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斯大林的思想交往，长达三十年，最早是从抗战时期就开始了。

而两个人的前后两次会晤却一共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毛主席在一行人的陪同下，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第一次踏上了访问苏联的路途。

这次访问对毛主席和新中国来说，意义都十分不凡，只不过过程中却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所幸毛主席见招拆招，最终满载而归。

而在这次访问中，斯大林向毛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毛主席后来回国后都依次采纳了。

所以，毛主席第一次访苏究竟发生了什么？毛主席和斯大林的交往实情如何？斯大林又向毛主席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12月16日，火车最终在路上走了整整十天，穿过了白雪茫茫的西伯利亚，驶进了莫斯科。

中午12时整，毛主席的专列刚一靠近莫斯科火车站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自鸣钟就“当当”地敲响了。

紧跟着，只见毛主席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巍巍然从车厢里走了下来。

而苏联方面当时除斯大林之外的军政高层人士都已经一早在站台等候，并随即迎了上去。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也前来迎接。

仪仗队则排列在站台上，迎着寒风，演奏了中苏两国国歌。

曲毕，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并博得了车站现场人群如雷般的掌声。

“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句话久久回荡在莫斯科上空。

短暂的欢迎仪式结束，舟车劳顿的毛主席当晚就下榻苏联方面特地为他安排的别墅，那同时也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别墅之一。

很快，当天傍晚6时（莫斯科时间）左右，毛主席就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

斯大林一见到毛主席就说：“你看上去比我年轻、健壮。”

而毛主席当时一方面很敬重斯大林，另一方面同时也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指导失误很不满，两种心绪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毛主席对斯大林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个人的思想交往在此次会面之前已经维续了几十年，那一刻，是两个巨人的会晤真正落地的一刻。

紧随其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对毛主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了赞扬。

两个巨人又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交换了意见。

很快，毛主席就开门见山，提到了有关签订中苏新约的话题，

而斯大林当时却一反常态（此前斯大林明确承认旧约中有的部分存在不平等性），提出不宜改变中苏旧约（苏联同国民党签订的），重新签订新约。

这让毛主席感到意外，因为重新签订新约，只有这才是毛主席此行的重中之重。

换句话说，在签订新约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斯大林已经产生了明显分歧。

明眼人都能发现，实际上斯大林对中苏旧约问题的表态是在为他自己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做辩护。

而毛主席一听斯大林的意思，就深觉接下来的谈判不会太简单。

后来果然一切如毛主席所料。

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在莫斯科的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

到场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兄弟党的代表。

庆祝大会现场热闹非凡，气氛十分欢悦。

而在大会上，斯大林让毛主席居于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先，同自己紧挨着并肩站在一起。

这可以解释为斯大林想要以自己的热情和高规格的接待作为自己之前曾经压制过毛主席等正确意见的一种补偿。

而毛主席显然对此也早自有打算，寿宴现场，他给斯大林送上了祝词，但与此同时，毛主席一直保持着沉默静思的状态，因为毛主席此行，为斯大林祝寿的任务完成，接下来的重中之重就是之前产生分歧的签订新约的问题了。

所以在热闹非凡的祝寿活动过后，毛主席当即向斯大林提出在23日或者24日再谈一次。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主席进行第二次会谈，结果令毛主席大失所望，因为会谈全程，斯大林对中苏签订新约的话题闭口不提。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都没再露面。

苏联方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完全不主动。

而毛主席被冷落在郊外的别墅里，并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坚持闭门不出。

由此，中苏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这让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很是着急，并十分担心毛主席的身体。

于是，王稼祥悄悄地交代自己学医的妻子朱仲丽：“谈判进展你是知道的，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馆更关心的是主席的身体，你是医生，责任更大，这段时间，你就先暂时放弃学习，每天都别墅照料好主席，苏联方面虽然也有一身，但想来还是你最可靠。”

“好！我马上就可以执行这个任务，下午的课我先同教授请假。”朱仲丽当即应下。

而朱仲丽和毛主席的渊源颇深，她出生湖南长沙，原名朱慧，她的父亲朱剑凡同毛主席的恩师同时也是岳父杨昌济交往很深，也因此，在朱仲丽3岁的时候，毛主席就见过她，后来朱仲丽同王稼祥的婚事，还是毛主席当的“媒人”。

“对了，主席到皇宫医院作了体格检查，结果出来了么？”说话间，朱仲丽又想到什么，赶紧询问。

“派了五位各科的第一流教授详细检查了毛主席的身体，说是各脏器均正常，只是有些精神疲劳，要主席禁烟禁酒禁肥肉，还要多活动，再有就是给主席开了个药方。”

朱仲丽一一记下，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到了毛主席下榻的郊外别墅。

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招呼了朱仲丽，并在楼上给她安排了一间休息的房子。

当天朱仲丽到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起床，稍作商议，朱仲丽于是和叶子龙率先出门，照着此前苏联医生给主席开的药方去买药。

等到他们回来，毛主席也已经起床了，不一会儿，一辆小汽车就在别墅门前停下，朱仲丽就见一个高个子一头黑发长得十分精神的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原来那是苏联远东司司长费德林，此人不光长得像东方人，而且中国话也讲的标准，斯大林称他是“中国通”。

自斯大林回避中苏新约，毛主席在苏联闭门不出期间，费德林每天都到别墅来陪毛主席来用餐。

“主席，这是药，你记得吃完饭服用。”朱仲丽见毛主席和费德林一起在餐桌前就座，于是端着水杯和瓶盖里面的药，上前提醒。

“这是我们的大使夫人，又是我们的医生。”毛主席向费德林介绍了朱仲丽。

“我早就认识夫人了。”费德林回答。

“和我们一起用餐吧！”毛主席许久未见朱仲丽，于是笑呵呵地邀请朱仲丽。

费德林也是很有颜色，当即向招待员示意，再加一份餐具。

而朱仲丽就脆生生地回答：“不，主席，我已经吃过了。”

说罢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费德林当下就目瞪口呆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大概是他是觉得，一位大使夫人，怎么敢不听一国元首的命令？

而毛主席完全不恼，只是默默交代身边站着的工作人员：“还是请朱大夫来和我们一起迟一点吧。”

而朱仲丽也是很执拗，坚持说：“不要了，我已经吃过了。”

就这样一来一回，工作人员叫了朱仲丽三回：“朱大夫，主席已经第三次叫你了，你快去吧！”

于是朱仲丽最终还是勉强回到了饭桌前。

“你这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也不肯出绣楼。”毛主席见朱仲丽终于来了，当下就风趣说道。

一旁的费德林当即被逗得哈哈大笑，一边说道：“毛主席，你真是出口成章，宽宏大量。”

“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又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这时，毛主席的眼光里的意味已经十分不寻常了，他一边说，一边夹了一块火腿还有一点黑鱼子放到了朱仲丽面前餐盘的面包上。

朱仲丽于是恭敬不如从命地吃了一口，吃完她看了一眼毛主席，只见毛主席的眼神意味深长。

朱仲丽顿时明白过来，原来主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表面上，主席是在说叫朱仲丽吃早餐的事情，实际上是在说斯大林长时间以来不照面，致使中苏会谈陷入僵局的事情。

按照毛主席刚刚说的话，他确是“宽宏大量”，而斯大林则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依旧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

而费德林那么聪明，看了看毛主席和朱仲丽的表情，慢慢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毛主席虽然内心着急了，但是依旧表现得不露声色，稳如泰山。

再后来，当苏联接待人员提议毛主席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时，毛主席第一次发了脾气：“你们请我来莫斯科，什么事也不办，那我究竟为什么来这里？”

毛主席后来在50年代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也曾风趣而又揶揄地说道：“我（当时）在苏联就干三件事，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经过毛主席这一次“发脾气”，斯大林得知后终于动容，很快同毛主席进行了谈判。

与此同时，王稼祥向毛主席进言，同苏联方面协商，先发一则新闻内容，谈了三点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

经过毛主席同意，公报最终发出，并很快起到了积极影响，缓解了双方的僵持状态，顺利打开了局面。

1950年1月2日，毛主席就致电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发完这一封电报，毛主席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并开始正式践行如苏联接待人员此前建议的“出去走一走”。

1月14日至16日，毛主席首先访问了列宁格勒。

20日，和毛主席此前访苏隔了一个多月，周恩来总理抵达了莫斯科，并在毛主席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投入到起草中苏新约的工作当中。

25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正式出炉，并申请中央讨论。

再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切柳暗花明了。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协定在莫斯科签字。

签字现场，苏联方面用的还是他们常用的钢笔墨水，而我们用的是传统的笔墨纸砚。

与此同时，那一次签字还同时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

至此，毛主席第一次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

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满载而归，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毛主席回国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特意提到此前在苏联期间，同斯大林几次会谈，斯大林一共给出的三点意见：

一是强调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的利益，否则是危险的；

二是建议我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

三是建议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以便党内学习，也便于国际上了解。

虽然长久以来，对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指导失误，毛主席一直是有心结在的，但是对于斯大林当时给出的这三点建议，毛主席回国后都一一采纳了。

因为这就是毛主席的一贯行事风格，对于他人的正确经验建议，尤其事关当时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毛主席向来都是从善如流。

尤其是第一点，毛主席在第一次斯大林会谈时，听到斯大林如此建议，觉得说得有道理，当天会谈结束，就给远在北京暂代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发了一封电报，特意进行了强调。

同年4月11日，回国两个月的毛主席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总理作了有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条约。

毛主席在讲话中清晰地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签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

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

再后来，对于斯大林建议的第二点，毛主席于1953年60岁生日前后，亲自去到杭州，待了整整三个月，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该书更成为了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毛主席去世后，更是将自己124万稿费全部上交国家。

可以说，毛主席的一生，点点滴滴包括同斯大林的交往，都是一如既往地坦率且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