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思平，浙江永嘉人，受过高等教育，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政客。因为对全民抗战的前景感到悲观，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卖国求荣，跟着汪精卫做了汉奸，他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人鉴定丧权辱国的《重光堂密约》，凭着这一功劳，成为汪伪集团的核心人物。

梅思平历任高官要职，掌管国内粮食大权和伪政府的人事大权。日本战败投降后，眼看汪伪政权就要崩溃，梅思平深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这时一个叫许耀州的汪伪政府卧底参赞武官，建议梅思平站出来维持南京的局面，陈公博已经逃亡日本，所以他要梅思平此时应该下令：伪军部队要各守原防，负责治安，全市伪警察全部要坚守岗位，负起最后的维持责任。

梅思平采纳了许耀州的意见，以内部部长的身份，接收了南京以及附近地区的方案，配合日军防止新四军进攻南京，被评为前进指挥部高级参议。

1945年9月25日这一天，梅思平将汪伪政府的档案、文件、物件分门别类移交给前来接收的中央各部代表，洋洋得意的梅思平尾巴翘上了天，在私邸的聚会上，梅思平高调自负地对来他家打听消息的汉奸们说：“经过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努力，我们把南京城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中央，这是我们的功劳”。他自以为自己劳苦功高，上司一定会对他重用。

谁知就在第二天凌晨，军统特务突然破门而入，正熟睡之际的梅思平就成了军统生擒的囚犯。

梅思平被押往宁海路25号的军统临时看守所，和刚从日本被引渡回国的陈公博关在一起。1945年12月上旬，军统局南京办事处提审梅思平，根据法庭的提审问题，梅思平回到囚室写了自白书《和平运动始末记》，前前后后附上调查材料印证，足足写了两万多字。

到了1946年，梅思平又被连续提审了几次，当对于高等法院提审最为关键的一条：“你对于反抗本国这一罪行，可承认？”法庭上，梅思平百般抵赖，声称自己不但没有反抗本国，反而积极协助抗战，救济沦陷区的民众；维持南京治安；保留了汪伪档案等等。

5月3日上午，首都高院第一庭公审，听众达3000多人，梅思平还是拒不认罪，向法庭抗议：“说我与敌私议，完全错误，我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工厂有140家，在日本占领区上是我恢复了悬挂党旗国徽。”

5月9日上午，最高法院民国35年度汉奸梅思平以通谍敌国，判处死刑。梅思平知道这次是死罪难逃，便又求援自己的弟弟梅仲平去求李济深请求蒋介石对自己网开一面，赦免死刑，遭到蒋介石严词拒绝。

8月26日，最高法院第二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时的梅思平已穷途末路，无力回天，诚惶诚恐的梅思平每天以酒精来麻醉自己，寻求片刻安慰。

1946年9月14日凌晨，首都地方法院接到梅思平死刑执行令，半醒半睡的梅思平被押往刑场，法警举起驳克枪扣动扳机，对准梅思平后脑勺射出子弹，梅思平随即倒地，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梅思平是第一个在南京被枪毙的大汉奸。

梅思平自命不凡，在抗战中是汪伪集团投敌中的先锋人物，在伪政府中活动积极，红透了半边天。抗战胜利后，他在被审过程中舌如巧簧，多方辩解，他在狱中留下三封遗书，一封是给蒋介石，一封是给谢冠生，第三封给妻子王绶卿。

1939年，梅思平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日报上刊登《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爸爸》，在文中列举梅思平卖国求荣的几大罪状并表示不愿意有这样的爸爸。后来，他的继母和他另外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也纷纷发文章来谴责他。

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只要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就注定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