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前夕，越南老将武元甲即将出战，但他心中忧虑，尤其担忧中国可能派遣粟裕这位战术大师指挥作战。粟裕曾在战场上帮助武元甲取得关键胜利，武元甲对粟裕的军事才能深感敬畏。最终当武元甲得知中国派出的是许世友将军而非粟裕时，他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为什么武元甲如此害怕与粟裕对阵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武元甲作为越南人民军的奠基人，在越南共产党成立期间，参与了无数关键战役，与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和学习关系。他在越共中的地位无可替代，相当于朱德在中国军队中的角色。

尽管武元甲在南越、法国和美国的战争中显赫一时，被誉为“红色拿破仑”，他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军事教育，所有战术和策略知识均来自于他在中国的学习经历。

出生于1911年8月的广平省的一个富有地主家庭，他的早年生活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体系中开始反抗。一次被捕后他的家族决定送他远离家乡，以继续他的学业，他最终成为一名教师。

1940年的转折点，武元甲加入了胡志明创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并因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这期间在中国广西与胡志明相遇。胡志明对这位比自己年轻21岁的青年颇为赏识，通过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将他送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深造。

在延安的学习使他深受毛主席的《论游击战》影响，这本书成为他后续军事行动的理论基石。武元甲的理论学习虽然扎实，但他仍缺乏实战经验，由于当时越南共产党内缺乏军事人才，胡志明仍将领导重任交予了他。

随着他领导的人民军与侵略者展开激烈战斗，他的领导才能逐渐显现。然而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他的部队几乎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胡志明不得不请求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手援助。

中国响应请求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武器，还派遣了由经验丰富的将领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指导。这批中国将领的帮助，特别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执着努力，让武元甲深受感动，对他们的能力和才智深表敬佩。

武元甲对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及其革命有深入的了解，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开国将领也如数家珍。他曾有机会与多位中国将领近距离交流，其中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是他的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高点，他因此战被誉为“奠边府之虎”。在这场战役中，粟裕提供的关键战术支持帮助武元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让他对粟裕产生了深刻的敬意。

在1967年途径南宁前往苏联的旅程中，武元甲希望能见到旧友韦国清。当时韦国清并未在南宁，由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代为接待。尽管受到高规格的款待，武元甲内心仍略显失落。感受到这种气氛的欧致富在晚宴上特意举杯，以韦国清及其家人的名义敬酒，使得场面稍显缓和。

不久后武元甲抵达北京，他向外交部表达了见韦国清的强烈愿望。这一请求被迅速传达给了周总理，总理立刻安排韦国清参加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宴会，并亲自介绍二人。在周总理的引见下，武元甲与韦国清重逢，气氛一度变得非常融洽。

1978年底，中国政治局举行了一场关于对越策略的高级会议。会议室内气氛沉重，领导们认真地权衡每一个决策的后果。叶剑英在会上表达了对即刻军事行动的顾虑：“越南似乎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但我们必须确保充分准备。军事行动的代价高昂，需慎重行事。”与会的粟裕亦表示赞同。

他们的犹豫并非出于对越南的恐惧，而是基于多方面的考量。一方面自上一次大规模战争以来已过去多年，许多经验丰富的将领已退役，而新兵大多缺乏战斗经验。此外，必须考虑苏联的反应，因为苏联与越南已结为盟友，任何对越南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苏联的强烈反对。

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开战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损失。叶剑英和粟裕都倾向于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而邓小平则在犹豫之间，陈云副主席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响起：“邓老，我们若不采取行动，谁来保卫国家？我们已经容忍足够长的时间，现在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了。”陈云坚定地指出越南的侵略行为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安全，如果不采取行动，越南将更加肆无忌惮。

邓小平在沉思后回应：“我担心战争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如果不行动，我们的国家地位将受到质疑，我们必须做出决断。”陈云迅速应声：“若战争不可避免，那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确保国家尊严和人民安全不受侵犯。

最终决定1979年2月17日，中国正式发起对越反击战。指挥权交由许世友和杨得志，他们分东西两线出击，而粟裕等人负责在后方协调战事。对越南而言，武元甲将军成了战争的关键人物。

虽然他曾在中国学习军事战术并对中国将领抱有深厚的敬意，特别是对粟裕的钦佩之情，他个人并不愿意与中国交战。当得知中国的决定后，他曾担忧粟裕可能亲自指挥前线，这让他感到不安。但当确认对方将由许世友和杨得志领军时，他才稍感宽慰，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尽管许世友曾在1974年西沙海战中显示出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成为中国解放军中面对越南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之一，武元甲和其越南军队却轻视了许世友的战术灵活性，错误地将他视为与其他解放战争早期的将领无异。

然而许世友在战场上的表现迅速打破了越南方面的预期。在他的领导下20万大军迅速突破中越边境，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迅速突破了越南的北部防线，还一路推进到谅山，河内的北部防御线因此崩溃。

面对越南军队不断的溃败，武元甲曾试图重组军队，在越南南部集结力量，希望引诱中国军队深入越南南方，利用越南军队在丛林战中的丰富经验，展开消耗战。他希望通过地理优势消磨解放军的战斗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未如越南所愿深入内地。在取得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关键胜利后，中国军队在1979年3月撤出了越南，重新部署在中越边境，与越南军队保持对峙，未给越南留下任何战术优势。

1986年，随着中越关系的逐步缓和，虽已隐退多年的武元甲主动请缨，希望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越南的资深将军武元甲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参与其中。

在政治关系尚未完全解冻的80年代，高级领导人通常不会参与对方的重要国际活动，但武元甲的此次访问打破了这一惯例，他出席了亚运会，还特意拜访了多位在中国的老朋友，显然是为了推进中越两国关系向正常化迈进。这种行为在两国关系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据历史学家的描述，中越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因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得紧张。

“当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中国时，越南方面对中国可能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表示深深的不安。越南的反应与苏联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苏联与美国有过多次接触，越南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不满；然而一旦中国与美国展开谈判，越南便极度担忧，怀疑中国可能牺牲越南的利益。

这种深入人心的怀疑和猜忌，使得中越关系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迅速降至冰点。武元甲晚年尽管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但他本人在战后也曾发表过激烈的言论：“中越战争，我们越南的失败并非因为力量上的不足，而是因为中国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对平民进行了无差别的屠杀。我们由于政治上的顾虑，未能全面反击。

这样的评论反映了当时越南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不愿接受失败的现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中越冲突的本质。实际上越南政府为了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经常将外交关系作为牺牲品，哪怕这意味着要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行动。

武元甲晚年致力于撰写回忆录和书籍，分享他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生活中保持着极好的健康状况，比许多同辈人活得更久，一直到2013年去世，享年102岁。在公众眼中，他的一生无疑是传奇的，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