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中，为了环保，北方各省市纷纷推广煤改气和煤改电等项目，甚至推广清洁煤。然而，这些环保治理措施常常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例如，由于学校无法供暖，小学生们只能借助太阳取暖；由于烧散煤，一些居民甚至被拘留；同时，由于清洁煤使用不当，许多人中毒事件也频繁发生。

这些问题的本质其实都与封灶式环保政策有关：地方政府为了达到环保目标，采取了极端手段深入干预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却制造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首先，可以说地方政府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

从客观上看，以环保和生态为目标的治理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更多是弊大于利。这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还需要付出治理成本。

以煤改气和煤改电为例，这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北京等地或许能够实现，但对周边的河北和山西等地来说，则可能面临巨大压力。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农民也是利益受损的一方。环保本质上是现代的概念，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

因此，过去农民的生活方式很可能“不环保”。例如养殖业会导致水污染，燃烧柴火做饭会污染大气等。简单来说，这种折腾式治理除了证明某种理念和政策的“正确性”外，并不能给基层干部和群众带来实际收益感。

近年来，基层社会和广大群众在各种不贴近实际的政策中备受折磨。其中，与环保有关的政策尤为典型。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在经历着环保治理的冲击。

我最近在南方山区的一个县进行了调研，为了治理空气污染，该县居然禁止野外使用火源，即使出现一点点火灾也会受到严厉处罚——真出乎意料的是，以前在北方平原地区发生的禁止秸秆燃烧的故事也在南方山区上演。

幸运的是，南方的大气污染治理还不是主要问题，地方政府的压力尚不明显。

然而，环保督察的力度之大，虽然可以应对大气污染，却无法对水和土壤等污染进行细致管理。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北方地区进行了“封灶”管控，而南方则不断进行各种拆除行动。北方农村设立了禁煤区和限煤区，而南方到处都是禁养区和限养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行为是理性的，但是与其付出大量精力治理养殖污染，他们不如直接根除养殖业，一劳永逸。

有意思的是，调研发现农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在养殖问题上存在冲突：一方想恢复生猪产能，而另一方却要治理养殖污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现行的生猪养殖主要依赖于规模化的小农养殖，这种方式几乎无法满足环保要求。

一旦进行环保督查，农民的生计必然受到影响。

看起来，基层的折腾以及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都不可避免。事实上，几乎每次问题出现，地方政府都会面临巨大压力。客观地说，地方政府真的要为这些社会问题负责吗？

根据调研，地方政府可能有些冤枉，许多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都感到委屈。多年来，我在基层进行了许多调研，并比较了解基层干部的想法。如今的基层干部在政策水平上并不低，理解上级政策内涵没有任何问题。此外，由于基层干部从事一线工作，他们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清楚政策落地会产生什么后果。

因此，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权衡轻重”的做法。

简单来说，与对老百姓付出的代价相比，不付出所面临的问责惩罚更为严重。在北方农村，每个人都知道多年来形成的烧柴火做饭和烧炕取暖是最经济实惠和有效的生活方式。此外，这种取暖方式与北方的房屋设计、建筑结构和家庭布局密切相关，已经深深融入到家庭生活和生计方式中。因此，煤改电和煤改气等措施看似只是改变了热能获取方式，实际上是在撬动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

这样巨大的变革，怎么可能只依靠一项简单的环保政策来承担？即使提供充足的财政补贴，对群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的基层治理趋势是正在经历一种治理迭代的过程。治理理念、方式和方法都在发生巨大变革。

治理迭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基层治理从生产治理转变为生活治理。过去，基层治理主要追求发展，地方政府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可以说，这些治理任务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即使老百姓不情愿，也很难产生怨气。此外，发展工作并不会深入干预群众的日常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较少。这意味着，基层治理很难全面与群众发生冲突。

但如今，基层治理主要是提供服务和改善群众生活，无论是环保还是乡风文明建设，都需要深入融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中。

这意味着，在以往的生产治理时代，常用的政策工具很可能不再适用。换言之，如果在安置农民时不认真做好相关思想工作，不采用引导、说服和教育的方法，而是简单粗暴地采用行政手段，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以精准扶贫为例，本应是利国利民的重要事业，然而，扶贫措施却常常引发不满和抱怨。在调研中，我发现一些地方在推行土葬改火葬和拆除空心房等工作时，甚至导致了人命伤亡。很明显，人们之所以强烈反对，不仅仅是因为单纯的火葬或美丽乡村建设政策问题，而是这些政策触及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灵魂栖息地。

很可惜的是，近年来的基层治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越来越多的问题变成了政治任务，并伴随着检查、考核和督查等手段。基层干部不敢懈怠，也没有时间和空间来重新调整治理体系，以有效应对治理迭代带来的风险。

基层治理趋势的一个明显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业务工作成了政治任务，增加了基层治理的压力。扶贫、环保、党建、维稳、招商引资、扫黑除恶等都成为重点工作。许多本应承担行政任务的业务部门转而成为督查部门，具体任务几乎都下放到乡村一级。“攻坚”成为当前基层治理的重要特点。

基层治理不再依赖常规力量推进，而主要依赖政治和行政力量，通过责任下沉来推动治理工作。

这种工作方法在短时间内可以集中力量，有利于“攻坚”，但极大压缩并限制了基层的工作空间。基层党委、政府和干部在巨大的压力下，只能“对标”上级考核体系，努力完成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如何完成任务。由于各项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基层实际情况。

总而言之，基层治理普遍存在一种希望各项攻坚任务尽快结束、回归常规的氛围。

作为一个农村研究者，我觉得与二十年前的“三农”问题相比，今天的基层问题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想到，尽管农民不再贫困、农村不再落后、农业也不再危险，问题却更多了！群众不满意，干部也有怨气，真是奇怪。

当下的基层治理进入了反思时刻。或许，治理迭代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我们无法等待它来解决现实问题；但至少可以减缓激进政策的推行，给予基层治理更多的调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