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讲了中央红军中的听风者，以及他们在苏区和长征中的卓越表现。。。

可能是因为最近热播的《破密》，多位读者问到了蔡威，这篇就多讲讲红四以及红二的听风者。

其实，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中，也都有各自的听风者团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三大红军主力互相分隔，直到长征结束才在陕北合而为一。在各自根据地战斗期间，他们只能依赖自己的通讯团队完成收发报和破译工作，他们的机构没有中央红军那样齐备，并没有设立二局，三局。像红四方面军，只是设立了第一电台和第二电台。

最开始时的技术人才也是由中央分配来支援根据地的，在第一篇中曾经提到，中央特科在1930年办了第一期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培训班，1931年将其中一些表现优异的年轻人分配到各个根据地，其中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是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喻杰生等则被派遣到湘赣西根据地。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号称是军委二局的破译三杰，蔡威，王子纲、宋侃夫则是大名鼎鼎的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三杰。

蔡威是化名，原名蔡泽鏛，出身显赫。曾祖或是高祖是闽东首富，父亲做过知府，母亲一族也是闽东望族，他的外祖父，舅舅都是名人。蔡威出身这样的家庭，却早早投身了九死一生的革命事业，不得不承认他的信仰是极其坚定的。

蔡威年纪轻，资格很老，1926年的党员，1927年412事变时被捕入狱，他家里挑了两挑子银元从闽东赶到省城福州来营救他。出狱后，他化名蔡威，告别家人，赶赴上海继续他的革命事业。当时，他的妻子有孕在身，这次分别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的分别就是他们的永别。

到上海后，被周恩来选派到无线电培训班，表现非常出色，学习半年后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第二电台台长。

跟着红四转战鄂豫皖，川陕，在多次重要战役中，蔡威团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帮助红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红四从几千人发展到将近10万大军，蔡威团队功不可没，属于是幕后英雄。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对蔡威几人相当认可，到后来甚至有些依赖。有些指战员惊奇于徐总指挥和陈政委总能料敌入神，指挥红四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跑去问陈昌浩，陈昌浩不能讲，只能告诉他们，我在司令部供了一尊菩萨，这些情报都是菩萨告诉我的。。。

红一和红四会师后，原来的军委二局继续保留，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通讯情报部门部分合并，成立了一个红军司令部二局，由蔡威担任局长。

十分令人惋惜的是，蔡威工作过于投入，伤了身体，长征中医疗条件又相当差，1936年8月，蔡威因病去世，年仅29岁。

情报三杰中的王子纲解放后曾担任邮电部部长，宋侃夫曾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中央特科派往红二方面军中的喻杰生，很可能是早早牺牲了，已经查不到他的信息，后来在红二通讯团队中，核心人物是王永浚。

王永浚后来在合并的二局中是和曹祥仁可以并列的两位大神。他和曹祥仁不一样，曹祥仁是天赋异禀，自学成才。王永浚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本来是学法律的，后来改学无线电通讯技术。毕业后参加国民党部队，担任无线电队长。1933年，在茶陵被红六军团俘虏，自此参加红军。在红二方面军中对破译工作多次做出重大贡献，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三大红军二局合并后，王永浚和曹祥仁，邹毕兆等合作，解决了技侦破译上的一个特大难题，被毛主席亲笔题词，特意表扬。

王永浚1955年授少将，建国后曾担任总参三部副部长。

说回到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在从贵州往昆明佯动时，出了一点意外，二局的一位参谋陈仲山中途掉队，被滇军抓住。严刑拷打之下，他把自己知道的都供了出来。龙云听闻，大惊失色，赶紧报告老蒋。到这时，老蒋终于明白为何红军总是判断准确，行动精准。。。

大怒之下，他要求技术团队也全力破解红军的密码，密码专家黄季弼带着一帮技术人员忙活了好几个月，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无从分析”。。。可见红军这套周恩来早年编制的豪密还是相当给力的。。。

红军的密码破不了，只能在自己这头想办法，蒋军随后想了许多办法来避免信息泄露，比如尽量减少使用电台、高频率更换密码本等，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只要使用电报，就存在被破译的风险。

据后来统计，从红军具备破译能力开始，到1934年7月，军委二局共破译蒋军各类密码400余本，其中包括一部分高度复杂的特别密码。长征开始后，军委二局对敌军密码的破译达到一个高潮，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至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军委二局共破译敌军各类密码多达860多种。邹毕兆有个笔记本，把这些破译出来的都记在上面，周恩来这些领导戏称这是一本百美图。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共有电台5部，其中侦察台1部，即为电报二台。总指挥部电务处处长宋侃夫，侦察台台长蔡威。

懋功会师后，从红一方面军调拨给红四方面军电台7部，30多名技术人员，红四方面军遂按照总部的架构也设立了二局和三局，二局局长蔡威，三局局长宋侃夫。对外的名称是红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3日，陕甘支队番号撤销，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原红一、三军团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保留，全军共1万余人。　

1935年11月20日，东北军趁红军立足未稳，进犯直罗镇。根据二局截获的情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埋伏好南北夹击，全歼来犯的东北军109师。接着在追击中消灭了106师的一个团，俘虏了该团团长高福源。

这次失败对于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触动很大，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和政策变化。

数十年后，张学良已到美国时有人访问他：当年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已经所剩无几，如无西安事变，中央军很可能将红军完全击败。

张学良毫不犹豫回答：红军当时是无法打败的。他随后列举了三条理由：

1，他的两个师109师，111师，都算是东北军的精锐，带兵的师长也都是东北军中的勇将，与装备不足的红军在陕北会战，东北军两师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这两次失败可以说震惊了整个东北军，才开始认真审视红军的战力，弄明白了部队能不能打绝不能简单看人数，装备这些表面的东西；

2，张学良特别提到：自己也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的不易。红军经过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但没有垮，没有散，而且更加坚韧顽强，他非常清楚这样的军队是很难击败的；

3，张学良认为，红军的坚韧顽强和军内的党组织关系很大，并且老百姓的基础也很好。东北军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对手，又都是中国人，既然消灭不了，莫不如和他们合作，团结抗日。

张学良由此逐渐改变了他的思想，不再认同攘外必先安内，而坚定地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国共一致抗日，攘外之后内自然会安。

因此东北军调整对红军的策略，改围困清剿为互不挑衅，有限援助。红军通过俘虏的高福源团长做媒介，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李克农后经常到洛川的王以哲那里去，二局的戴镜元就随同李克农同志去当译电员。

1935年12月，军委机关经安塞移住瓦窑堡，二局驻地在瓦窑堡西五里的瓷窑。为增强二局力量，从陕北红军中选调了一批干部到二局工作。

1935年12月，红军东征。东征山西有四个主要目的：

1，推动华北和全国的抗日，在政治上更主动；

2，红军东移，可以降低和东北军以及西北实力派的对抗强度，有助于巩固和张学良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

3，可迫使阎锡山将绥远一带晋军撤回，有助于缓解红军在绥德方向的威胁；

4，山西经济上较富足，便于红军筹款、扩军和补充。

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由晋西一直打到同蒲路以东。二局为东征提供了及时的情报，并给东征军编制了密码，因为时间紧，无法编制复杂的密码，这套密码和当时蒋军密码的水平类似。二局还忐忑了好一阵子，生怕被蒋军破译，严密监听蒋军的电报，事实证明是虚惊一场，从始至终并未发现蒋军破译了红军密码的迹象。

1935年5月，红军结束东征，返回陕北。东征期间，红军扩充了8000多人，筹款达到50多万元。大大改善了红军的处境。毛泽东、彭德怀等多次表扬二局：称赞二局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偏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与有劳绩的。彭德怀军团长还特意给二局送了一大批斜纹布，二局所有同志，每人都做了一套新衣服。

1936年5月19日，红军组建了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

这个西征和后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西征是两回事，虽然目标都是打击西北马系军阀，开辟新的根据地，不过这个西方野战军的最主要目的是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而西路军的最核心目的是打通苏联和延安的西北通道。

1936年7月底，西征结束，7月底完成预定任务。西征期间，二局发出敌情通报和报告近百份，有力保障了西方野战军的作战。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曹祥仁带领二局前方工作队驻扎在西方野战军司令部，为三大主力会师和宁夏作战提供情报支持。

1936年9月中旬，按照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红军做出了集合三个方面军夺取宁夏的部署。其中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准备与红一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红二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以南担负钳制任务。

由于红四方面军犹豫不决，导致战机已失，夺取宁夏已不可行。红军遂放弃原有计划，向东转移。

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把已经渡河的部队统编为西路军，以陈昌浩、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西路军下辖第5、第9、第30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等，全军共2万余人。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艰难转战了将近4个月，1937年3月中旬，终因力量悬殊，西路军归于失败。余部不满3000人。

1936年冬，国民党260个团把陕北团团围住，为扭转被动局面，中央指示潘汉年与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接触，建议国军停止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合作抗日。但是，蒋介石提的条件过于苛刻，无法接受。

1936年11月中旬，绥远抗战再次爆发，全国抗日浪潮高涨。但蒋介石仍不顺应民意，而是一意孤行调动大军围困延安。

1936年11月21日，为打破蒋介石的围攻延安的计划，在二局的情报支持下，红军司令部仔细筹划，于当天发动了山城堡战役。红一军团主力与红四、红三十一军各一部协同作战，从北、东、南3面对山城堡展开突击。22日中午，战斗胜利结束。敌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的1个旅被歼，该军全线后撤，蒋介石对红军的大规模进攻被按下了暂停键。

山城堡战斗后，红四方面军二局大部分技侦人员到达陕北保安，与军委二局合在一起，二局局长蔡威于1936年9月病逝，职务由罗舜初接任。

1936年12月5日，红一、二、四方面军的3个技侦部门在保安正式合并，成立了统一的中革军委二局，共有技术人员78名，电台 9部，局长曾希圣，副局长罗舜初，一科科长邹毕兆，负责破译；二科科长李作鹏，负责译电；三科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游正刚，负责侦收。

罗舜初，李作鹏都是1955年中将，胡立教解放后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等职。

1936年12月，红二方面军侦察台随任弼时一同到达保安，并入二局。电台由彭富九负责，破译由曹祥仁负责，译电由贺光华负责。

红二方面军共有电台9部，其中1部为侦察台。机要科长龙舒林，指导员陈琮英，破译王永浚，队长张有年、报务主任彭富九、报务萧荣昌、孙勇、贺子明、刘宗舜等。

王永浚是红二方面军中的破译专家，曹祥仁得到他的协助，更加是如虎添翼。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

1936年11日夜起，二局侦获数份电报，发现西安情况异常。有电文称：“西安附近交通、通讯中断，顷接绥署接南京电，今日临潼、西安一带空气极端恶劣，张汉卿有异动”。还有电文称：“介公文日被安全保护于西安。陈诚、蒋鼎文、钱大钧、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晏道刚及次关系人大多被困禁，邵元冲中弹。”

1936年12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致电中共中央，通报西安事变。事情太大，为保险起见，曾希圣特别交待三科科长胡立教，要三科对东北军、西北军、在甘肃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在河南的各中央军的电台动态24小时不间断侦听。

当时各方的反应都很大，南京，东北军，西北军，日本人，苏联，电报满天飞，二局的工作量加倍都不止。

何应钦从各地抽调部队到河南，组成了讨逆军，做出进逼潼关的态势；

红军则做了和与打的两手准备，一面由周恩来赴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见面，一面命令彭德怀、任弼时，率主力转进到东南，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消灭东来之敌。

在西安事变期间，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依旧在连日苦战之中，2月中旬之后，进入到极其困难的阶段。

1937年2月27日，中央和军委决定组建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率第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原红一方面军之第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西进增援。二局的二科划归援西军，改称援西军司令部二科。援西军二科由曹祥仁负责。下设三个股，一股负责破译，由曹祥仁兼股长，二股负责校译，股长贺光华，三股负责侦收，彭富九任股长。

1937年3月11日，西路军余部从三道柳沟突围，随后进入祁连山。西路军出发时并未带着二局人员，王子纲、宋侃夫等电台人员并不具备破译能力，只能依靠总部支持。在突围后，他们这支小队伍幸运地避开了堵截与追击，顺利走出了祁连山。

为援救败亡的西路军，援西军二科日以继夜地工作，破译马家军的电台。马家军电台使用的波长很短，搜寻非常不容易。密码倒不是很复杂，但其各部通信所使用的都是回族语言，曹祥仁他们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一下子还挺困难。

因为侦收困难，电报经常抄得不全，常有漏字，整篇有多处空白，被戏称为‘梅花报’。

曹祥仁还是大牛，就拿着这种梅花报钻研了几天，硬是全给破译出来。发现马家军的电报中说红军已经败退，残部向西走了。后来又截获了东北军的电报，也说红军残部向西逃窜，证明这个情报是准确的。

1937年春，国共双方先后 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谈判，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5 月，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访问延安，期间特意指定要考察二局。可见蒋介石此时已经知道二局是干什么样的名堂的，估计是长征中被滇军抓到那个二局参谋说的。。。

1937年4月上旬，援西军二科返回陕北。

1937年8月，中革军委二局改称中央军委参谋部二局。邹毕兆率前总工作队约60~70人到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支持前线工作。

1937年8月，毛主席推荐曹祥仁到抗大第三期政治第五队学习，并特别交待，曹祥仁同志学习完了再回来。

在抗大三期，曹祥仁的同学有王树声、许世友、洪学智、程世才、詹才芳、丁国钰、罗舜初、欧阳毅、曾传六、杨光池、李天焕等。

曹祥仁与许世友等睡在一个炕上，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在抗大期间， 曹祥仁还遇到了老战友杨勇，他俩当初在红三军团四师连政委训练班时就是老同学，两人聊起来当年训练班上的同学，大多已战死，还活着的好像就只剩他们2人，不免感慨万分。

二局的其他骨干如曾希圣、胡立教、邹毕兆、马文波、钱江、何廷一等一到延安就去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比曹祥仁要早一期或者两期。

1937年11月，应叶挺和项英的要求，二局副局长胡立教前往新四军，创建了新四军的技侦体系。他组建的技侦部门“三山办公室”，后称“胡立 教办公室”，以及“新四军军部调查研究室”等，是新四军作战情报的主要来源。

1938年2月，去支援八路军总部的三分队大部分人员撤回延安归建军委二局。

1938年3月，曹祥仁从抗大学习结业，回到军委二局后，被任命为副局长。7月，曾希圣调去武汉，曹祥仁代理局长。

1938年11月，曹祥仁接替曾希圣，成为军委二局第2任局长，那一年他才24岁。

在延安期间，二局是高度机密的部门，因此被安置在距延安以北60里的安塞县的城郊， 警卫非常严密。延安知道有这个机关的人就不多，更没几个人知道驻地在哪里了。

不过，当时在洛川会议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延安不少人对于二局的发展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既然是“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二局就不要再搞了，至少没必要大搞。

这种想法一度还占据了主流，因此二局大规模缩编，不少同志调离， 工作陷于低潮，侦听力量持续削减。

后经毛主席指示，曹祥仁才放开手脚，大力发展二局。

1938年冬，二局增设了第四个科，专门负责日本方面的密码破译工作。

在曾希圣还没卸任时，二局就举办了一期日语培训班，为侦听日军情报做准备。

除了日语，也学习文化、党史等知识。曹祥仁当时刚率援西军二科归建，也加入了训练班，担任训练班班长。

在举办日文训练班期间，曾希圣与邹毕兆等专程到武汉收集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经李克农等情报人员的协助，得到国民党破译人员杨肆等秘密提供的相关资料。

国民党的破译机关，曾破译了日本外交系统的密码电报。 能够得到其破译成果，对二局下一步的工作极其有利。

除此之外，二局先后又从前方搜集到多批日军通信密码资料，这些材料，对于二局开拓破译思路， 提供破译线索，最后解决日军密码破译，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后来二局破译了日本大东亚省及外务省使用的密码，就是依据曾希圣从武汉带回来的资料，大大减少了破译难度，缩短了破译时间。

除了日语培训班，从1938年2月到1942年，二局还办了9期训 练班，培养各类人员430多名，同一时期二局人数也由40多人增至700 多人。在职人员中，70%以上都是经过训练 班学习的，具备了技术业务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这里特别提一下第六期培训班，规模最大，主要由烈士子女，高级干部的子女，以及表现优异的战士组成。毛主席的三个侄子侄女也在这期培训班中。

在这期间，曹祥仁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二局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密码简单来说，可以分成3个阶段，

一是普通本，就是简单的代替，比较容易破译；

二是特别本，比普通本难度高很多，曹祥仁之前大部分工作都是这种密码；

三是加表，这个是在特别本的基础上再次加密，难度高很多。

特别本的破译，曹祥仁贡献最大，加表的破译，称为剥表，解决剥表问题是王永浚完成的。

王永浚的这一特殊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被毛主席特意题词表扬。王永浚后来也被业内称为“剥表技术之父”。

曹祥仁和王永浚这两位大神，技术高超，贡献巨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代表了我军破译的最高水平。

他们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责任心强，特别专注。

两人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两个人背景就很不一样，曹祥仁只上过小学，是在红军中培养出来的专家，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实践经验极其丰富。王永浚是大学生，接受过正规的无线电 技术培训，当时算是大知识分子了。

两人一个理论知识强，一个实践经验多，破译起来也是各具特色。

曹祥仁破译相当有特点，天马行空，大开大合，大胆假设，大胆否定，涂涂改改，只有他自己能看得懂。就这样，废掉一堆纸，就搞出来了。他这套别人也学不来。。。曾希圣后来不做二局工作了，多次在二局老同事面前赞扬曹祥仁：‘破译上曹祥仁最棒，太快了。他脑子真好，我搞不过他’。”

王永浚也是破译高手，风格完全二样，反复思考之后，谋定而后动，所以他的破译纸上就要干净得多。

就像两个武林高手，一个是萧峰这种名门正派，从童子功就开始，勤学苦练了一身神功，另一个则像段誉一样，天赋异禀，半道出家，也搞成了一代宗师。蔡威如果还活着，必能和他们两人组成无坚不摧的破译三剑客。。。

1939年7月，钱江、李行律等人组成的工作队赴重庆八路军办事 处工作，1940年1月乃奉调返回延安。

1940年2月，应彭德怀要求，邹毕兆、钱江、李永悌等8人再次奔赴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协助前方情报工作。邹毕兆任八路军前总参谋处二科科 长。

1941年3月，二局破译了德军将会进攻苏联的情报，包括准确的进攻时间。

这份情报是姜桢、宋兆宜等在王永浚指导下完成的。这种绝密情报能破译，最主要还是因为王永浚解决了剥表问题，不过之前曾希圣他们从武汉搞回来的资料，帮助也非常大。

有文章说二局是直接破译的德军电报，这个是不准确的，二局力量有限，没可能花大量精力去研究德军密码。

还是从日军那里获取的情报，应该是德国和日本通过气，本来想说服日本东西夹攻的，不过日本可能在诺门罕被打怕了，这次没有听德国人的劝，选择了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二局破译出来，觉得事关重大，也不能确定真假，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曹祥仁马上骑马赶回延安，向大领导报告。

毛主席对希特 勒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很重视，随后即向斯大林转告了这份关于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

一段时间后，许光达陪同当时苏联驻延安联络组的负责人专程来到二局驻地，正式转达了苏方对二局的感谢。

除了二局，中央还从另外两个渠道也获取了类似情报。

一个是在香港的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刘晓通过关系买到了该情报，立即报给驻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随即转报中央。

另一个渠道是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利用其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获取到国民党驻柏林大使陈介和武官桂永清报告给蒋介石的密信。“纳粹德国决定了6月20日左右的一个星 期内开始进攻苏联。”阎宝航遂将这份情报马上通报给周恩来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为此，当时苏联驻重庆武官罗申等人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授予勋章；1995 年，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苏联自己也从多个渠道获取到类似的情报，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及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向斯大林发出过警告；在日本工作的苏联间谍佐尔格也报告过德军发动进攻的大体时间；苏联在瑞士工作的谍报员道拉获得反纳粹的德国高级军官送来的准确进攻日期；苏军部队也侦察到关于德军大规模调动的情报。

但是不知为何，苏联好像看起来并未做好准备，导致在德军全线进攻的开始阶段，吃了很大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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