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江南，细雨绵绵。新四军第一师师部，一个穿着伪军军服的通信员匆匆赶到，递上一个精致的烟盒。粟裕打开烟盒，里面除了几支香烟，还夹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粟裕仔细看完，脸色瞬间凝重。他立即下令：＂紧急集合！＂营地顿时警笛大作，各部队指战员纷纷集结。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报，让这位叱咤江南的将领如此紧张？

世人皆知施亚夫是位神通广大的地下工作者，却不知他年轻时就经历了生死考验。1934年春天，上海法租界一处不起眼的小楼里，施亚夫正在整理一份重要的地下党员名单。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楼下传来。施亚夫眼疾手快，刚把文件藏好，特务就破门而入。

那时的上海滩，敌特横行，许多革命同志都折在了敌人的黑牢里。施亚夫被关进了龙华监狱，这座臭名昭著的牢房，曾吞噬了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敌人先是软硬兼施，许诺高官厚禄；见施亚夫不为所动，又使出了严刑拷打。

要说这龙华监狱的酷刑，那可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敌人用竹签子钉进施亚夫的指甲，用烙铁烫他的身体，甚至把他吊在房梁上抽打。但施亚夫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特务们恼羞成怒，把他关进了＂老虎凳＂。这＂老虎凳＂可不是一般的刑具，由粗大的木头做成，犯人坐上去后，双腿被压得动弹不得，稍微挪动就钻心地疼。

就这样，施亚夫在狱中度过了整整三年。这三年里，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有的被拖去刑场，有的被折磨致死。但施亚夫靠着坚定的信念，硬是挺了过来。

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这天晚上，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了监狱围墙上。趁着烟尘弥漫，警卫慌乱之际，施亚夫和几名狱友冲出了牢房。

说来也巧，那天逃出来的犯人中，有一个叫段银宝的。这段银宝后来投靠了日伪，倒让施亚夫找到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当时的施亚夫，可没想到日后还能用上这层关系。

逃出监狱后，施亚夫立即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考虑到他刚出狱，身体虚弱，本想让他先休养一阵。但施亚夫主动请缨，说自己在狱中认识了不少人，这些关系正好可以利用。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到家乡发展地下力量。

1938年初，施亚夫回到家乡苏北地区。当时的苏北，日伪军经常下乡抢粮，百姓苦不堪言。施亚夫以打击土匪为名，很快就召集了三百多名壮丁，组建了亚字部队。

这支部队成立之初，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施亚夫带着队员们先是用木棍操练，后来趁夜袭击了几个日伪军的哨所，这才缴获了一批步枪和子弹。有了武器，部队战斗力迅速提升。他们白天打土匪，晚上剿汉奸，很快在当地打出了威名。

1939年深秋的一天，施亚夫正在指挥部队剿匪，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访客。来人正是当年一起越狱的段银宝。此时的段银宝已经是汪伪政府的一名中层官员，专门负责收编地方武装。他带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汪伪政府想要收编亚字部队。

段银宝开出的条件很诱人：不仅能获得正式的军饷和装备补给，还能保留部队的指挥权。但施亚夫当即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他随即向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组织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打入敌人内部，发展地下力量。

为了让敌人相信，施亚夫还特意摆了一场戏。他让部队在一次＂剿匪＂行动中故意失利，造成了缺粮少弹的假象。段银宝见状，立即向上级建议尽快完成收编，以免这支部队被别人抢走。

1940年春天，汪伪政府派出军事代表严甸南前来视察。严甸南原本只是例行公事，没想到却在亚字部队的驻地看到了让他惊讶的一幕：操场上列队的士兵纪律严明，武器擦拭得锃亮，连营房都收拾得一尘不染。这完全颠覆了他对地方武装的印象。

更让严甸南意外的是，施亚夫竟然主动要求扩编。他声称手下有8000人的武装力量，只是由于经费问题暂时无法集中。严甸南将这个消息报告上去后，汪伪政府很快就同意了扩编申请。就这样，一支只有300人的部队，摇身一变成了番号为第7师的正规军队。

随后，施亚夫以扩编为由，频繁出入各地。表面上是在招兵买马，实际上是在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他利用军需物资的名义，给各地革命力量输送了大量物资。同时，他还在部队里秘密发展进步军官，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

汪伪政府对这位＂新投靠＂的将领颇为信任，不仅授予他中将军衔，还经常邀请他参加军事会议。施亚夫也善于伪装，每次都能说出一些让敌人满意的话。殊不知，这些会议的内容都会通过秘密渠道传到新四军的指挥部。

1941年夏天，日军在苏北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扫荡＂。施亚夫接到命令，要配合日军＂清剿共匪＂。这对施亚夫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不出兵，必然引起敌人怀疑；如果真的参与＂扫荡＂，又可能伤害到革命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施亚夫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让部队总是慢半拍行动，专门在新四军已经转移的地方＂扫荡＂。有时还故意制造一些＂战果＂，比如烧几间空屋子，抓几个临时找来的＂共匪＂。这些＂共匪＂其实都是提前安排好的群众，被抓后很快就被＂教育释放＂了。

但是，这种危险的游戏并非总能顺利进行。1941年秋天，一个意外的事件差点暴露了施亚夫的身份。当时，一名叫张德林的伪军连长在酒后失言，说起了部队里有地下党的事情。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特务机关。

日本特务机关立即派人秘密调查第7师。施亚夫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先是把张德林调到前线，然后安排他在一次＂意外＂中牺牲。同时，他还主动向日军特务机关汇报，说发现了几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并当众枪决了几个早已准备好的替死鬼。这一招果然奏效，日军特务机关的怀疑暂时打消了。

1942年初，形势越发严峻。日军加强了对各部队的控制，频繁派特务人员进行突击检查。施亚夫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他开始采用＂烟盒情报法＂，把重要情报藏在精致的烟盒里，由专门的联络员送到新四军指挥部。

这种传递情报的方式看似简单，实则处处藏着危险。每一个联络员都必须完全掌握伪军的各种规矩，连走路的姿势都要像个军人。为此，施亚夫专门组织了一支＂培训班＂，教授伪军的军规军纪和行为举止。

有一次，一名新手联络员在途中被日军哨卡拦下盘查。这名联络员虽然穿着伪军军服，但走路姿势略显生疏。眼看就要暴露，正巧施亚夫的一名老部下骑马经过。这名老部下见势不妙，立即呵斥这个＂不懂规矩的新兵＂，这才解围。从那以后，施亚夫规定联络员必须两人同行，一个老手带一个新手。

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固定模式。施亚夫经常变换联络方式，有时用烟盒，有时用报纸，甚至还用过装满酒的竹筒。每次接头的时间、地点都要随机变化。即便如此，仍然会有惊险时刻。有一次，一个联络员被特务盯上了，不得不把装有情报的烟盒吞下去，这才躲过搜查。

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烟盒，为新四军带来了大量重要情报。其中包括日伪军的部署、武器装备、人员调动等各种军事情报，还有敌人的作战计划和意图。这些情报帮助新四军避免了多次损失，并打了很多漂亮的伏击战。

1942年10月15日，一个平常的深秋夜晚，施亚夫正在第7师师部处理公务。突然，警卫员报告说日军特务机关的田中大佐来访。这个突如其来的访客让施亚夫警觉起来，因为田中大佐从不在晚上拜访。

田中大佐一进门就开门见山，说日军已经掌握了确切情报，新四军将在明天凌晨对泰州发动突袭。他命令第7师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协助日军设防。施亚夫当即表示遵命，并派人通知各部队准备。

这个消息让施亚夫十分担忧。因为就在当天上午，他刚刚通过联络员向新四军传递了一份情报，内容正是关于泰州日军的部署情况。如果新四军真的按计划进攻，必将遭到日军的伏击。

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通过正常渠道传递警告。施亚夫当机立断，决定冒险一试。他以检查防务为名，带着几名亲信骑马出城。在经过一个偏僻的路口时，他们遇到了一个赶着牛车的农夫。

这个农夫看似普通，实际上是新四军安插在泰州城外的一个联络点。施亚夫借故训斥农夫的牛车挡路，趁机将一个烟盒扔在了牛车上。烟盒里装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敌已察觉，速撤＂。

但是，施亚夫还没来得及返回师部，就接到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日军特务机关在城东门抓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第7师的军事文件。这个人正是施亚夫的一名联络员。

情况危急，施亚夫立即赶到特务机关。在见到那名联络员之前，他先找到了田中大佐。施亚夫说，最近确实发现有人冒充第7师军官活动，为了防止泄密，他已经更换了所有通行证。那份军事文件是一个月前的废旧文件，可能是被人捡到后用来伪装身份。

为了使这个说法更可信，施亚夫还特意让师部的参谋长带来了新版通行证，和那名联络员身上的旧证对比。田中大佐将信将疑，但还是同意先把人押回第7师处理。

回到师部后，施亚夫立即安排人把这名联络员秘密转移。同时，他还派人散布消息说，那个＂可疑分子＂是一个专门倒卖军用物资的商人，已经被就地正法。这样一来，既打消了日军的疑虑，又保护了联络员的安全。

这一夜，施亚夫始终在城头巡查。直到天快亮时，确定新四军已经安全撤离，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第二天上午，日军特务机关又带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任务：彻查第7师所有军官的背景。这意味着，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1942年11月初，日军特务机关对第7师的审查愈发严格。每天都有特务人员出入师部，盘查可疑人员。施亚夫知道，继续潜伏已经变得极其危险。在与组织联系后，他开始着手准备起义计划。

起义的时机选在了11月20日。这一天，日军要在泰州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第7师被要求全程参与。施亚夫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利用演习的机会，将部队分散到各个预定位置，然后在约定信号发出时同时行动。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施亚夫提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以军需物资紧缺为由，向日军申请了一批弹药和装备。同时，他还借口演习需要，将一些不可靠的军官调离了重要岗位。

11月19日晚上，施亚夫召集了师部的核心成员开会。会上，他宣布明天的演习将采用实弹射击，并详细布置了各部队的任务。实际上，这些任务就是起义时的行动方案。为了掩人耳目，他还特意邀请了几名日军军官参加会议。

11月20日凌晨，第7师各部队按计划进入演习场地。日军对这支＂忠诚＂的部队毫无戒心，甚至还派人指导他们布阵。上午十点，当日军司令官准备检阅部队时，施亚夫发出了起义信号：三声礼炮。

随着礼炮声响起，原本＂列队＂的第7师官兵立即调转枪口，对准了日军。早已埋伏就绪的新四军部队同时从四面八方杀出，对日军发动了猛烈攻击。措手不及的日军虽然奋力反抗，但很快就陷入了混乱。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但在师部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日军特务发现了端倪，趁乱溜出去报信。如果让他成功逃脱，城内的日军增援部队就会立即赶到。关键时刻，施亚夫的警卫员及时发现了这名特务，在城门口将其击毙。

到中午时分，战斗基本结束。第7师的起义部队共歼灭日军3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这次起义打开了泰州城的大门，为新四军收复泰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起义成功后，施亚夫立即着手处理善后工作。他首先安排人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志士。然后，他又组织部队在城内巡逻，维持秩序，防止敌特分子趁乱破坏。

当天下午，新四军主力部队进驻泰州。至此，施亚夫结束了长达四年的隐蔽战线工作。这位曾经的＂伪军师长＂，终于可以摘下伪装，以一个真实的革命者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泰州城的防务交接仪式上，施亚夫将一个装满情报的箱子交给了新四军的指挥员。这个箱子里，记录了他在敌后收集的大量情报资料，包括日伪军的军事部署、重要设施位置图，以及敌人的作战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