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斌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注意到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迁及其影响，他们同样注意到了19世纪前六七十年的“小冰期”在中国社会留下的历史烙印，以上实证性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气候突变大约发生在1816年，到了1830年左右，这个寒冷潮湿的时期开始稳定下来，并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的光绪年间。一些学者同意，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是 1816 年气候突变的首要原因，那次火山爆发加速了全球降温的趋势，而小冰期则是这个时期变冷的长期因素。正是由于它对全球变冷施加的实际作用和它代表的火山气候，坦博拉火山爆发被上述研究视为气候变迁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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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的九炷香: 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新加坡] 杨斌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月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在气候（和环境）与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联系。他们不约而同地观察到19世纪气候变化与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文明的关键时刻。道光萧条见证了自然灾害、经济颓败和社会动乱，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导致两千多万人死亡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清朝的内部危机大大加深，而危机的积累恰恰和寒冷气候的到来及持续时间重合。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一步步地应付外来和内生的诸多挑战，出现了“同治中兴”的自强求富；直到1894 年，甲午战争宣告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秩序的恢复，西方科技和某些制度的引入，政治改革的起步，清朝的回光返照又与小冰期的结束和温暖期的到来重合。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气候的变迁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实在值得琢磨。历史上的类似案例使人不得不怀疑这并非巧合，最著名的先例莫过于明清交替了。
17世纪初期和中期，在中国是明清交替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意义也同样重大，学者们将其概括为“17世纪的危机”。它不但与小冰期和蒙德极小期重合，更有意思的是，还集中经历了大规模火山爆发。这些火山爆发也参与造就了寒冷的17世纪。以过去 600年来最冷的 30个年份为例，11个发生于17世纪，其中的8个发生在1675 年前。于是 17 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寒冷的夏天，包括1601年、1641—1643年、1659年、1666—1669年、1675年和1698—1699年。大自然的变化与清朝取代明朝这一重大的政治更替有什么关联？更确切地说，气候变化在后金实现政治集权和军事化的过程中，如何既是宏观背景又是直接因素？虽然大家几乎都认可“气候与草原游牧部落或国家的南侵相联”这一假说，可是，并没有实证性或者量性研究能加以证明。以明清交替而言，说气候导致了明朝的衰落和崩溃以至它最终被清朝征服，或许更符合历史事实。明朝的最后时期，连续的干旱和饥荒接踵而至，鼠疫也让1644年的北京毫无抵御能力。在清朝军队征服中原之前，明朝已经崩溃，其中气候的导因不可不察。
与清朝的建立一样，其衰亡也是值得关注的世界性历史事件。清朝的衰败时间和小冰期重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是近代中国危机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反思西方坚船利炮到来之前清朝内部的危机。过度扩张、人口膨胀、阶级和族群矛盾乃至理学，都被列为清朝衰败的内因。到了90年代，环境和气候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1872年，清末“中兴名臣”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慨叹：“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表面上称颂清朝“立约通商”“牢笼”万国，史所未载，亘古未有，实际上不过是指清朝面临空前严峻的国际局势和挑战。作为重臣，李鸿章是少数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人之一，但他对清朝生存危机的担忧，根本没有考虑到气候这个因素。
精英没有看到，但普通老百姓亲历严寒和灾害，印象深刻，难以磨灭。当时有一句俗语：“嘉庆家当，道光冲光。”短短八个字，把19世纪初小冰期带来的低温、暴雨和洪灾给中国社会和普通百姓带来的冲击说得一清二楚。如此，水灾、气候（正如李伯重研究松江的文章所揭示的）必须和其他内外因素一起考虑，才能进一步揭示这个重大的历史变迁。
如果我们关注东亚和西欧在近代的大分流，气候和环境因素也不能不引起注意。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19世纪初的小冰期如何在中国和西欧引发不同的或者类似的效应，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当时正遭受过度压力的、脆弱的环境体系。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如何采用不同的传统、制度、机制和资源来应对同一时段的气候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灾难？这些应对措施又如何影响所谓的大分流的过程，如果它们不是大分流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宏观比较研究中妥当地处理气候因素？
这些宏大的问题需要在地方层次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解答。以中国而论，必须进一步搜集和坦博拉相关的材料，以勾勒出清朝不同区域对此的气候回应，进一步揭示此次火山爆发和气候变迁如何加速并使得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复杂化，从而在此基础上讨论对区域、全中国，乃至全球的意义。首先当然是搜寻浩如烟海的地方志、档案、日记、文集、通信等文献材料，从而尽可能多地取得与坦博拉火山喷发相关灾害的材料。即使在中国，各个地区对坦博拉引发的气候变迁之反应也并不一致。因此，必须认真谨慎地考察地区间的差别。有些地区的反应相对敏感、直接，有些地区则缓慢甚至迟钝。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个气候或环境的大背景下，各个地区的相关记载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其次，在材料搜集相对完备的情况下，需要加强量性的分析，包括对整个中国以及各个区域，比如江南地区的分析。应该充分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和科学方法去检测树轮、冰核或者花粉沉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设立模型；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农业、工业经济等的长期影响也需要一一考察，尤其是流行疾病。以血吸虫病为例，虽然血吸虫病汉代就已存在，但其危害之烈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才广为人知。为什么这样惨烈的流行病在光绪以前没有被记录呢？这是因为血吸虫病的载体钉螺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光绪中叶之后的气候转暖造成钉螺滋生环境的改变，从而导致血吸虫病在各流行区的传播。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国血吸虫病的大流行只不过是一百年以来的事情。当然，除了气候变暖，还有其他因素。出现洪水或干旱等自然灾害之后，社会的恐慌和反应，包括信息的传递、社会的动员、救灾机制、医疗，以及宗教的慰藉等，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关于坦博拉火山爆发，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在婆罗洲，有人把飘落到地上的火山灰作为治病的药物。无论读者的“脑洞”有多大，都不会想到火山喷发会引起这样的社会反应。可如此荒诞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不能不加以注意。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气候变化并不受限于任何政权或区域（无论是帝国、民族国家，还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东亚、东南亚等地缘政治概念）的地理范围。暴风雪不会停在中俄的边境线上，季风或台风也不会在中越边界停顿，洋流更不会在中韩边境转向。中国春夏两季的降雨不仅受到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也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
以云南为例，这个西南边疆省份受到印度洋季风的影响尤其巨大。因此，云南短期内气候的变化和印度洋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特别是考虑到云南农作物在整个生长季节中都主要依赖于印度洋季风带来的降雨。笔者认为，虽然嘉庆年间云南的大饥荒与火山爆发导致的火山气候基本吻合：第一年初见火山喷发的影响；第二年达到高潮；第三年影响逐渐消失，气候恢复正常。可是，云南对坦博拉喷发的反应也过于迅速了。坦博拉于1815年4月喷发，当年夏天云南就出现了低温，随后很快就发生了饥荒。科学研究表明，气候对大规模火山爆发的反应确实比过去估计的快得多。北半球的火山爆发在当月就会导致降温，气温在其后的第三个月内达到最低点，而后在两年内逐渐恢复。可是，坦博拉火山位于南半球，气候反应要晚几个月，降温理论上在爆发后的约八个月才逐渐明显，第二年达到最低温，第三年才消退。根据这个科学原理，1815 年夏天云南的低温不大可能是坦博拉火山喷发的结果，而是19世纪初小冰期到来的影响，应当也和印度洋季风有关联。
最后，我们也应当区分人类历史上的两种灾难。第一种是人为的，即人类活动造成的或人类参与导致的。现代社会的泥石流、洪水和干旱，往往是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如人口膨胀、垦荒、砍伐森林等。第二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无关，很多时候是不可预测的，如地震、火山喷发，以及陨石撞击等。这些灾难同样塑造着人类社会。以印尼的多巴火山爆发为例，这次发生在7万多年前爆发指数为8的火山爆发，喷出了2400立方千米的火山物质，释放的能量达到 10 亿吨烈性炸药的当量，使得全球温度在数年内下降了3℃~3.5℃，北半球甚至下降了 10℃~15℃，引发了一次冰期，对地球上的早期人类造成了一次致命打击。有科学家认为，在人类濒临灭绝的危急时刻，有些人的基因反而因低温刺激发生突变，使得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目前人类虽然可以防范、减轻甚至避免第一种灾难但对于第二种灾难的发生，还是无能为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