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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刊于2019年版《浔阳商贸》，经浔阳区政协文史委授权转发。原文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

九江为江西北部门户，交通便利，历来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商埠之一，各类商业活动十分频繁，尤以茶业和米谷贸易最为活跃，与芜湖、无锡、沙市并称“四大米市”，与福州、汉口同为“三大茶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成为长江沿线开埠城市之一，成为江西唯一的外贸口岸和最大的商品转运市场，全国各地商人和商号云集，商业更趋繁盛，形成了以商帮、会馆、公所、茶会等为组织的商业团体。清末时期，随着振兴实业、奖励农商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的推行和相关法规的制定，九江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团体商会。

一、组织沿革

光绪三十年（1904），按照《大清商务总会章程》中的相关规定，九江道道员瑞澂召集九江城区各业商董，按照当局颁发的《简明商会章程》，设立商务总会，公举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总办郑官桂为总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九江道汪瑞阊以“九江为通商口岸，市廛栉比，商务繁兴，且已经选出绸缎业商人卢元珪为协理”为由，将拟订章程与各人履历一道，呈请农工商部派给关防，得到准许，九江商务总会正式成立，附设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内。九江商务总会成立不久，更名为九江总商会。会址从轮船招商局九江分局内迁出，由商人集资购买了一块位于甘棠湖畔孤溪埂的地皮，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商会大厦，内设会议室、办公室和会客室等。

甘棠湖畔九江总商会会址（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

九江商务总会成立之时，组织形式为董事制。内设总理一员，协理一员，他们以“领导会员，接洽官商”为己任。二者的产生由众会董投票选举，必须是“熟悉商务事理，兼谙商律公牍，才品贤能，名望素著者”方能充任。各业会董则无明确的定额，可以代表所属行业上陈意见，参议商务。担任会董的条件是：手创商业、卓著成效者、系行号巨东或经理人、在地方经商历五年以外者、其人为各商推重居多数者。

民国四年（1915），北京政府在《大清商务总会章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改订商会法案 60 条，颁布了《商会法》。1916 年 2 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新商会法规定：“本法施行前所成立的商务总会一律裁撤，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以六个月为限，须依本法改组。各地行政长官所在地域所属工商业繁盛者，只得建立商会，不得冠以 xx 总商会。具不合商会法规定及逾期不报者，应即取消。”此外，《商会法》还废除了原来的“总理、协理、坐办及理事、评事、干事”等名目，取而以“正副会长、书记、会计、庶务”等名称代之，正副会长等人员选举后，只将他们的年龄、籍贯及商业行号等信息造册呈报当地官员后即可就职，无须发给委任状。正、副会长及会董均为名誉职务。

依照新的法令，九江商会在 1915 -1918 年间，先后进行了两次改组和调整，由舒先庚任会长、金至大任副会长，陈霭亭、辜葆诚等 30 余人任会董。然而，自 1918 年舒先庚去世后，会长一职成为众人争夺的焦点。金至大先是代理会长，后因“不洽舆情”被迫辞去会长之位，改由陈霭亭代理之。不久，陈霭亭因病辞世，辜葆诚代行会长职权。但是，因辜葆诚在“五四”运动中阻挠九江商民罢市，九江商会经过公决，一面停止辜葆诚的职位，一面筹备改选。1921 年后，经过改选，邓星垣出任新一届九江总商会会长。

九江县商会会员证

1926 年，北伐军进入江西，九江商会改为名“九江商民协会”，实行委员制。1927 年，“九江商民协会”被取消，重组商会，王汝芳任会长。1928 年，九江商会改为“九江市商会”。次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并于同年 8 月 15 日公布施行，“九江市商会”旋又更名为“九江县商会”。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政府颁布《同业公会法》，九江各行各业开始组建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设主席 1 人，常务委员若干人，其余与商会类似。至 1931 年，九江先后成立了 32 个同业公会，具体是：钱业同业公会、精盐业同业公会、米业同业公会、报关转运业同业公会、五金颜料业同业公会、陆尘业同业公会、山货行业同业公会、棉业同业公会、金银首饰同业公会、京苏洋货同业公会、绸缎疋头同业公会、布业同业公会、杂货糖业同业公会、油盐酒酱业同业公会、麻业同业公会、饭馆业同业公会、旅栈业同业公会、烟业同业公会、瓷业同业公会、蛋业同业公会、屠宰业同业公会、柴炭业同业公会、卷烟业同业公会、国药业同业公会、香纸业同业公会、茶栈业同业公会、染业同业公会、煤业同业公会、划驳业同业公会、皮业同业公会、木业同业公会。

1931 年 10 月 30 日，九江县商会依法进行新一轮改组，由城区 32 个工商同业公会代表选举执监委员，熊勉等 15 人当选执行委员，其中熊勉为主席，熊渭等 4 人为常务委员，另有候补委员 7 人；高树堂等 7 人当选监察委员，另有候补委员 3 人。人员构成具体如下：

主席：萧勉

常务委员：熊渭、唐芝龄、周宪、傅继修

执行委员：陈义熊、傅国章、谢馥之、马兰生、胡徽、江思齐、吕传炳、伍礼鎏、周达、孙景标

候补执委：李宏、许熙书、于振寰、游绪致、黄世间、林中麟、尹岳云

监察委员：高树堂、王汝芳、黄云阶、吴呈镜、曾宪玖、胡禹培

候补监委：叶先墉、肖竹如、金主槟

九江总商会拾枚铜元兑换券

改组后的九江县商会废除了会长、总理、会董等称呼，改为委员制。执监委员任期为四年。商会内设总务、财务、商事三科，各推举 1 人为主任。每星期开常务会议 1 次，每月开执行委员会 2 次，监委会 1 次，执监联席会议 1 次。如遇重大或紧急事项，则召集临时会议决定。改选后的九江县商会主要会务有：（1）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2）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3）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4）工商业调查统计及编纂；（5）工商法规研究及建议；（6） 工商业之调处及公断；（7）工商业之证明及鉴定；（8）商品征集及陈列；（9） 办理商事公告；（10） 受商人委托办理华洋文契之翻译检定及商业登记；（11）受当事人或官厅之委托办理商业清算。

1938 年 8 月，九江沦陷，市内大量商人外逃，商铺停业，商会无法正常运作，名存实亡。1940 年，在日本特务机构的授意下，九江县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划成立了九江伪商会，由罗锦章任主席，宛仲廉等人任常委，詹乐章等人任执委。此后，随着汪伪政府在南京建立，九江成为伪江西省政府所在地，“九江县总商会”随之撤销，成立“江西省总商会”，主席由涂鸣岐担任。

抗战胜利后，一些回到九江的商人着手组建九江县商会。1946 年 4 月，九江各同业公会主席依照商会法，在九江县党部的监选下，选举出了商会理监事会。熊渭任理事长，伍勉如、陈均生、章渭川等人任常务理事，赵若斯任常务监事，许杰夫、蔡石轩等 20 余人为理事。1948 年 11 月 28 日，九江县商会进行了第一届二次改选，熊渭继任理事长，伍勉如、章渭川、程先俊、陈均生为常务理事，赵岳斯为常务监事。1949 年 5 月 17 日，九江解放。1950 年 4 月 20 日，九江组织了九江县城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接管九江县商会，改组同业公会。1952 年 1 月 1 日，九江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

九江总商会壹百枚铜元兑换券

二、维护本地商业，参与全国商事

九江商务总会和九江总商会的成立，既是因应清政府改革措施的需要，又对九江商业的发展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根据九江总商会的章程，商会整顿了各业行规，使其整齐妥善；对商务盛衰之原因，出进口产品的多少，以及产品的改良、行情的涨落，做到随时互相咨访；通知各业公所，遵照条例填写年度表格，上报江西农工商矿总局转农工商部核察保护。

此外，首任会长郑官桂在商业领域的工作主要有：协调商家与商家之间、商家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维护商户利益和市场秩序，统制行市涨落，沟通物资交流，纠正商业弊端，等等。次任会长舒先庚在位期间，致力振兴实业，独资创办了裕兴织布厂，发行了小额流通货币，支持许森、姚肇之等人筹建映庐水电公司，推动了九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1915-1937 年，九江总商会在对外贸易与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运输工具的改善、新式银行、保险事业的创办，以及新的市场中心和销售网络的形成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九江商人和商户的利益。

1924 年，政府为了规范金融市场，要求各地禁止兑换纸币，九江钱业货店因而发生接收与消纳之疑问，从而使九江市面出现恐慌。为此，九江总商会召开临时会议，一致主张电告南昌当局，表示九江市面不能与南昌各埠同步进行之苦衷，电文云：

纸币暂停兑现，计出权宜，理应祗遵。惟九江为通商口岸，若海关完税，若轮船水脚，以及各大洋商公司煤油、包糖等大宗贸易，向系适用现金，确与内地情形不同。查民国四年院令中、交两行停兑，而九江尚能兑现，即现时战事区域，上海中、交两行，且宣告凡有苏、浙、皖字样钞票一律兑现。益缘华洋杂处之区，因地制宜，不得不然。属会为商人机关，对于商情窒碍之处，不敢雍于上闻，拟请本埠各行号盖有九江字样纸币，仍旧照常兑现，其他钞票一依通案办理，庶于停兑纸币之中，仍不失维持通商之意。是否有当，伏乞核夺，至为盼祷。九江总商会叩具。

九江商会土地所有权状

1929 年，江西财政特派员公署自裁厘改行消费税则后，一面推行新税，一面对于旧有关卡如姑塘二套口等处，仍未遵章裁撤，以致九江各业商民所受苛捐痛苦，较以前有过之无不及，故各业工会共 10 余团体，联合上书九江总商会，请转呈国民政府财政、工商两部，要求按照定章裁撤关卡。总商会接受上项请愿后，召开了临时执监会议，决定除分函全国商会联合会与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外，还专门呈文财政、工商两部，指出旧有关卡不撒，“不特予商民以苛扰，且有妨碍新税之推行。为商民谋解放，此等关局在所必除”。

财政、工商两部接到呈文后，认为九江总商会所陈合理，要求江西将旧有关卡“饬速裁撤，以符定案而恤商艰”。此外，鉴于油类税率过高，九江总商会还特向江西特种消费税局呈文，指出食油类为日用必需品，与奢侈品性质不同，“若苛加税率。不但商人力有不胜，而于平民生计尤大关系”，请求减轻税率，“以维商业而纾民困”。

1931 年，江西省财政厅长杨绵仲因军费开支巨大，省库空虚，遂以营业税为名，向九江市商会垫借 10 万元。为此，九江市商会特召开全体执监紧急会议。经过讨论，九江市商会认为：“浔埠居长江中枢，各商店过境货物，已占十分之八九。际此营业税则，尚未确定成分，营业税何日开征，仍属遥无期，以债台百级之商会，奚能筹垫此项巨款。”最后一致表决，拒绝了省财政厅营业税借款的要求。

（未完待续）

【编后记】

由于编者没有原始文本，因此无法确定文章中引用的出处，但这是一篇质量很高的文史研究文章，值得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