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定远大将军尼堪在前线殉国，大军主帅且又是宗室亲王战死，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之后的头一次，前线奏报抵达京师之后，举朝震惊。
尼堪乃太祖之孙，广略贝勒褚英第三子。他早年便跟随伯叔兄长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后又对明作战，顺治元年随多尔衮入关，大战山海关，又相继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攻陕西、河南大顺军，下江南追缚福王朱由崧，平四川攻剿大西军，晋封和硕敬谨亲王。
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骁勇之将，怎么会死在敌军之手呢？
尼堪出征的主要意图是增援续顺公沈永忠顺治九年六月底，驻宝庆的“钦命挂剿湖南将军印、镇守东南地方、驻扎湖南宝庆府续顺公”沈永忠急报：宝庆已失，敌兵势大，退守湘潭，乞发大兵。
顺治帝令沈永忠坚守湘潭等地，等待大兵救援，他立即召见议政王大臣商议出征之事，决定派八旗劲旅往剿。但是顺治帝没有想到，此时，驻军广西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也已于七月初四日自尽殉国。
顺治帝在没有接到孔有德死讯之前，仍以解救沈永忠为目标，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往征湖南、贵州。并赐王御服、佩刀等物，以壮其行。
尼堪出发之前，顺治帝亲授用兵方略：“王膺兹命，一切机宜，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
顺治帝对尼堪的个性是了解的，所以出征前特颁谕旨，给他打了预防针。
尼堪率军刚离京不久，偏沅巡抚金廷献和尚可喜、耿继茂二王的奏报递至京师，桂林失守孔有德自尽。顺治帝连忙派出快马追上尼堪，调整用兵方略：
“闻贼入广西，于七月初四攻陷桂林，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向命王等剿灭湖南贼寇，平定贵州，今毋往贵州，仍从湖南进取宝庆。”
同时顺治帝又发出几道上谕，令平南、靖南二王所属各部，也归尼堪节制。这也表明，顺治帝的用兵方针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此前朝廷全权委任定南王、平南王、靖南王等汉军平定两广及云贵的大西军和南明政权。
现在改为由八旗军为主，以宗室贝勒和满洲大将为主帅，基本上回到了顺治初年诸王分任各路主帅统兵平定各地的局面。
尼堪轻敌冒进，中李定国之围尼堪此次出征可谓是兵强马壮，随同出征的还有屯齐、扎喀纳、巴思汉三员悍将。贝勒屯齐和贝子扎喀纳都是清初战功赫赫有名的二贝勒阿敏之孙，巴思汉系成亲王岳托之子，他们转战各地十余年，屡败大顺军和南明军。
还有镇国公韩岱是穆尔哈齐第五子，是一位上马提刀下马治政的将才和能臣。此外还有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喇善、喇玛、赖赛、劳翰、罗硕、格善、索尔等十数员将领。
这次调集的八旗军，人数也很多，加上当地绿营和定南王旧部，总数约有十万。兵精将广的尼堪之所以惨遭被歼，主要就是他轻敌冒进、指挥失误。
尼堪于顺治九年十一月抵达湘潭，对大西军李定国部发起猛攻，首战败敌军骁将马进忠。李定国见清军势大难以抵挡，主动撤出长沙退守衡州。
清军首战告捷，尼堪颇为得意，他不顾长途奔袭将士疲劳，率小部精锐人马“昼夜疾驰二百三十里”，试图一举拿下李定国。
李定国是大西军中最有谋略的将帅，他利用清军骄傲轻敌的弱点，在林木茂密的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并遣小股部队前往诱敌。
尼堪显然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穷追不舍，当他进入伏击圈后，李定国指挥四万大军从林中及各个埋伏点涌来，衡州城中的大西军也乘机杀出。
清军几千兵马被团团围住，尼堪见势不妙，决心死战。他对诸将说：“我兵凡临阵，无退者，我为宗室，不斩除逆寇，何面目归乎？”说完率诸将士冲锋杀敌，清军找不到突围的道路，尼堪不幸陷入了泥淖之中，箭都被射尽，所以他拔出战刀与明军冲杀，力竭之后在阵内战死，年四十有三。
战况表明，尼堪之死，纯系轻敌冒进，堂堂一位统领十万大军的主帅，一位爵至宗室最高的和硕亲王，居然逞匹夫之勇。他竟率少数侍卫将士，脱离大军，孤军疾驰追击，被十倍以上的敌军围困，此等打法焉能不败。
尼堪之死多少也与清廷高层指挥失误有关尼堪战死固是咎由自取，但是与朝廷的战略决策失误也不无关系。顺治九年时，亲政一年的福临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实际主掌军政大权的还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议政王大臣。
他们对敌情不了解，又很轻敌，以为屡为清军所败的大西军余部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甚至在得知孔有德自尽的奏报之后，仍说是“孙可望陷广西桂林府”，实际上李定国，连对方姓名都搞错了，可谓是对敌情一无所知。
更关键的是，清廷只知道大西军于顺治三年在四川惨败，领袖张献忠战死，元气大伤，余部不得不退出四川，转战云贵。
但是大西军没有被打垮，在张献忠亲自培养的四位养子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智取猛打，已于顺治四年进入云南、贵州，部众增至二十余万。
四位大西将军同时称王，以“兴朝”为年号，称主帅孙可望为“国主”，尊张献忠为“老万岁”。顺治五年以后，大西军又与南明永历帝联合，成为西南各省最强的一支反清力量。
顺治九年是大西军高歌猛进的一年，孙可望两路出兵，一路由李定国为主帅，统领八万精兵入出湖南，直逼桂林；一路由刘文秀率领，下重庆包围成都。孙可望为主帅，居中策应。
平西王吴三桂就曾与刘文秀在叙州交过手，大败于大西军，迫使吴三桂退守汉中，川东、川西、川南皆为大西军和南明军占领。
李定国一路更是势如破竹，六月夺取全州，李养性一部被打的丢盔弃甲，又在严关与清兵鏖战，七月下桂林，逼孔有德自杀，李定国占据广西全省。八月，李定国又攻湖南，九月克衡州、常德、岳州等重镇。十一月李定国又歼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如此强悍的大西军，在清廷眼中却被视为乌合之众、余孽、残寇，局面怎么会不被动，清军如何又不败？
顺治帝及高层迅速调整战略对症下药尼堪的死讯传至京师后，顺治帝万分震惊，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授贝勒屯齐继为定远大将军，统领大军征剿湖南。鉴于主将尼堪之死，顺治帝这次下了死命令：
“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此尔等所悉知。尔等此番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以致士马疲劳，此大失也。嗣后诸事，诸将共相商酌，谨慎而行……毋使离贝勒屯齐左右。”
这道上谕之外，又给韩岱、伊尔德，以及往征广东的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下谕。
三道谕旨的中心思想很明确，主要强调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不得分兵追敌。八旗军队之所以能克敌制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俱以全力”，这一条从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的“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用兵方针中就能体现。尼堪之死，就是吃了分兵之亏；
二是主将不得独断专行。尼堪自以为是大军主帅，爵位又最高，凡事一人独断专行，他死的时候，身边就只有随行的侍卫，统兵的两位贝勒、贝子皆不在身边。
三是强调要保护主帅的绝对安全。尼堪战死的特大噩耗，使得朝廷颜面大损，也玷污了八旗劲旅的威名，也是鼓舞反清武装斗志的极佳喜讯，对于统一全国十分不利。所以顺治帝在谕旨中明确指出，主帅屯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两位贝勒、贝子需与主帅同处一处，三位满洲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必须留一位在主帅身边，主帅不能单独领兵出征。
四是强调集体领导，正如上谕中所说的“共相商酌，谨慎而行”。
五是严明军纪。这一点主要针对的是随同尼堪轻骑远征的侍卫、章京以及中下级军官，上谕中指出如果他们“弃主奔溃”，立即就地正法。
五个问题表明了一个根本事实，即顺治帝和议政王大臣们，清楚地意识到大西军的威力，决心正视事实，纠正此前的失误，一定要把这支武装打垮，以实现全国一统的事业。
正是由于战略的转化，保证了后来清军的反败为胜。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李定国被迫撤出湖南，退守广西南宁一带。清军挽回了孔有德、尼堪之死的败局，重新获得了战场主动权。
顺治十年二月，尼堪的灵柩运至京师，顺治帝辍朝三日。命亲王以下、二品以上的官员到郊外十里迎接，其第二子尼思哈承袭敬谨亲王爵。
顺治十六年，议政王大臣会议追论尼堪私自取多尔衮死后的财物，以及包庇尚书谭泰骄纵的罪过，议处削爵，但顺治帝念其为国阵亡，免予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