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一天，中央组织部的一纸通知打破了施义之原本平静的生活。
作为曾经的公安部政治部主任，这位带着军人风骨的干部，几年来已然感受到周围气氛的微妙变化。
他被召唤到中组部开会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熟悉他的圈子里引发了议论。
有人窃窃私语，提到几年前他主导的那场大规模检举揭发活动，也有人猜测，这次的谈话或许与公安部内部的某些历史案件有关。
会议开始后，主管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这次谈话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风暴？
李震的离奇死亡1966年的中国正处于一段极其动荡的时期。
公安部作为国家的关键机构之一，其内部的混乱不堪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安全与秩序。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策层感到急迫的需要从外部引入新的力量，来整顿和稳定公安系统。
施义之在被选中进入公安部之前，已有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特别是在北京军区的表现让他获得了高层的青睐和信任。
施义之被任命为公安部政治部主任，这是一项副部级的职务。
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施义之被详细地告知了公安部目前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包括人员的不稳定、纪律的涣散以及急需解决的各种安全漏洞。
1973年10月22日，一个普通的清晨，公安部机关大院内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发现变得异常紧张。
工作人员在地下热力管道中意外发现了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的遗体。
消息很快传开，引发了机关内部的恐慌与议论。
热力管道作为一个异常隐秘的地方，本不该成为人的去处，这一发现让所有人感到困惑。中央迅速介入，要求彻查此事。
当日，施义之接到指示，要求他全权负责处理李震的死因调查以及公安部的各项事务。
李震作为公安部的副部长，与施义之既是同事也算得上多年的战友，他的突然离世让整个公安系统陷入震动，尤其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死亡地点和方式，引发了许多猜测和不安。
施义之首先召集公安部的核心人员，安排对大院内相关区域进行全面封锁，同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
他在会上对具体分工进行了明确指示，从尸体检验到现场勘查，再到对李震近期行踪和接触人员的排查，每个环节都必须迅速展开，确保不放过任何细节。
随着调查的推进，许多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李震的尸体被发现时，衣着完整，但没有明显外伤，周围也未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
热力管道的封闭性较强，没有外来人轻易进入的痕迹。
在调查过程中，施义之几次亲自召集专案组成员了解进展。
他要求务必对每一个细节反复核实，包括李震的电话记录、信件往来、出行路线以及可能的私人接触者。
与此同时，他还对公安部内部的管理作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顿，尤其是加强了对重要场所的出入管理。
自杀还是他杀？一场复杂的调查专案组在展开对李震死因的调查后，根据现场勘验、尸检报告以及李震生前的行为轨迹，迅速得出初步结论：李震系自杀身亡。
这一结论在调查报告中明确呈现，且有各类证据的支撑。
然而，这一说法在公安部内部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尤其是施义之对这个结论产生了明显的质疑。
他与李震共事多年，彼此熟悉，李震无论是性格还是工作状态，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施义之随即向组织反映，要求重新审视案件的调查方向。
他明确指出，现有的证据和线索可能存在遗漏，必须进一步核查。
与此同时，他还向专案组施压，要求所有涉案线索重新梳理，尤其是与李震生前活动相关的证据，必须详细复盘。
为此，他频繁召集专案组核心成员召开会议，听取调查进展，对每个细节反复追问。
几天后，这一案件的复杂性引起了更高层的注意，周总理决定对李震的案件进行重审。
这一决定意味着专案组的工作将再次接受全面检视，也要求更多的力量参与其中。
为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公安系统之外的专家和其他领域的调查人员被临时抽调加入专案组，试图通过多角度分析，找到可能被忽视的线索。
重审过程持续了数周，调查人员反复核对李震死前的行为轨迹、社会关系、工作压力以及生活中的细节问题。
几轮详尽的调查过后，案件结论依然没有变化。重审报告仍旧显示，所有证据指向李震是自杀身亡，且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痕迹。
对于专案组的结论，施义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调查中仍有许多疑点未能解答，例如李震选择如此隐秘的地点自杀的动机，以及生前是否遭受了外界的特殊压力。
内部动乱施义之在调查李震案件时，为了寻找突破口，决定在公安部内部发起检举揭发活动。
检举揭发活动迅速在公安部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波，许多人被要求提供李震生前活动的线索，或者对案情的疑点作出说明。
活动中，施义之重点关注了最初被怀疑的于桑和刘复之。
这两人因在李震案中一度被列为嫌疑人而成为调查的核心对象，他们的日常行为、个人背景、过往言行都被细致排查。
这种高压式的检举揭发，使于桑和刘复之感受到巨大压力，也使得他们周围的同事感到紧张，生怕自己与案件产生关联。
由于调查范围扩大，公安部内许多干部被迫参与，不少人与案件毫无关联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配合调查，甚至提交对上级或同事的看法和意见。
这场大规模的检举活动最终涉及人数超过上千人，使公安部内部原本紧密的同事关系变得疏离，不少人开始担忧自己的处境。
这一过程中，施义之虽然希望通过全面排查找到更多线索，但由于方式上的问题，逐渐招致了部分干部的不满和抵触。
施义之在公安系统中的威信受到了影响，许多人私下议论他的决策是否过于激进。
而对于于桑和刘复之，这场活动更是对他们职业生涯的沉重打击，即使最终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与案件有直接关联，他们的名誉和事业都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动乱时期结束后，国家开始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李震案中受到冲击的相关人员也得到了重新审查的机会。
随着时间推移，公安部逐渐恢复了正常秩序，施义之作为核心小组成员，经常参与会议，为如何平反冤假错案和推动公安系统的重建而出谋划策。
在这段时间里，他虽不再直接主持具体案件，但仍在各类会上被提及有关李震案的一些历史问题。
中央组织部突然传唤施义之前去开会。
在会上，主管组织部日常工作的纪登奎开门见山地向他指出，他在公安部工作期间所涉及的问题“很严重”。
施义之听到后并未过多辩解，而是表示愿意接受调查。
施义之的黄昏年岁1977年5月，施义之正式接到通知，开始停职接受组织审查。
审查的原因与他在公安部期间的一些工作方式和决策有关，特别是检举揭发活动所引发的后续问题。
组织上对他进行全面审查，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他在公安部的管理问题以及与一些历史事件的联系。
审查过程持续了多年，从一开始的谈话记录到详细的取证核查，程序非常严谨。
施义之被要求交代自己在公安部期间的所有工作细节，特别是李震案相关的处理方式和决策过程。
他的同事和下属也被逐一询问，部分案件档案被重新调取审查。
直到1985年，组织才最终列举出施义之的五项罪状。
这些罪状与他的工作作风、决策方式以及当时的一些具体行动相关，其中一些是针对他在公安部推行的检举揭发活动。
根据审查结论，施义之被正式撤职，并开除党籍。
施义之在被撤职后离开了原本熟悉的工作环境，生活逐渐陷入困顿状态。
他一度向组织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与反革命集团并无任何关联，所犯的错误带有一定的客观性，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然而，组织的结论已经形成，他的申诉未能改变最终决定。
鉴于他多年为国家和公安系统的贡献，组织特别批准每月给予150元生活补助，以保障他的基本生活。
晚年的施义之过得较为清贫，生活主要依靠这笔补助以及家人的照料。
他与昔日的许多同事联系减少，但仍有一些人记得他的贡献和过往。
华国锋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与施义之有过不少交集。对于施义之的处境，华国锋始终保持一定的关注。
在得知施义之生活困难后，华国锋曾通过各种方式给予他帮助，尽可能缓解他的生活压力。
1995年，施义之因病去世。消息传出后，曾与他共事的许多老同志都对他的离世感到惋惜。
华国锋得知后，专门打电话到施家表达哀悼之情，回忆起与施义之的共事经历，并向家属送去了慰问。
在施义之的遗体告别会上，谭友林、孔石泉、傅崇碧等老将军亲自到场，以表达对这位昔日战友的尊重。
参考资料：[1]李海文.公安部长神秘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始末[J].红岩春秋,2014(1):6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