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近代史，必然绕不开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一次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的尝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大大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解放，为下一轮真正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戊戌变法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有多深远呢？简单引用一下互联网上常说的一个段子：谭嗣同虽然就义了，但是他有两个厉害的徒弟杨昌济和蔡锷，而这两个徒弟又各有一位大神弟子教员和总司令，最终谭嗣同的两个徒孙帮他实现了理想，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这不完全是段子，基本属实。

回到戊戌变法本身，留给后人的印象更多是悲壮，这种悲壮不但是因为最后六君子被杀，以悲剧收场，还在于这场变法改革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后世从上帝视角看过去，到处都是糟点，然而当时的民族精英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留给后世浓郁的悲壮色彩。

其实仔细想想戊戌变法，疑点不少。。。

为何变法如此激进？

谭嗣同为何不跑？难道就是为了用他的血唤醒民众么？

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

为何慈禧非要杀掉这几人？

几个人的背景都非常厚重，为何没有实施营救？

所以整理本文，来简要梳理一下。为了便于阅读，分成下面的几个问题。回答清楚这几个问题，对于整个事件也就基本弄明白了。至于上面的那些疑问也就想清楚了。。。

1，为何要变法？

2，计划如何变法？

3，变法的过程如何？

4，变法为何会失败？

5，为何非要杀掉六君子？

6，六君子关系都很给力，为何没有营救？

为何要变法？

简单来说，就是不变不行了。再不变就要亡国了。

1895年4月，清政府打输了甲午战争，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大片土地，还要支付几亿两白银的赔款。这是继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受到的再一次的巨大刺激。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等待这个国家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彻底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甚至被瓜分。

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被狠狠打了两巴掌，天朝上国的梦已经醒了。不过那一次，感受最深的是士大夫阶层，对于普通民众，大部分仍旧是茫然无知。

官员们已经感受到切肤之痛，纷纷上书，推动变革，后来朝野形成了共识，搞洋务运动来救国。

洋务运动的核心就是两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呵呵，显而易见，士大夫还是舍不得放下他们的吃饭家伙，说是变革，其实主要还是夹带私货。

那变革能搞成才叫见鬼了，果不其然，热热闹闹搞了几十年，搞出了南洋造船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轮船招商局，兰州织呢局，最后还搞出了北洋水师这个亚洲最强海军，然后甲午战争居然连小日本也打不过。。。

要知道，日本是个弹丸小国，上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学习中国的文明，现在反手狠狠抽了中国两巴掌，这让国人怎么忍？

那只能说明前面几十年的路走错了，至于后面该怎么走，干脆抄作业吧。看看人家西方列强是怎么做的，日本是怎么做的。。。

西方列强也不是一直都那么强，英、法、美、德等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进行了变法改革，然后才快速崛起的。

曾经被西方欺凌的俄国和日本，也是通过变法才摆脱了困境，也成为了列强的成员。

既然有样本，我们照着描就是了。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就是这么想的。

如何变法？

既然是抄作业，那就比较容易了。能想到的维度都对比一下，不一样的咱就改。

1、文教改革：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到西方和日本留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人家都是大学，咱也设立大学，要学习西方，翻译，留学必不可少，人家从制度上鼓励科学，咱也照着做。。。

这些还都好说，就是废八股，兴西学这一项阻力极大，因为动了读书人的奶酪，还不是说分蛋糕，是直接要把桌子给掀了。

2、经济改革：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

这一项反对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不太懂，弄懂了的暗自窃喜。因为能在朝中参加讨论的人，都是有机会参与分配这块蛋糕的。换句话说，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你早点弄懂，就能早点参加分润。如果你一直懵懵懂懂没搞清楚状况，那对不起，你就继续吃你的老米饭吧。。。

3、军事改革：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这一项其实早已开始试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练的就是新军。新军的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方法统统沿用西方体制。这时看起来确实是强兵，至少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

到好多年之后才发现，即使是这一项，也只是学到了表面，真正该学的根本没学会。。。

4、社会改革：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这一项在基层反对的声音很大，主要是触碰到了乡以下的乡绅阶层的核心利益。。。

5、政治改革

（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均可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代传。普通百姓可以通过都察院呈递；

（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通政司等六个中央衙门，各省也做相应裁减；

（3）任用新人。任命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4）仿效康乾旧制，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核心机构；

政治改革的内容最多，也是最硬的一块骨头。开放言路，任用新人，都是皇帝你说了算，不过要我们支持那不可能。

另外如果你要精简机构，甚至裁撤机构，那就真得好好说道说道。。。

所以你看，改革就是这样，没改到自己，怎么都行，改到自己的话，就是不可以。

实际上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还有好几项新政没敢发表出来，不知道是他自己不敢，还是被光绪或者其他人给叫停的。不过看看这些内容，确实够吓人的。。。

比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满汉平等，君民合治，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

要说这康师傅真是一个妄人，啥都敢想，啥都敢说，啥都敢干。。。上面这些，弄成任意一条都得无数条人命才行，他倒好，嘴皮子一嗑，全秃噜出来了。。。

变法过程如何？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鼓吹变法，并组织了强学会。

康有为，梁启超是鼓吹变法最为卖力的两个人，尤其以康有为最为热衷。康正好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当年，在北京参加考试，还考中了进士。

当时他联合了1300多名来京赶考的举人一起上书，请求变法，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事实上，这不是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了，六年前他来京参加乡试时，也上过一次书，不过那次基本没啥水花。

康师傅每来京师一次，都不空手，必须折腾一把，在利用舆论方面绝对是个天才。。。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把持舆论，《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开办《国闻报》，成为北方宣传维新的重阵。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

谭嗣同在长沙先办了时务学堂，后办了南学会。和谭嗣同一起办学的是他的生死之交唐才常。蔡锷是时务学堂的学员，确实算得上是谭嗣同的学生；杨昌济参加过南学会，最多算是认识谭嗣同，还不能说是师生关系。蔡锷后来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朱德是第三期学员，这是实打实的师生关系；杨昌济和教员，那就更加没得说。

所以，网上那个段子说得也没错，确实是谭嗣同的两个徒孙帮他实现了理想。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变法救亡的呼声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自己不做“亡国之君”，请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诏书中重点提到创办京师大学堂，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大力除旧布新。

光绪皇帝太急了，几千年的传统指望在几个月之内就完成除旧布新。

这个和他的个性有关，他本身就是有些操切的性格；也和他太年轻有关；当然更多还是因为康有为的鼓动。

维新派对他们自己和对手的力量完全没有清晰的判断，贸然出手，过于儿戏。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道诏书，把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重新控制在自己手里。变法开始后，守旧派不能容忍，开始频繁给慈禧太后上书，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臣贼子；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恢复“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跑到天津去和荣禄密谋，内外传言四起，都说将要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慈禧本来是观望态度，既然已经让光绪亲政，从法理上皇太后已经不可以干政。慈禧尽管很强势，对祖制多少还是有些敬畏。

但慈禧从未真正放开权力，所谓让光绪亲政也只是有限放权给他，真正的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慈禧手里。

慈禧对于权力的边界感以及分寸感是光绪远不能比的，慈禧在这方面属于无师自通的天才，晚清论权斗的本事，除了曾国藩，其他人在慈禧跟前连两个回合也走不下来。

被新政影响利益的保守派官员多次到慈禧面前告状，哭诉，还屡次离间慈禧和光绪，让慈禧认为光绪掌权后有对她不利的企图，这个对于慈禧影响很大。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批准《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折》，京师大学堂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综合性大学。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提到：“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

在京师大学堂之前，洋务派已经在天津，上海等地，陆续创办了一些大学，比如南洋公学，北洋公学等。

关于密诏，光绪你信得过杨锐，和他关起门密谈，说多少都行，写下来可就不保险了，万一落到别人手里，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把柄。。。

至于这份密诏是何时给杨锐的，说法不一，也有说九月中的密谕其实就是这份密诏。可以确定的是，这份密诏是确实存在的，也确实是光绪交给杨锐的。至于杨锐是怎么传达给其他人的，说法更加是五花八门，有说杨锐改了几个字，让密诏看起来像是一份求救的信件，以此激起维新派的怒火。。。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

安排皇帝出国访问，这事确实是破天荒，礼部肯定不敢接，单看这事倒不是存心阻碍变法，只是正常反应而已。

光绪一口气撤掉了礼部2个尚书，4个侍郎，等于礼部六个堂官，一下子全拿掉，确实是有些冲动了。满人尚书怀塔布本来就算是慈禧的嫡系，一手提拔上来的，老婆还和慈禧是亲戚。那肯定不会轻易认栽，跑去找慈禧哭诉。

于是慈禧把光绪找来，一通呵斥，让他承认错误，认真检讨，收回成命。。。

但事情发展到这时，还是有限的冲突，算不上不可收拾。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章京上行走，就是到军机处临时到职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简单来说，军机大臣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军机章京行走就相当于军机大臣的秘书。

这个职务品级不高，权限很大，有了这个身份，见光绪就会容易很多。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进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以正视听。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原为专供皇帝读书的地方。康有为等维新派建议以开设皇帝读书的懋勤殿为名义， “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伊藤博文也在康有为建议聘请的专家之列，要说光绪的胸怀很不错。不过这事在保守派那儿，就成为一顶实打实的帽子，给扣到了光绪头上。

开懋勤殿，名为议政机构，实为决策机关。维新派打的主意就是通过这种架构，架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新的权力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关键人士全是维新派。这是慈禧绝对不能接受的。她怒斥光绪说： “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

帝后矛盾开始激化。。。

这份手谕中最重要一节的原文是：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废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废，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负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里面最要命的一句话是‘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从上下文来看，光绪帝的本意是说：你们不要太激进，否则连我都保不住皇位，还谈什么维新呢。你们还是多想想更妥当的办法。。。

按理说这是很合理的想法，问题是维新派那帮人刻意曲解光绪的意思，认为光绪帝帝位即将不保，需要维新派紧急救驾。。。后来的一切行动都是由这份曲解为源头。。。

看来九月中旬，光绪给杨锐的密诏更合理一些。

至于后来康有为逃亡之后，到处宣扬他手里有光绪给他的衣带诏，纯属是胡扯，他也始终拿不出来。他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应是从这份密诏引申附会出来的。

1898年9月14日，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一见面就封官，意图太明显，后党立刻意识到光绪这是想要抓军权。那慈禧肯定不能点头同意，荣禄催袁世凯离京，必然是慈禧的授意。

毕永年和谭嗣同，唐才常都是好友，都属于比较激进的维新派。毕永年在围园劫后这件极端机密的大事上，是执行者的角色，他的任务是一旦发动，他将带领100多死士冲进颐和园。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帝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袁世凯看来这时还有些犹豫，仍在观望之中。不然的话，上司催促，肯定应该第一时间离开京城。而光绪当时，看起来也没有收拾荣禄的意思，至少他在见袁世凯时没有丝毫表露，只是让袁世凯和荣禄各办其事，各管一摊。

催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用的是明谕，也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公开信。这个很不寻常，通常是很大很重要的事情，才会用这种方式。有可能是光绪已经预判到风险，让康有为赶紧避险，毕竟他才是保守派最痛恨的一个。至于其他几人，光绪大概没觉得慈禧会有那么狠，一口气全杀了。

光绪是法理上的皇帝，慈禧身边必然也有忠于光绪的人，所以光绪能够提前获取相应的信息，一点都不奇怪。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

这就是拿伊藤博文说事，反正就是扣帽子，一抓一大把。。。

1898年9月19日，慈禧于傍晚时分，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有为尽快出走。

慈禧这时大约还没计划对光绪动手，只是有所防范…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返天津。光绪皇帝又接见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慈禧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据袁世凯的日记，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的帝位，并提到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并包围慈禧居住的颐和园。袁世凯回到天津后的次日晚，听闻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他和谭嗣同的密谋已经泄露，为洗白自己，遂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关于袁世凯是否告密，何时告密，向谁告密，是争议最多的一部分。

袁世凯日记中提到的，18号谭嗣同找他密谈，20号返回天津，21号晚他听说北京政变，当晚向荣禄告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袁世凯岂会安然无事？你一个带兵的重臣，听到这种造反的图谋，隔了三天才报告，还是在听到政变消息以后。你袁世凯当荣禄慈禧都是傻瓜么？

所以必然是在离开北京之前，已经告发了，至于是通过世铎还是荣禄，大概率还是荣禄，荣禄在那几天也在北京。

袁世凯曾给其兄袁世勋一封家信，更加是胡扯：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超升授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

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屈，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

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居。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隶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按袁世凯给他哥哥的信件里所说：他听了谭嗣同的劝，出于忠君爱国的想法，带兵入京，然后又幡然醒悟，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弃暗投明。。。最后还觉得非常对不住六君子，可是他也没办法。。。总之就是各种好话都往自己身上堆就是了。。。

单是带兵入京这一条，就绝不可能，有正式诏书么？有兵部调令么？没有的话，和谋反有何区别？

无非是找各种借口给自己开脱，顺便再贴贴金。。。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了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连夜行动，说明最要命的情报是9月20号当晚才获取的，很可能是袁世凯20号当天密报荣禄，荣禄马上报告给慈禧，慈禧一刻未停，立马行动。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

为何变法会失败？

原因太多了，随便列几个吧，排名不分先后。

（1）守旧派势力强大，掌握实权，维新派人数太少，又没有实权；

（2）维新派缺乏合理的整体策略，没有逐步推进，而是一股脑得罪了除维新派之外的所有人；

（3）维新派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基本是一盘散沙；

（4）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过于冒进，缺乏变通；

（5）变法的理论基础不牢靠，只有康有为的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难以服众；

（6）维新派始终没有放弃幻想，以为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就可以完成变法；

（7）部分激进的维新派自行其是，安排围园劫后，整个过程如同儿戏；

为何六君子会火速被杀？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并下令捕杀逮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杨锐、林旭，杨深秀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

25日抓齐，28日就行刑，这个是严重违反大清法律程序的。

刑部官员出身、通达律例的刘光第在临刑前质问监斩官刚毅：“未讯而诛，何哉？”“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 这是当事人提出的直接质疑。

刚毅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程序的官员，他无法回答，只能含糊其辞。

为回应朝野暗流涌动的质疑，清庭在行刑次日发布了一份上谕，可视之为正式文件。其中解释六君子罪名涉及“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而“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倘若语多牵涉，恐有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里面要害的一句是‘倘若语多牵涉，恐有株累’。毫无疑问是六人中有人讲了一些让清廷分外害怕的事情，他们怕他再多讲下去，恐怕无法收拾。所以只能快速结案。

这个人是谁？他讲了些什么？这个没有明确史料。

六君子关系都很给力，为何没有实施营救？

首先，不是六君子，而是七君子，最早上了杀头名单上的是七个人。另一位是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是七人中官阶最高的一位。

其次，他们七人中，也不是都有通天的关系。

谭嗣同的父亲曾做过左宗棠的幕僚，时任湖北巡抚；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是同科进士，又有着很深的私交；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刘光第通过杨锐搭上张之洞的关系，很受张之洞赏识；林旭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人，也是沈葆桢的孙女婿。

而七人中的其他两位，康广仁纯属是给康有为顶罪的，他本身根本就不是啥维新派；杨深秀是位言官，他并不是因为参与变法被抓，而是在戊戌政变后为四章京辩护，当庭忤逆慈禧而下狱的。

没啥硬关系的康广仁和杨深秀自知必死，其他几人还抱有一线希望，在刑部当差多年的刘光第还安慰大家，按照流程，怎么都得几个月，足够外面的大佬救咱们了。。。只有谭嗣同另有想法，他是一开始就抱着必死之志的。

他肯定是有以死明志的想法，不过还有其他原因，梁启超计划逃离时，力劝谭嗣同也快点先逃出去再说，谭嗣同摇摇头：我没法跑，我父亲还在湖北做官，我跑了一大家子怎么办？

谭嗣同让毕永年赶紧出京，他自己回到会馆，连夜模仿他父亲的笔迹，写了七封信，信中都是严厉斥责的口气，并宣称要和谭嗣同断绝父子关系。而他父亲真正的来信则被他烧掉。做完这些，他就静坐等在会馆中，直到抓他的人到来。

奇怪的是，谭嗣同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被抓的，这就说明在清廷眼里，谭嗣同不算是罪名最重的，应该是他之前的策划还没有暴露。

这就产生一个让人很疑惑的问题，如果是谭嗣同和袁世凯密谈的，如果是袁世凯告密的，那为什么谭嗣同这个始作俑者反而能在会馆中安坐三天才被抓捕？这几个环节中必有蹊跷。

有一种可能，和袁世凯谈的，并不是谭嗣同。从光绪那拿到手谕的是杨锐，内容是他传达给其他人的，手谕也一直在他手里。如果去和袁世凯谈，这么大的事，不可能空口白话，肯定得带着手谕去吧？所以有可能是杨锐去谈的。

如果是杨锐的话，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慈禧一定要快速杀掉他们几个，其实只是要快速杀掉杨锐，其他几个属于是搂草打兔子。

杨锐的背景是张之洞，位高权重，如果不快杀就杀不掉了，反过来杀了也就杀了，你张之洞还能造反不成？

这个可以参照江南刺马案，谁都知道是谁干的，可是又能如何呢？

事实上从得知杨锐和刘光第被捕的那一刻起，张之洞就不停向京中发电报，想要救下两人，却没能成功。

李鸿章为救徐致靖，找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荣禄帮忙，有荣禄这样的大红人帮忙说情，徐致靖最终逃过一劫。

是李鸿章的面子比张之洞更大么？不至于，可能还是因为杨锐的问题更严重。

那为啥后面都把这个事安到了谭嗣同头上去了呢？因为在受审时谭嗣同说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话，把所有人都吓住了，不敢继续再问下去。他这么做，也成功地把他自己在七君子中的排名快速爬升到最前面。既然你排名靠前，锅当然让你背最合理。。。

谭嗣同说了些什么呢？不知道。根据事后各方的反应，他大概率是做了一回死间，离间了光绪和慈禧的关系，让他们两人从此结下死仇，永远不可能和解。

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段，豁出一条命去，让清廷早点垮台。事实上他成功了，经此一变，清廷再无复兴的可能。

至于谭嗣同的父亲没能实施援救，他是湖北巡抚，这官听起来挺大，其实权力有限，至少在中枢那帮人眼里，不算个啥。像张之洞这种湖广总督，才是真正的实权派。

连张之洞都搞不定，谭继洵就更不行了。

不过以谭嗣同之前的问题，也用不着伪造好几封断绝关系的信件，谭继洵本身就是左宗棠的人，又是在湖北做官，长江沿线都是湘军的地盘，没人敢去把他全家抓走。最多是惩罚他一人，还不会太重。

除非谭嗣同还有图谋，兹事体大，他必须做好和家人的隔离，然后慷慨赴死。。。

戊戌事变的过程大抵如此。。。

六君子被杀的第一个余响是在2年之后，那一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时沈瑜庆受刘坤一委托在主持上海吴淞清丈工程局，沈瑜庆就是沈葆桢的四子，林旭的岳父。他和盛宣怀考虑到“东南半壁华、洋杂处，万一有变”，则“全局不堪设想”，因此“宜与洋人定约，租界、内地，各担责任”，以确保东南安定。两人遂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沈瑜庆赶到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刘坤一，最终促成了“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沈瑜庆还作为刘坤一的代表，在上海与各国领事签约。

可以说沈瑜庆是东南互保的最主要的推动者，东南互保这事一出来，清廷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就被扯下来了。自己治下的东南各省，联合起来，和自己的敌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听起来是不是很有些魔幻？

本来还可以假装维持，实际上从江南刺马案开始，就已经是维持状态了，现在戊戌六君子被杀，那就彻底维持不下去了，索性就一拍两散吧。

慈禧这时候反倒又怂了，装着什么事情也么发生的样子，事后根本没有追究在东南互保这件事上的任何人的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