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六年清圣祖下旨设武英殿书局，专司负责皇朝书籍的校检、簒集、装潢、刊布等。紫禁城武英殿也就此成为收藏品质最高的藏书阁，其内书籍（被称为“殿本书”）可以说是数千年来的文化精华。

康熙将书局设在紫禁城内，除了彰显皇帝重视文教，也有借皇室威权保护这些易损的文化瑰宝的目的。然而道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房官员在例行盘库时却发现书库被盗了，《佩文韵府》遗失五部，《康熙字典》《周礼》《四书》各丢一部。

道光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不是心疼书，而是羞恼贼居然偷到自己家里了。这何止是胆大妄为，简直是在践踏天朝和皇帝的颜面。道光立即下旨，命内务府大臣英和、禧恩严查严办。

英和接案后首先就怀疑是监守自盗，因此他将负责书库管理维护的官吏、工匠全部隔离并逐个审问。很快就将范围缩小到库使苏拉广星和匠役杨得儿、连喜、海亮、常罄等人身上。

考虑到他们身份、地位寒微却敢行此逆天之事，英和等审案大臣怀疑他们背后还有指使之人。因此决定对他们上大刑，以求最快获取实情。但是一番拷问之后发现，此案没有他们想得那么复杂，实情大致如下。

道光四年十一月连喜、杨得儿、海亮在值班闲聊时互相述说生活穷困，一时起意就有了偷盗库房书籍卖钱的想法。二十日晚，三人借再次夜值的机会，将库门封条揭开一半并用铁丝制成的简易钥匙打开了门锁，入库盗出《佩文韵府》一部并将门锁、封条还原。

随后三人用夹在衣内的方式将盗出的《佩文韵府》陆续带出紫禁城，最后在琉璃厂将这部书以七十千文的价格卖于文光堂书坊。第一次偷盗后，三人等了几个月见未被察觉，胆子就大了起来。

此后他们又勾结匠役常罄，使用相同的方法偷盗书籍出宫，并转卖于文光堂书坊。总计偷盗各类书籍八部，共卖钱三百二十千文，折合白银约一百六十两（当时一两白银大致可兑换二千京钱）。

其实在武英殿书库当差负责巡守的苏拉广星（属正白旗），并未参与也不知晓杨得儿等人的偷盗。但是他自己“作死”，把自己也给填了进去。

在审问苏拉广星时，为了推脱自己看守不严的罪责，他坚称被盗书籍早被库管官员由后库搬到东库去了，并且相关司员没有留下出库记录和凭证。苏拉广星的意思就是库房司员利用职权，通过“监守挪移”来偷盗书籍。

在查实杨得儿等人的罪行后，苏拉广星的诬告之罪也算是坐实了。依《大清律例》，“诬告曰流徒，杖罪不论，已未决配加所诬罪三等”。不但看守不严的罪责逃不掉，还换来远甚于原罪的罪罚，可谓自坑不浅。

不过案情查明后，如何处罚又成了一个难题。

此案虽然涉案金额不高但性质逆天，别说将涉案人员处死，即便是灭族也不稀奇。但也因为性质有些逆天，又不太好大张旗鼓的处罚他们。总不能昭告天下，皇帝家被几个低贱的匠役给偷了吧。

为了顾及皇帝、皇朝颜面，英和最终按照普通偷盗罪审结此案。但为了尽可能地严惩这些人，英和又从盗官物和案犯身份两个方面加了“后手”。

前文提到杨得儿、连喜、海亮、常罄等人所盗书籍共卖钱一百六十两左右，人均也就四十两。按照《大清律例》偷盗“得银三十五两者，杖九十、徒三年半”和“得银八十两以上者，绞”来判，不够死刑。

而“盗官物”（武英殿书库属内务府，实际应当算皇帝私产）这项罪名“不分首从，一律并账论罪”，这一下就可以依上限将四人处死了。

其次，连喜、常罄、海亮三人是旗人，归属镶黄旗。这种身份就有“文章”可做了。

乾隆二十七年皇帝钦定汉军旗下人犯，“无论军、流、徒罪，俱即斥令为民，照所犯定例发遣，不必准折枷责，著为例”。从此，旗籍犯徒流罪及以上者“销除旗档，照例发遣、枷责”。

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乐善抓着这个成例进一步上纲上线，上奏朝廷请求将麾下涉案旗人以“旗人犯窃，令子孙一并销除旗档，罪止徒流以上者照例刺字”论处。也就是说不但不能因他们的旗人身份减罚，还要株连他们家族。

最终连喜、常罄、海亮三人被判先刺字并枷号示众六十天，如未死再收监入狱等待秋审勾决。三人家属削除旗档，就近编入里甲为民并禁止子孙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杨得儿的个人处罚和连喜等人一样，但因他汉民的身份，其家人倒未受波及。

此案的另一个直接涉案人，“买赃”的文广堂书坊老板杨光谱，不仅未被牵连还因自己的机敏获嘉奖。

杨光谱第一次收“赃书”时，并未意识到这是偷盗之物。但随着杨得儿等人不断前来售卖，杨光谱开始怀疑这些书籍的来源。出于谨慎，杨光谱将所购书籍全部妥善保存起来并未另行出售。

当官府差役前来查问时，杨光谱将保管的书籍全部上缴并到内务府当堂指认杨得儿等人。由于杨光谱的协助，这个案子很快得以人赃并获。所以英和并未去追究他“协助销赃”之罪，反而给予了嘉奖。

最后武英殿书库主管官员、司员等造常例以失察罚俸半年至一年不等。这起惊天大案就在道光“知道了”的批示下落下帷幕。

此案的调查、审理本身并没什么纰漏，甚至可以说是依律断案的一个范例。但其对应的皇朝没落也是难以遮掩的，“天家”的威仪已无法让底层匠役敬畏 …… 毕竟在此之前，平民已能潜入宫城行刺皇帝，反贼们甚至喊着口号打进了大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