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3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首任校长王亚南逝世55周年纪念日。王亚南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献身科学教育，在攀登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中写下了自己的壮丽人生。
极大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作为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资本论》一直居于最中心的位置。可以说，《资本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峰。1928年，王亚南与郭大力在杭州西子湖畔一见如故，畅谈改造社会的共同理想，盟誓共同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这个庞大的翻译计划中，最为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此时，王亚南和郭大力都还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他们既不是外语专业毕业，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可是却敢想敢做，敢于尝试。当然，他们也充分估计到这一工程的艰巨性，并下定最大决心从系统学习和翻译古典经济学名著入手，把翻译当时风靡世界的4部经济学名著作为翻译《资本论》的理论准备和翻译技巧准备。此后多年，两人几度分合，翻译工作也遭遇种种困难。但他们始终不改初衷，逐一将这些名著翻译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从1936年起，两人全力以赴，投入到了翻译《资本论》的浩大工程中。在当时，要完成翻译《资本论》这项巨大的工程，无疑需要非凡的勇气。他们为此忍受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承受过整卷译稿在炮火中焚毁的损失，但始终没有动摇和犹豫，以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最终完成了《资本论》全三卷的翻译工作。1938年8、9月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终于由读书生活出版社悉数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资本论》，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此后几十年，王亚南和郭大力仍不懈努力，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资本论》译本进行了两次全面而系统的修订，使初版中的疏忽、错误得到改正，词汇和语句翻译得更加准确和通顺。直至今天，《资本论》依然是矗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一座里程碑。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不仅勇于攀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峰，同时在这座光辉的里程碑上刻下了自己闪光的名字！
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
翻译《资本论》已经使王亚南名扬中外，但他并不以此满足，而是利用各种机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并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倡导“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先驱者。
从1940年9月开始，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向广大青年宣讲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开端。在暨南大学的讲座中，王亚南鞭辟入里地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旧中国这具“僵尸”的症结所在。在山城长汀给厦门大学学生上课时，他以在中山大学的讲稿为基础，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剖析旧中国经济形态的特征和规律。就像《资本论》论述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一样，王亚南在当时就预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将为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所取代的必然性。
1945年底，王亚南将1941—1945年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讲坛上的讲稿和其间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系统性整理和修改，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探索“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1946年元旦，王亚南写下了《中国经济原论》“序言”。1946年1月，《中国经济原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在中国经济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王亚南为建立“中国经济学”进行科学的理论探索，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王亚南在该书中创造性地借鉴《资本论》第一卷的范畴、结构和体系，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内部的诸多矛盾和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发展规律，构建了一个科学而系统阐发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更加自觉、系统地宣传、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主编的《〈资本论〉通俗讲座》，开创了国内通俗解说《资本论》、普及《资本论》之先河。它以大众读物的形式，逐章逐节介绍《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每篇均由王亚南亲自审定后先在《中国经济问题》刊出，而后集结出书，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资本论》的热情和效率，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一种通俗读物。
集传道、授业、解惑于一身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王亚南对此深有体会并身体力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他亲身参与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实践，积极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例如，他主张大学教育的结构（包括学科和专业设置）一定要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切莫破坏高等教育合乎规律的成比例发展；不同于单科性的高等院校，综合大学应更注重理论教育，重点培养能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工作的人才；综合大学兼具教育机构与研究机构的双重属性，但首先是教学机构，不搞好教学，就谈不上科学研究，应在满足教学需要、提高教育质量当中，努力为科研工作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他还坚持认清校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并明确提出厦门大学“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与华侨”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建设经济、化学等优势学科的发展战略，为把厦门大学创建成富有特色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中，王亚南经常使用“再认识”的提法。例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认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再认识”“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再认识”，“再认识”几乎成了王亚南的“口头禅”。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事物复杂多样，事物的进程变化万千，而认识总有个过程，即从片面到全面，从谬误到正确，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王亚南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探索科学规律，必须力戒“绝对化”，即看问题不能太绝对，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则所得结论就可能存在片面性。这一结果是很危险的，因为绝对化正是唯心论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之一，它将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几十年教育生涯中，王亚南始终如一地爱才惜才，对人才大胆任用而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积极扶植新进。作为大学校长，他深知“办教育，树人材，这是高等学校办学的目标”，因此，必须尽快培养出大批科学上的“登山队”、接班人。他为此殚精竭虑、费尽心思，通过各种方式发现人才、留住人才，努力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使每个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有用武之地，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此，他特别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经常给他们介绍学习经验，深入课堂听青年教师上课，具体指导他们制定进修计划，着重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他还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学生拓宽思路，开拓视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改变以往刻板的学习、生活方式，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张弛有度、劳逸结合。针对青年学生容易“死读书”和脱离实际的弱点，王亚南积极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寻找研究课题，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获取真知。他还要求教师把理论的实践依据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向学生讲清楚，使学生透彻地了解和掌握理论的实质和内涵，避免走弯路。作家徐迟称赞王亚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人”。“只有懂得人的价值的人，才会去关心人；也只有关心人的人，才懂得人的价值。”王亚南正是这样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教育家。
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名家大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王亚南一生勤奋笔耕，著作等身，留下了30余部著作（译作）和400多篇文章，真知灼见跃然纸上，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王亚南在学术上、事业上获得的巨大成就，无疑与他生活的时代、成长的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他个人的主观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从他所处的时代看，王亚南的青年时代，正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阅读《新青年》杂志，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是包括王亚南在内的一代青年学生的“时尚”。新文化运动散发出的自由、平等气息深深感染了他，使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走上社会后，大革命的失败、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全面抗战的爆发、战后官僚资本的猖獗和官僚政治的腐败，使他从一个爱国民主青年、一个“教育救国论”者逐渐转变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进步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如日初升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旧学，海防前线的紧张斗争，“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召唤，为他在高等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进而为国家培养万千桃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他成长的环境看，王亚南出生于农村，从小生长在农村使他对农村的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萌生了改变农村、改变社会的想法。进入大学后，他选择教育学作为自己主修的专业，希望通过“教育救国”，改变近代以来中国贫困、落后、不发达的状况。然而，动荡的时局打碎了他的“教育救国梦”，使他走上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出国游学的经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考察，以及后来的《资本论》三大卷翻译工作，使他更加坚定了“改变社会现实必须从经济制度入手”的信念，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和杰出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厦门大学的独特校情、“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对王亚南坚持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推动经济学科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乃至推动全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无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时代的呼唤，环境的造就，亘古未有之新中国，为王亚南的成长、成才、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条件。而自身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包括胸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融汇中西文化的广阔视野、积极投身社会的丰富阅历、良师益友的切磋指导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使王亚南在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学术巨匠、名家大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亚南全集》整理与研究”（20&ZD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王亚南全集》编辑部主任、教授；《王亚南全集》编辑部校勘专家、高级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