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当上了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及多重职务，成为头号大汉奸。

1942年7月29日清晨，汪精卫家门前突然响起一阵阵砸门声。

日本宪兵队便衣冲入宅中，将汪精卫深信不疑的随从兼日文秘书强行带走。

被带走的亲信深受汪精卫赏识与信任，此时此刻被带走，令汪精卫怒火中烧。

中共党员被日本人抓走，汪精卫老婆破口大骂：拿不拿我们当人看？

汪精卫身边的党员

1942年7月29日，早晨7时许，南京颐和路34号的寂静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急促砸门声打破。

这座豪华宅院的主人，正是声名狼藉的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这个点汪精卫和妻子陈璧君都还睡眼朦胧的刚起床，却不曾想有人居然敢这样砸他家的门。

汪精卫起床气也上来了，“我倒是要看看是谁砸门砸到我这个主席家里来了。”

结果话音未落，一群人便踹开了大门。

一群穿着便衣的日本宪兵队员猛地冲进了公馆，而后面的安保根本就拦不住他们。

“你们干什么！都疯了吗？搜查搜这来了，也不看看这里是谁家？”汪精卫瞪大眼睛，气不打一处来。

而这些日本宪兵根本就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直接把汪精卫家中一名信任的亲信扣下带走了。

临走之前，领头的翻译还不忘对汪精卫说：“抱歉汪先生，这么一大早打扰你们，不过汪先生家里不干净有老鼠，我想我们有必要代为清扫一下。”

翻译看着汪精卫气的通红的脸色，只是微微示意一下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汪精卫大怒，一拳敲在桌子上，心里却知道自己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反倒是她的妻子陈璧君嘴里一直骂个不停：“这些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随便凭个什么理由敢闯进来随意抓人，我看日本人就没把你这个国民主席当人看！”

此次事件让汪精卫大为光火，震怒之情溢于言表。

因为日本人带走的是他的日文秘书，住在汪公馆里的直接随从。

这简直就是光天化日的打自己的脸。

不过汪精卫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信任的亲信却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这个被带走的人叫汪锦元，原名汪国梁。

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则是日本人。

1936年的12月，汪锦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按照党组织的命令，打入了伪上海市政府的内部机构。

他相继担任了多个重要的职务，汪锦元以“汉奸”的外衣行走于敌人之中，实则秘密完成党的情报任务。

而他的秘密任务就是，潜伏在这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身边。

信息先行，幕后英雄

汪精卫有一个得力日语翻译名叫周隆庠。

周隆庠在上海的风雨飘摇中接替了名声不佳的大汉奸高宗武，担任伪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所长。

随着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成立，周隆庠被委以重任，担任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

繁重的职责使他急需找到一位能够替代自己，为汪精卫提供日语翻译服务的得力人选。

汪精卫的要求极为苛刻：需年轻力壮，精通日语与中文，既能口译也能笔译，还需随叫随到，以应对频繁的日本来电。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隆庠推荐了汪锦元。

他向汪精卫保证，汪锦元的背景无懈可击：母亲是日本人，自己在日本长大，并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工作，其后更是在政府中有过卓越表现。

可以说汪锦元的出生背景和“政治可靠性”使他成为最理想的人选。

1940年9月的某一天，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亲自见了汪锦元。

这位青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中等身材、态度沉稳、少言寡笑却彬彬有礼，透露出一种谦和的气质。

经过一番交谈后，汪精卫夫妇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既有才华又有礼貌，是难得的人才。

因此，汪锦元被正式接纳进汪公馆，担任“汪主席”随从的日语翻译及秘书。

从1940年9月起，直至1942年7月29日这段几乎两年的时间里，汪锦元在汪精卫的身边，实则为潘汉年情报系统服务，深藏功与名，其间的艰难与危险，可想而知。

中共领导层对汪锦元成功潜入汪精卫的公馆极为重视，为了更高效地管理情报工作，并确保重要信息的及时传递，决定成立一个专门 “南京情报组”。

情报组由李德生（化名纪纲）负责，成员包括陈一峰（化名陈汝周）、张敏（纪纲之妻）及汪锦元本人，而方知达则担任交通员。

此外，还有一位日籍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他已成功渗透进位于南京的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也是该情报组的一员。

李德生利用其“世传中医”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南京大行宫附近开设了一家中药铺，表面上卖药并坐堂看病，实则这里是情报组的秘密联络点。

每当汪锦元获取了重要情报，便第一时间传递给李德生，后者再将情报上交党组织。

汪精卫对汪锦元信任有加，几乎将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他带着汪锦元参与高层的会谈，甚至带他出访东京和伪满洲国。

在与日本人的亲密往来中，汪精卫几乎无所保留，向他透露了许多秘密。

这种信任使汪锦元的情报活动异常顺利，如鱼得水。

汪锦元所获得的情报量之大、质量之高，实在是难以计数。

1941年9月的一天，汪锦元作为翻译全程参与了汪精卫与日本特使的会谈。

而他也透过此次会谈得到了一个重磅消息，日本军部决定暂停对苏联的行动。

汪锦元心中一动，日本人这个时候突然停止北进，那么军事重心一定会往南边转移。

也就是说，日本人可能对太平洋地区甚至美国发起战争。

汪锦元借助职务之便，常常查阅每日送来汪精卫处的军情汇编。

在这些秘密文件中，他注意到驻扎在旅顺、上海等重要军港的日本舰队开始大规模回调至日本。

然而，仅凭这些零散的信息还难以完全确定日本的下一步计划。

汪锦元需要找个办法来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借口汪精卫准备乘专列出行的名义，电话联系“交通部”，要求查看近期的铁路调度计划。

当这份计划送到他手中时，汪锦元发现，由北向南的日本军列数量明显增加，大量的东北、华北日军正在通过铁路向南方调动。

结合之前的情报，汪锦元作出了判断：日本即将在太平洋方向对美国开战。

意识到这一情报的重大意义，汪锦元知道必须尽快将此消息传递至延安。

他深思熟虑后，决定派一位记忆力极佳的年轻交通员，让其背熟所有详细情报，然后安排其乘火车前往上海，并通过地下电台将情报发至延安。

这对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尤其是对日军动向的把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1年12月7日，当日本偷袭珍珠港，正式将太平洋战争推向全面爆发时，汪锦元的判断被事实印证。

重获自由，岁月沧桑

1941年秋，汪锦元和他的情报组在潜伏线上如鱼得水，传递出了一份又一份的重要情报。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东京爆发了轰动一时的“佐尔格国际间谍案”。

而这场风波也不出意外的波及到了汪锦元及整个情报组。

佐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高级情报员，在莫斯科、东京、上海等多地活动，其网络涵盖了日本首相的秘书及潜入侵华日军总部的西里龙夫等关键人物。

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后，日本人通过一系列的线索追踪到南京，于1942年7月29日清晨，将汪锦元等人一网打尽。

这一天，除了汪锦元外，李德生、陈一峰等核心成员也被同步逮捕。

不久，汪锦元及其他几人都被秘密判处死刑，处于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

好在这个时候事情有了转机。

当初日本宪兵大早上直接闯入汪精卫家，言语中也没有给汪精卫什么面子。

作为伪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自然脸上挂不住。

再加上，平日里汪锦元待人做事让汪精卫非常满意，她的妻子陈璧君对汪锦元评价一直很好。

陈璧君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她屡次向日本方面施压，要求将汪锦元等三人“引渡回国”，以便由伪国民政府自行审判。

兔子急了还咬人，日本人也没想到汪伪集团反应会这么大。

于是1943年4月1日，日本人将三人押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经过进一步的交涉，7月间又将他们转押至南京，但依旧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中。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逐步向盟军胜利倾斜，德国接近覆灭，日本也摇摇欲坠。

在这种绝望的形势下，侵华日军总部拼命寻找突围之策，竟产生了与新四军寻求“局部和平”的荒诞想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

于是日本人从狱中释放了李德生，希望通过他与新四军建立联系。

李德生先是抵达了上海，随后经过曲折转移到了淮南的抗日根据地。

在那里，时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迎接并审查李德生。

经过详尽的了解，扬帆了解到了侵华日军总部试图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真实意图，随即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给了饶漱石。

饶漱石面对这一重大且敏感的事项，感到责任重大，决定发电报向中共中央求助。

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指示扬帆与日军接触，进一步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但明确指出不得做出任何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实质性表态。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扬帆不得已两次深入虎穴——南京，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及其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了密切的接触。

面对日方的卑躬屈膝，乞求和平的态度，扬帆斗智斗勇，巧妙地提出了释放汪锦元与陈一峰的条件，竟得到了日方的肯定答复。

1945年5月30日，汪锦元和陈一峰终于得以重获自由，回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二人曾长时间被日本人囚禁，按照惯例他们必须进行详细的汇报，并接受严格的组织审查。

7月的某一天，扬帆亲自向汪锦元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党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并安排他留在联络部工作，予团级职务。

与此同时，汪锦元的母亲，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多方努力下，成功地从敌占区的上海经由重重封锁，抵达苏北盱眙县的黄花塘抗日根据地。

当母子二人在战火纷飞后的重逢，既有的不仅是对彼此安危的担忧与惦记，更有对未来平静生活的无限憧憬。

1945年8月15日，当抗日战争的胜利号角终于吹响，汪锦元在阵阵欢呼中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喜悦与释然。

他穿行于庆祝的人群中，一面高呼胜利的口号，一面深深鞠躬，向所有支持和帮助过他的上级及并肩战斗的战友们，表达着自己内心的崇高敬意和无尽感激。

九月，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汪锦元接到了新命令：前往国民党新接管的上海继续进行地下工作。

这意味着他将再次投身于充满风险的间谍活动。

秋风送爽的苏北，景色宜人，汪锦元带着一腔热血和满满的责任感，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新中国成立后，汪锦元的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他在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担任要职，继续以他的智慧和能力为新生的国家贡献力量。

在那个时代的大潮中，曾在暗流涌动的战争岁月中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汪锦元，终于可以在和平的阳光下，续写属于他的新章节。

参考资料：汪精卫身边的中共“卧底”夏继诚地下党这样守初心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