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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中国长久地维持着被称为“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对中国古代“大一统”的讨论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汉学研究中争议颇多的议题。

西方学者对这个议题的论争首先体现在语词的翻译上。在英语学术界，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统一”就有着好几种不同的英语翻译，其中西方学者最常用的英译词是强调整体性的“unification”和“unity”，有时也有学者会用“centrality”来表达对“中央集权”的强调。

而知名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使用的词则是“integration”。可以说学者对“大一统”理解的差异从翻译语词的选择中便可见一斑。

与许多中国学者悉心辨析《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意涵不同，海外汉学学者对于“大一统”的讨论更接近于解释中国历史上作为国家形态和思想观念的“统一”，而比较近于近代梁启超和吕思勉所讨论的大一统的“国体”问题。

于是汉学家试图解释的“大一统”问题，就变成了对中国古代国家观念和政治思想的研究。与“大一统”形成对照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割据和分裂状态，因此秦统一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五胡乱华”之后的南北朝时期，时常成为汉学家探讨“大一统”问题的历史参照。

“大一统”是一种“虚构”

薛爱华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学者，他的《邺中记》发表于1990年。这篇文章从标题看似乎与此处谈论“大一统”的论题相距甚远，但考虑到许多西方汉学学者（如本文稍后将要讨论的鲁惟一和尤锐）在讨论“大一统”问题时均提及了这篇论文，可以说这篇文章为近30年来西方学者探讨“大一统”问题奠定了基调，因而薛爱华在文中表露出的对于“大一统”的理解在学术史视野当中就显得相当关键了。

薛爱华在《邺中记》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的耐人寻味的表述：Chinastan。正如前文谈到的那样，如何遣词用句本身亦是学术思想的重要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撇清“China”一词同任何时期所谓“特定的政治实体”的关系外，“Chinastan”在西域同“China”一样也是异国人对“中国”的泛称。因而这个语词从一开始就带有解构“中国”的意义在内，并且薛爱华也特别强调了这个“Chinastan”背后的“异域”视角。

在此基础上，薛爱华进一步指出：“中国(China)”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神话”（myth）、一个不存在的“幻想”（“non-existent chimaera”），正如欧洲也同样时而统一、时而分裂那样，“中国”这个概念并不比“欧洲”更具启发意义或更具成效。

所以在薛爱华看来，“中国”这个概念同“欧洲”一样都只能充当地理意义上的术语，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和“欧洲”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四分五裂的（fragmented）。

显然薛爱华对于“大一统”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偏颇。需要指出的是，薛爱华的这一表述主要基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聚焦于这个中国历史上颇为特殊的时期，薛爱华看到的是“五胡乱华”以后的中国北方地区：“在远东（特指Chinastan），某一个‘秦’国被苻氏王朝所统治，还有一个‘夏’国受到赫连王朝的管辖，同时还有一个名为‘代’的早期突厥王朝。”因而薛爱华之所以认为中国历史历来是“四分五裂”而非“统一”的状态，与他选定的历史时期“样本”有很直接的关联，他没有注意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格局绝非中国历史上的常态。

除此之外，薛爱华的观点还必须放置到1990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界大环境中去理解。将包含各类跨种族、跨地域的统一政治体视为一种“幻想”或“虚构”的观点在1990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这种学术思潮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在观念和事实层面的理解。

尤锐就曾深刻地指出，在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不少研究现代中国的西方学者相信，苏联短祚的覆辙将会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复上演，这种悲观的观望态度很可能影响了像薛爱华这样的汉学家。另一方面，1980年代在美国人文学界流布深远的“后现代”史学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者们开始全盘怀疑和否定“大一统”“统一”等整体性宏观叙事。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大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就是这种新学术思潮的有力证明。

尽管薛爱华只是简短地提到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认识，然而他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一个“神话”、一个不存在的“幻想”的观点在西方汉学界仍影响深远。至少，纵览近30年西方汉学界的相关讨论，汉学家们基本倾向于从较为负面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和“统一”，从中明显可以看到后来的汉学家在这一问题上对薛爱华观点的延续和深化。

探讨“大一统”的价值

在鲁惟一带有强烈韦伯烙印的论文《从中华早期帝国所见中国之统一观念》中，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处理异族同样是作者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鲁惟一这篇重要的论文首先梳理了早期中国产生统一观念的思想基础，之后又论述了帝国早期为了达成这些理念所采取的手段。可以注意到鲁惟一在文中委婉而又微妙地回应了薛爱华的观点，但与薛爱华不同，鲁惟一没有试图去讨论“大一统”是否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而是视“大一统”为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特性”（characteristics）的必然结果。

于是在鲁惟一的归纳体系中，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由三个部分组成：统一的宇宙观、等级观念和对“中心”（centrality）的追求。他认为正是这三者共同促成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鲁惟一与薛爱华不同，在他看来，早期帝国时代的“大一统”并非仅止于单纯的观念，更是秦汉帝国时代政治治理所力图实现的现实目标之一。因而“大一统”就不是薛爱华所认为的“想象”和“虚构”之物，而是从中国早期帝国时期就已经真实存在着的历史功绩。

然而与此同时鲁惟一却又着重强调古代中国在“大一统”的“观念”同其实际作为之间存在着的悖论。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人“要一再地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同外族的对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