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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24年12月7日《光明日报》第9版:网络文艺
在网络文艺中，算法能够决定用户所看到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用户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习惯。在此基础上，算法可能放大或掩盖某些审美趣味、情感倾向、艺术类型或主题内容，影响用户的文化消费选择，而过度沉迷和“信息茧房”等负面作用也随之产生。批评者将这些后果归因于算法。但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算法本身是中立的，既没有积极地塑造审美品位的作用，也不必然导致受人诟病的负面效果，人们所见到的利弊完全来自对算法的不同使用。
人工智能的兴起进一步复杂化了算法中立性这一问题，突出体现在具有清晰计算方法的“算法”，在运行中却是无法预测的，甚至人们难以对其产生的某个结果作出回顾性的解释分析。如果未来人们面对的网络文艺内容皆产生于这类缺乏“可解释性”的方法，那么又如何能够给予其恰当的批评？明确“算法”实际意指的内容，势必成为当下开展网络文艺批评的必要前提。
就“算法”一词本身而言，无论是它的原本含义，还是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对它的使用，都指向一组数学上的操作，可以说与数值、函数等其他数学概念具有同等的中立性。但是当代对于算法的运用，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上述数学意义的范围，而是成为一系列技术手段和非技术决策的总体性象征。
1985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约翰·加纳提出了“算法社会”的口号，用它指代计算机技术被广泛普及的未来社会。在此之后，“算法治理”“算法批评”“算法意识”等名词纷至沓来，为当前围绕算法展开的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在这些新名词中，人们所关注的不是“计算方法”本身，而是借此指代新兴的、涉及数据与计算的技术，以及利用这些技术所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此时，算法获得了修辞性的用法，以象征各种基于计算机研发的技术产品。
“算法”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同其他各种设计一样，之所以被采纳并获得意义和价值，有赖于一系列在设计之前和设计之外，人们对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做出的规制，限定了“算法”的特定使用情境，比如同样的“计算方法”既可以为营收额排序也可以为点击量排序。对“算法”是否中立的批评，实际不是针对作为计算方法的算法本身，而正是这一类在计算方法之外的人为设定。
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往往关心的也不是作为数学过程的算法本身，而恰恰是由通用性的计算方法具体化为满足外部特定要求的技术。问题在于，批评者对此往往并不自知。平台企图将数学意义上的算法同他们的技术产品短接以赋予后者“中立性”，以逃避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批评者也将他们从技术中发现的非中立性倒转为“算法”的性质，最终围绕算法的批评和争论，无形中落入了技术是否中立的话语圈套。
当代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认为，技术包含审美、伦理和文化领域中“规范共识”的成果，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效率至上或用户至上渴望获取的狂热。对于当下许多争论而言，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大众的“规范共识”是否通过那些技术手段得以自动发挥强制性作用，比如我们提到某种算法，就能清晰知晓它的意图，及其是否遵循普遍意义上的审美偏好、价值导向等。作为一种计算方法，算法显然难以承担这样的功能，并且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技术所被赋予的媒介功能更加多元和复杂，而算法渐渐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还是将所有负面效应笼统地归因到“算法”，反倒遮蔽了那些先于算法设计的人为决策及新的技术应用现实。因此，需要一种更具概括性的话语，显性地揭示技术独立于数学过程并受制于“规范共识”的约束。
当下，构成更加多样、内涵更为复合的“模型”被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语境中，为算法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方案。尽管“模型”不像“算法”那样存在较为公认或形式化的定义，但我们仍可以观察到，模型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定义了算法所需求解的问题本身。它不仅包含了针对数值的运算，而且包含了对所需求解的问题本身的定义，这通常涉及对模糊问题（如“自然语言”“艺术风格”）进行替代性的、功能性的描述。如果说算法至多只是将与应用相关的信息隐含在对计算过程的描述之中，模型则将计算过程得以设计、执行的先决条件和可能的输入范围，清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以艺术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例：2016年，国外的列昂·盖蒂斯等人在提出有关“艺术风格转移”时，即通过一组矩阵来定义图像中的“风格信息”，并进一步将已有的模型同他们提出的新结构适配、嵌合。他们用矩阵替代艺术上存在争议的“风格”概念，风格的接近则通过评估矩阵之间的差异得到。这样，模型确定了算法所要优化的目标函数有何意义，所求得的参数又应满足何种条件。最终，整体计算过程的性能或实用性则在相当程度上由模型所要求的训练数据决定。假如还是由传统的算法主导，算法调整只是单纯的计算方法调整，不会改变“风格信息”。同时，模型还是研究者的一种人为规定，体现了他们所持有的、局部性的“共识”，模型的改变同“共识”的改变相关。因此，由于模型包含更多具有现实意义的信息，能够成为数学意义上的算法和技术产品之间的桥梁。
当然，模型和算法一样，并不是具体的技术产物，它同样是对技术的一种抽象概括。但是，这种抽象仍比算法更为接近最终的效果；而且它给出了人们对数据使用范围及其达成目标的认识和理解，从而直接显现出技术是否受制于“规范共识”。以“模型”替代“算法”，有助于人们从对技术的间接批评转入对技术建构中“规范共识”的直接批评：如何将真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共识通过技术得到表达，而不是那些只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共识”。
（朱恬骅，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