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多个盛世局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迎来了民族的新生。如今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又一个盛世。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是什么时候呢？答案是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成康之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究竟是怎样一番局面呢？
开创西周王朝的周武王在伐纣灭商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位的周成王此时尚在襁褓之中。由于成王不具备实际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能力，因此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成为了摄政。周公旦为新生的周王朝设计了宗法制、分封制以及一系列配套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宗法礼制通过立规矩、划地盘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分封制有把风俗各异、贫富有差的广大地区分成了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单元。
这既利于发挥诸侯的主动性，又能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周王朝通过结盟部落与方伯守边相结合对异族构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和有效的军事压制。在这种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局面下何愁不太平？周成王、周康王父子俩在位期间继承文王、武王、周公的业绩励精图治开创了承平之世。成王、康王对内推行“明德慎罚”的主张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在征伐四方蛮夷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史记》对这一时期的记载是：“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也就是说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天下百姓安分守己，以致于刑罚在四十余年间几乎都没怎么使用。这样的说法未免有夸饰之嫌，但成康之治确实是有史料记载以来的第一个太平盛世，也是后面的儒家梦寐以求的神圣时代。早在周武王伐纣灭商时就已意识到新生王朝的经济命脉系于中原。周人兴起于关中地区的岐山附近，可灭商以后周王朝的疆域向东大大拓展了。
周王朝的都城是远在关中的镐京。周公旦摄政时继承武王遗志决定选址建造王朝的陪都。新造的都城由于位于洛水边而得名洛邑。周公旦曾对新都有如下评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地处平原的洛邑有现成的水路可供交通，所以各方诸侯入贡胶水都比较方便。如果地方上发生战乱，那么从新都出兵也比较顺畅。周公旦还政成王后多次亲自去主持新首都的营建。成王亲政后仍继续进行着新都城的建设工作。
成王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迁移到洛邑，随后向全天下宣布洛邑是国家的中心。洛邑建成后周王朝就正式开启了两都共治的模式。周成王在召公奭的辅佐下坐镇镐京统领镐京六师；周公旦坐镇洛邑统辖东方诸侯。镐京又称宗周；洛邑又称成周。周成王在周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订。周成王在完善内政治理的同时还对外出兵征服了淮夷和奄国。周成王灭奄国后曾写下《多方》来训诫警示诸侯们。
当大军回到周朝都城后周成王又写下《周官》用以明确周朝所设的官职和用人方法。《竹书纪年》对周成王时期的记载有“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周成王在位时期肃慎氏、越裳氏等周边部族纷纷来朝进贡。这说明周王朝的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周成王在疆土扩张的基础上实行全国范围的大分封：周成王时期周人创建了一套 “授民授疆土”的新的统治方法。这奠定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共同文化圈的格局。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肃慎氏是现代满族等通古斯诸族的祖先之一。相传肃慎早在舜、禹时代就已与中原有了联系。舜时肃慎氏来朝献弓矢；大禹定九州时前来朝贡的周边各族中即有肃慎。周武王时肃慎人入贡“楛矢石砮”。周成王时肃慎氏来朝，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康王时肃慎又来朝贡。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由此可见早在西周时期肃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
周成王八年利用唐国（今山西省翼城县）的内乱一举吞并了这个据说传承自尧帝时期的古老王国，然后将唐国故地册封给了自己的弟弟唐叔虞。周成王为策应新任唐侯唐叔虞在山西境内的伐纣先是命人在韩地（今陕西韩城）筑城，此后又多次派出王室武装会同齐、鲁等诸侯国出兵讨伐西北的戎狄部落。唐叔虞正是在周成王的鼎力支持下得以在唐国故地立足，后来唐叔虞的后代改“唐”国号为“晋”。
《竹书纪年》中关于成王晚年的记录多是“四夷来宾”的盛世景象。其实这种和平安定的盛世景象只存在于镐京、成周等周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而齐、鲁、宋、晋等诸侯国与东夷、戎狄的战争却并未停止。周成王快死的时候担心太子姬钊难当重任就命令召公和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成王去世后召公和毕公率众诸侯带着太子姬钊来到祭祀先王们的庙堂里用文王、武王创建周王朝的不易来反复地告诫太子。
太子姬钊继位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要求各诸侯国整顿军备。从事态的后续发展可以看出周康王（姬钊）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在周康王执政期间东夷曾向周王朝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战略进攻。处于抵御东夷第一线的齐、鲁等诸侯国挡不住东夷的进攻，所以周王朝不得不调动成周和卫国的二线部队前往驰援。周王朝与东夷的这场交锋虽极为凶险且旷日持久，但最终的胜利使周王朝得以掠夺到大量财物和人口。
周康王二十三年仅是鼓励宗室武臣南宫盂应效仿前辈、效命王室据一次性赏赐了官吏4人、驭手等奴隶659人、俘虏的东夷王臣13名、夷众1050人之多。尝到甜头的南宫盂随即于周康王二十五年率部北伐鬼方。据出土的小盂鼎铭文记载：“王令盂。……伐鬼方，执酋三人。获馘四千八百又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周易》中也有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早在商朝武丁时期就曾多次征伐鬼方。从这些征伐的规模可以看出鬼方的势力十分强大。周朝立国后鬼方一直威胁着周朝的后方。康王时期的大胜算是暂时解决了西北的问题从而为周王朝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周康王在内政上宣告文王、武王、周公的事业，还颁布《康诰》以申诫殷民。《康诰》中多处提到“明德慎罚”、“用保乂民”、“敬明乃罚”。商朝被推翻后商朝王族依然还有着相当强大的残余势力。
周武王去世后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曾发动过旨在恢复商朝统治的叛乱。成康之际通过对商朝遗民的分化瓦解已基本消除了这些前朝遗民的反叛风险。对周边的东夷、戎狄部族的战争一再获胜使周王朝得到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周成王、周康王把得到的土地、财富、奴隶分享给了诸侯从而使得诸侯更加死心塌地维护周天子的统治。经过成、康二代的征伐使周人实现了对天下的统治。
周公“明德慎罚”的礼制和德政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这是周王朝维持运营的制度保障，但主要针对的是贵族，至于对于平民则一直是实施刑法。成康时期出现了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少数族纷纷来贺等升平景象，不过“成康之治”到了康王后期实际上就已出现种种衰乱迹象：沉湎女色、征伐不断、刑罚不慎......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任何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必须适时损益更张。
灭商开国后大约半个世纪内周王朝主要是依靠周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治国，可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宗法制、分封制的一些固有缺陷被日渐放大。从西周第四代君主周昭王起历代周天子几乎都在补制度体系的bug。周康王曾连续对东夷和鬼方大规模用兵。尽管这些战争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周王朝也需要时间休养生息。周昭王继位后的前14年里周王朝似乎并没主动卷入大规模的战事之中，然而看似四海升平的背后却是暗流涌动。
公元前982年四月中原地区突然遭遇了长时间“恒星不见”的阴霾气候。同年鲁国境内发生了国人暴乱、宰杀宰臣的恶性事件。这些天灾人祸对周王朝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周昭王决定用对外战争转移内部矛盾。公元前980年周昭王驻跸洛邑成周时召集天下诸侯方伯前来觐见：除了本就臣服于周王朝的各诸侯国之外被周人视为东夷和南夷的华东、华南地区也有26位部落酋长千里迢迢前来朝见。
这般“万国来朝”的景象极大满足了周昭王的虚荣心。这也更坚定了周昭王南征的决心。这次朝见活动结束后周昭王随即以汉水以南的虎方未来朝见为由命宗室将领南宫氏作为王师的前锋向着南方进发。周昭王本人等到各路诸侯的兵马集结完毕后也亲率大军御驾南征。周昭王亲自率领的大军尚未渡过汉水之时虎方已在周军前锋部队的压力下降服了。消息传回后跟着昭王南征的各路诸侯无不弹冠相庆，可周昭王本人对此并不满意。
周昭王想趁机一举迫使南方霸主楚国降服。可周昭王的伐楚之战却充满了戏剧性。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段记载是说周昭王一行人渡过汉水以后遇到了大兕。古文中的大兕指的就是犀牛。碰到犀牛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就没记载了。这不禁令人疑惑：难道周昭王一看到犀牛就吓跑了吗？为什么没他和楚人作战的相关记录呢？由于史料中并没记载周昭王一行遇到犀牛后又发生了什么，所以咱们也不好胡乱猜测。
三年后周昭王再次组织人马南征楚国，然而这次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据《竹书纪年》记载：“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这段记载是说周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等人跟随昭王再次伐楚。战争期间代表天子的紫微星出现异象，结果周昭王把宗周六师都搭在了此战中。别看周昭王这次输得这么惨，可他很快又组织了第三次南征。周昭王偏就不信邪地和楚人杠上了。
周昭王的南征大军迫使虎方、扬越等部族纷纷臣服。周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财宝，还铸造青铜器物纪念南征的战功。可周军在迫使虎方、扬越等部族臣服后再次在楚人身上栽了跟头。上次周昭王的失利把宗周六师搭进去了，而这次他直接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话说这次周昭王南征后乘船逆汉水回师，可没想到船只早被楚人做了手脚。当周昭王乘坐的船只行至中流时全散了架。周昭王本人掉到水里淹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