细考察了苏美尔文明的发现过程、苏美尔人的典型国家、苏美尔历史的兴衰更迭以及苏美尔人取得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文字、文学、教育、法律和建筑方面的成就。本书将带您跨越时空，为您打开一扇进入久远深邃、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的大门，您可以通过一次阅读旅行，见证一个古老文明的魅力。

中国的亚述学研究

早在1880年，《万国公报》就刊载了一篇题为《巴比伦古诗》的短文，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作。文中提到西方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发现了王室图书馆，该文称之为“尼尼微皇帝书库”，并说“库内存有许多古书”。这个“皇帝书库”即现在所说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收藏了近三万块泥版，1872年，当时负责英国国家博物馆泥版整理的史密斯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出土的泥版中发现了属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组成部分的“洪水泥版”，并以此为契机于1876年出版了《迦勒底人的创世记》，史密斯在书中对这个图书馆做了详细描述，《巴比伦古诗》的信息来源应该就是史密斯的这部著作。《巴比伦古诗》中还提到，那时的巴比伦人信奉多神，“地上神共六百位，天上神三百位，俱分上中下三等，管理万事”。这个信息来源于《巴比伦创世神话》，史密斯在《迦勒底人的创世记》中对这个创世神话的基本内容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更说明“巴比伦古诗”与史密斯的著作有关联。《巴比伦古诗》还写道：“巴比伦古诗分为十二则，以星之十二宫为第次。”这里的“十二则”疑指《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十二块泥版，当年有人认为《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十二块泥版与黄道十二宫吻合。《迦勒底人的创世记》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吉尔伽美什史诗》，可以肯定，《巴比伦古诗》作者的信息来源就是《迦勒底人的创世记》。史密斯的这部著作于1876年出版，1880年就被介绍到了国内。那时是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更关心的似乎不是西方的学术动态，而是那些古老而离奇的故事。《巴比伦古诗》的作者对自己介绍的内容似懂非懂，可能无法想象“库内存有许多古书”中的“古书”是什么样的书，把它们想象成了“线装书”也未必。然而，无论作者介绍这些信息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文章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这种介绍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法国考古学家摩尔根于1901年至1902年主持发掘伊朗境内的苏萨遗址时，发现了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这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马上跟进，仅1902年至1903年间就出版了好几部专著，但中国人跟进的速度也一点不差。1903年，蒋观云先后在《新民丛报》上连发三篇文章，对发现法典的经过和法典的内容做了介绍和评述。他把汉穆拉比译为“加摩拉比”，在介绍“加摩拉比”法典时说，这部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他还介绍了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并发表了一些评论，说法典的内容涉及刑法、财产法、亲属法、继承法和奴隶制等，认为法典中关于农业、商业的具体规定非常详细，说明古巴比伦时期的农业和商业都很发达。蒋观云先生显然紧密跟踪西方的学术动态，并迅速把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1903年的中国尚处在清朝末年，社会在发生深刻变革，革命活动频繁，文化上和思想上也非常活跃，蒋观云的文章应该是那个时期文化氛围的具体体现。

1914年《大陆报》（英文版）转载《泰晤士报》的一篇书评，评鲍尔的新作《汉语与苏美尔语》。《大陆报》全文转载，说明《大陆报》认可这篇书评，所以才向国人推荐。鲍尔是英国汉学家和最权威的《圣经》研究专家，大概凭借对汉语的了解而发现苏美尔语与汉语词汇有“巨大相似性”，同时认为楔形文字与汉字也有相似之处，于是写了《汉语与苏美尔语》。他在书中比较了1100个苏美尔语和汉语中发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也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认为苏美尔人和中国人作为同一种族的两个血缘部落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可能在中亚高原这一带居住，后来分道扬镳，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至于汉字，鲍尔自然认为，出现较晚的汉字是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体系—苏美尔文字—中派生出来的。为了证明二者的关系，书后面还附了一个文字比较表，比较了120个汉字和苏美尔文字。写书评的人（没有署名）认为，即使是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二者的相似性。最后，写书评的人给予鲍尔的新作以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新作是“划时代”之作。毫无疑问，这个评价高了。事实证明，鲍尔的研究并未开启新时代，在学术界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依我看，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第一，原始资料不够原始，也就是说，鲍尔先生比较的两种文字，汉字和楔形文字，都不是原生态的文字，而是距原生态相去很远的简化字。他的汉字字例都采自《说文解字》，不涉及甲骨文，这也很自然，因为那时虽然发现了甲骨文，《铁云藏龟》也已问世，但那时的甲骨文基本无人可以识读，鲍尔先生不可能利用甲骨文说事。楔形文字字例都采自法国亚述学家蒂罗—当让编写的《楔形文字的起源》，这本书的主体是字表，收录了563个字，都不早于早王朝II期，具体地说不早于公元前2700年。这当然不是鲍尔的错，而是时代的限制，那时，最早的楔形文字—乌鲁克早期文字—尚未被发现。资料的局限性决定了鲍尔研究的价值。第二，被比较的东西没有可比性，这种比较流于表面，比较肤浅，甚至牵强附会。就字形而言，二者完全不同。总之，鲍尔的《汉语与苏美尔语》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鲍尔生活的年代，正是“泛巴比伦主义”盛行的年代，“泛巴比伦主义”把世界各地区的古代文明之源头都追溯到巴比伦，那个时代认知中的“巴比伦”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泛巴比伦主义”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表现就是中国文明西来说，代表人物是拉古贝利，鲍尔的《汉语与苏美尔语》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他的这部著作是对泛巴比伦思潮中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背书，是对这种说法的一次推波助澜。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从晚清到民国，介绍西亚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和亚述学领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文章和报道始终没有间断，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的学术动态持续关注，并不断把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介绍给国人，但他们的介绍都只停留在介绍和报道层面，始终没有中国人真正研究亚述学，他们似乎把亚述学视为只有西方人才值得拥有的学问，只隔岸观火，似乎根本就没想到可以自己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开始有更多学者关注西亚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参与介绍和研究西亚古代史的人多了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志纯先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世界古代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世界古代史专业人才，包括西亚古代史方面的专业人才，从而把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推进到有规模、成体系地译介国外学术成果，同时进行自主研究的阶段。改革开放后，东北师范大学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的研究重镇，在那里实现了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接轨，在那里首次系统性地实施了送出去、请进来的学科建设策略，于是，在那里诞生了中国亚述学，这是与世界接轨又必定带有中国特色的亚述学。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亚述学的诞生视为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的话，林志纯先生就是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如今，中国的亚述学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专业研究者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专题研究、学术论文和译著也如雨后春笋，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本人本有志向一试，奈何力不从心，功力不够，时间也不允许，只好截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和书写对象，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这本《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上下约一千四百年，留下的物质遗存和各类文献浩如烟海，其中蕴含的文化和思想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得到完整呈现。所以，本书呈现的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全部，而是其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以此带您跨越时空，为您打开一扇进入久远深邃、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