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匪乱：一个少年、一场劫掠与时代荒诞

土墙三米高，四角炮台立，家家有枪防匪。这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农村的日常，尤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这个特殊的冬末春初，崔家围子，一个宗族聚居的东北小屯，却迎来了它从未经历过的荒诞与恐怖。那夜，三股匪绺合局而至，围子里枪声四起，马蹄声震天。从此，少年崔小四的命运被推上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

民国乱世，匪患成灾

1932年2月，东北已落入日军之手，伪满洲国还在酝酿中，军政真空让匪患猖獗。各地大小绺子趁此机会横行乡里，抢掠、绑票、杀人，毫无顾忌。崔家围子虽有土墙和枪炮，但在这股绺子的突然袭击下，防线瞬间崩溃。

那晚，崔小四，15岁，正准备第二天回农安县城上学。枪声响起的瞬间，他的父亲匆忙带着武器从后窗逃走，留下家中老弱妇孺。匪绺闯入时，少年崔小四如同一只被猎人盯上的小兽，他不知道，这场劫掠不仅夺走了家中的财富，也将他卷入了一场长达数月的荒诞旅程。

东北的匪患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时局混乱、利益驱动下的必然结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全面撤退，地方治安彻底崩溃。各地绺子趁机而起，逐渐形成了盘踞一方的半军事化组织。他们不仅抢劫，还会绑“秧子”（人质）勒索赎金。崔家围子虽有防备，却因内部有人通匪，防线被轻而易举地突破。

匪徒们如饿狼般涌入村中，抢走粮食、衣物和牲畜，甚至连锅里的粘豆包都不放过。崔小四家里被掠了两大车财物，连他大哥家挂墙上的马鞍子都背走了。最终，匪徒抓了七个“秧子”，崔小四的爷爷也在其中。为了救下老人，崔小四的母亲主动提出，用年轻的儿子换下年迈的公公。于是，少年崔小四成了匪徒的俘虏。

被绑走的崔小四，开始了他的“秧子”生活。匪徒们给他套上白布标记，强迫他骑马、干活。一路上，他们四处流窜，靠抢劫为生，时而进村屯烧火做饭，时而在野地露营。崔小四的马术不错，得以骑上大哥家被抢的那匹黑马，但缰绳的一头却被紧紧拴在匪徒的鞍鞒上，象征着他随时可能丧命。

匪徒们行事荒诞而残忍。有人因违反“绺规”被当场处死，手段极为血腥；也有人来“挂柱”入伙，却因胆小而被误杀。崔小四目睹了这些场景，内心充满了恐惧。他曾听说过匪徒折磨“秧子”的手段，尤其是所谓的“找豆”，让他夜不能寐。他知道，自己能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就是家里尽快凑齐赎金。

随着时间推移，这支匪绺逐渐暴露出他们的另一个身份——“兵”。原来，伪满洲国成立在即，日军开始招安各地匪绺，将其改编为“伪满军”。崔小四所在的这支匪绺头目“为民”，摇身一变成了伪满军的上尉连长，其他匪徒也成了“正规军”。身份的转变并未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仍然四处绑票，甚至更加有恃无恐。

崔小四曾以为，匪绺变成官军后，自己就能获释。然而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残酷。被绑票的“秧子”依然被牢牢控制，等待家人筹齐赎金。匪绺变兵，唯一的改变是多了一层合法外衣，而“秧子”的命运并未因此好转。

崔小四在匪徒手中辗转数月，从农安到松花江，再到洮南、安广，每到一处，他都被迫看守财物或充当苦力。匪徒们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随时可能因内讧、追捕或失误而丧命。崔小四亲眼见过匪徒因内斗被杀，也目睹了他们被地方武装拦截后仓皇逃窜的狼狈。

最让崔小四难以忘怀的，是路过一个名叫“龙泉屯”的大围子。围子里枪炮齐全，守备森严，匪徒刚靠近就被迎头痛击，不得不绕道而行。崔小四心想，如果自己家也有这样的防备，或许就不会沦落至此。

与此崔小四的家人为救人已倾尽所有。他们不仅变卖田地，还借遍了亲戚朋友，终于凑齐了匪徒要求的赎金。一名“花舌子”（匪徒与人质家属交涉的中间人）带着赎金来到匪营，最终将崔小四救了出来。

重回家乡的崔小四，已与离开时判若两人。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失去了少年应有的天真，也让他看清了社会的黑暗。他后来回忆说，那些匪徒，或许也只是时代的受害者。但对于崔家这场劫难却是永远的伤痛。

有人说，东北的匪患是混乱时代的缩影。的确，在那个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年代，匪绺横行只是社会崩溃的一部分。崔小四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挣扎。财产可以被抢走，家园可以被毁灭，但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正如那句老话：“世道乱了，人就贱了。”崔小四的经历，是一个时代荒诞的注脚，也是普通人命运如草芥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