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孔飞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实就是由一个“盛世妖术”来剖析清朝专制下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

故事发端于1768年春天（即乾隆三十三年）。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队伍修复城墙水门，在他们往河底打桩的过程中，农夫沈士良为了惩罚对其不孝且性情暴戾的侄子，恳求吴石匠将写有侄子姓名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借力锤打，并以此窃取其不孝侄子的灵魂。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石匠、木匠等工匠都拥有“凶险不祥的魔力”，并认为只要人们的灵魂精气被他人所窃取就会生病、逝去，或者被窃取其灵魂的人利用做非法勾当。

很快，这个牵扯到窃取人们灵魂的传言在普通百姓中散布开来，引起了普通百姓内心无比的恐慌。从1768年春天一直持续到秋天，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整个清朝都被叫魂案扰动起来，百姓们为了自我保护，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对乞丐、游方僧的暴虐事件。

在人们的谈“魂”色变、无端猜疑中，大半个清王朝上演了一出出荒诞而疯狂的闹剧。同时，在大恐惧的影响之下，个人、民众或国家都不能按照人性从事或神志清明地思索。

较之于普通民众视“叫魂”如惊弓之鸟般的恐惧，饱读诗书的官员们则不会轻易相信叫魂之术。但各级官员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不惜滥用酷刑逼迫嫌犯承认叫魂事实。刑讯若被滥用,则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许多冤案也在毒打和夹棍等刑罚中应运而生。

事情持续大半年之后，当案件开始露出破绽时，通过重刑威逼所得口供的虚假性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 最终在军机处的介入之下，案件真相大白，根本没有所谓的勾取人们灵魂的妖术，也没有乾隆口里所讲的“谋反主犯”。

当然，虽然皇帝及其身边的军机大臣意识到叫魂事件是一场子虚乌有的冤狱之后，但君主是不可能出错的，于是“一份明发的上谕又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到了行省官僚身上”，以此来挽回在这个案件中始终作为原告的君主的面子和朝廷的尊严。结果官僚这一阶层是叫魂事件君主整顿官僚体制最要对象，借此乾隆再次加强对整个国家的统治，进一步收拢了权力。

总之，所谓的盛世繁华表象背后，沉积于深层的问题逐渐的显露出来：乾隆日益昏庸，政府效率低下，官场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很容易导致社会动荡。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权力高度垄断，清朝时期，权力高度垄断于君主，也就是乾隆。乾隆有着超越一切制度和法律的权力，集天下所有大权于一身，大权在握，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

君主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任意决策，将其个人意志通过专制制度来实行。当然，君主不可能一个人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必须依赖庞大的官吏集团行使权力。而官吏的任命权在于君主，君主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

这种方式就决定了官吏的权力来源于上级，而不是人民。所以这样由于权力来源于决定了官吏们只需要对上级负责，伺候好上级即可。

为了任命和升职，他们只能报喜不报忧，将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上级。因此，《叫魂》中，刚开始任何一个官吏都不愿意这件事情传到上级的耳朵中去，向上级隐瞒实情，他们都想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化大为小”“化有为无”。

但事情越闹越大，最终超越了官吏们的控制范围，甚至传到了乾隆皇帝的耳朵中。知道无法隐瞒的官吏，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又开始拼命处理，开始运用各种方法使自己不受乾隆的责难，争相邀功。

为了邀功，官吏们纷纷发动了对“妖人”的大肆围捕。为了互相攀比，官吏们滥用私刑无处不在，以严刑逼供的方式牺牲无业游民和乞丐游僧，以求迅速结案短时间内博得上级的褒奖，不断累积政绩，拼尽全力向上升迁。而严刑逼供下催生出了许多冤假错案，戕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社会黑暗到了极致。

由于官吏们掌握了不受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特权，权大于法，所以他们可以公然以权代法，整个司法充当了官吏们打击报复、升职的工具。

而在“叫魂”这场危机中，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在不断受到侵犯，尤其是许多无辜的游僧乞丐就在暴民和官僚的无妄攻击下，成了叫魂事件的牺牲品。在权大于法下，社会黑暗已经无法形容，下层民众的命运掌握在人治制度中，看似合情合理却又是个悲剧。

孔飞力通过《叫魂》所以表达的根本目的在于，专制权力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且不受法律的限制，即人治高于法治。这是千百年来，王朝更迭、社会动荡、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我们割裂不了君主梦，限制和监督不了权力，我们就逃不出专制的宿命。

本文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

刘志刚、孙黎明.冲突与对话：双重视角下的社会阶层互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解读

刘宁.权利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向度——基于《叫魂》引发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