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深圳文艺评论

作为一个五万字的超级中篇，余立功先生新作《王夫子坐席》（发表于《中国乡土文学》2024年第2期），其内容体量其实足以出单行本了。这确实是相当有意思的一部小说，当下已经少见，尤其是这样波澜不惊安静耐心不惊不惧的写法，更是少见。作品在历史中、在时代中、在洪流中，写出鄂中江汉平原的民俗、民风、民情、民性，这里的人的性格与命运，民间的知识与信仰、精神与情义。疯子和夫子作为故事的主角，承载着故事的推动，也承担着故事的象征，完成了对于这片土地最可宝贵的人的情义的礼赞，让人感慨万千，并潸然而泣下。

也许，这样的笔力，曾经的阿城曾经以《棋王》的绵密、迟缓、日常的描写、叙述、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的笔力，带给我们这样的叙事震撼——应该说这部作品的叙事的魅力正在于此，事无巨细、泥沙俱下、深钩细描、细致如红楼、如左拉之自然主义的笔触，来完成对一个时代、一个区域、几个村落、一群人、一场仪式的一次还原、塑形，让历史、空间、人群、文化重新活过来，重新在我们面前展开，而且作为一个骨子里具有启蒙主义精神的士夫型的作家，余立功实际上是国内少有的具有茅盾气质（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沈从文襟怀（乡土情怀与民间诗意）的当代作家。

夫子夫子，果然是夫子，不灵活、认死理、不知变通、守旧、固执的夫子，中国现代农村最后的保守主义者的老夫子。我理解作者余立功先生的本意，实在是要借这个人物的塑造，唱出来一首对日渐消失的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的挽歌。时代过去了，而且破四旧刚刚破过，其时文革在全国也正如火如荼，这样一个顽固的封建守旧人物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文化文化，乡村如果不文化不礼仪不旧派，传统的东西真的就烟消云散了，万劫不复了，湮没不存了。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旧风俗旧习惯旧礼仪有用吗？有保存的价值吗？——这实际上是问到了点子上，问到了核心问题上，这个问题实际上跟问人生有什么意义、文化有什么意义、文明有什么意义是同样的问题。可以有解，也可以没有解，可以有答案，也可以没有答案。一代有一代的活法，一代有一代的对于文化、文明的理解，传统不可能是静止的，文化总会发生变异，尤其城市文明总会迟早消解掉农业文明建基于熟人社会和农耕慢生活之上的礼仪习惯价值和信仰，但城市文明是空心的吗？是本质化的从来就有一成不变的吗？城里人只需要一日三餐酒色财气K歌游戏郊游娱乐或者高级一点观影赏剧看展就可以了吗？这是个大大的问题。

其实乡村的礼仪习俗里面，也承载劝诫教化功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修齐治平的功能都融合在里面，哪怕报个菜名、说句好话、唱个小曲也是如此，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有重大的附加的意义。是的，这样的“意义”的融入、传播和巩固，就是传统民间礼仪所要负载的功能。这是，现在的人们，谁还有心思从这里面学习这样的教化呢？谁还有心思在这样的活动中加入这样的教化呢？

所以夫子夫子，就显得这样的不合时宜。一个新派的校长、名字还叫周德成（孔子第77代孙、袭封31代衍圣公即最后一代衍圣公，名也叫德成，作品以此为他命名挡也不是偶然的）的知宾（主持），确反而一再的删繁就简，形成与夫子唱对手戏的一边，他代表了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如何在旧的时代遗存（理想主义、保守主义）的拷问下，来进行应对。来硬的，断然拒绝，他不敢也不忍，尚保存了对于旧文化的最后的敬意（因为他有他的“纠结”，而且因为被“刁难”挑刺监督之后，他也愿意改正，“决心尽量做全套”）。

夫子这个形象，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符号，是个文化颓败（斯文扫地）时代孤独者的象征：不但他所坚持的礼节被“忽略”（省略），而且想想他的雀蒙眼的疾病、他的惨淡无力，这样的形象也像极了传统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只是这个人，他的知识和信仰不是来自他有限的学校教育，他的文化养成更多来自于习得，他的坚持更多来自于脱离社会，“不合群”），从而以这样的一种病躯、弱势而执拗，部分地承担了传统文化的代言人的功能。

故事发生之时，破四旧（文革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已经开始，反右（1957年开始“反右运动”，1978年4月才开始做平反）早已开始，以革命为名义的各种运动此起彼伏，天摇地动，只是这个江汉平原的角落里，还相对平静，处于时代风暴的边缘（或者还没有被掀起来的狂风所裹挟侵掠）。这个夫子，心地如此仁厚、热心肠的夫子，这个不切实际的好心人（借钱借钱，何其难！想想当年公社时代的公分，一个劳动力一年几十不足百的总收入，还钱还钱，何艰难），却时时处处想着外甥的难处，悲天悯人，见不得别人的难过。

全书的三分之二，终于到了高潮（也应该成为高潮）部分，就是新娘子到了。新娘子到了后，这婚礼该怎样举行呢？王夫子又会如何看、如何“挑理”呢？作品在这个部分，其实也并不刻意渲染气氛，而仍然是不疾不徐，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前面怎么写，现在仍然怎么写。期待高潮部分会有高潮故事的期待自然是会失落——作品采取的恰恰是（通篇都是）反高潮的写法。作品更多展示给我们看的是婚礼婚俗的种种规范规矩用词程序，将曾经的婚俗的礼节、庄重、美感摹写记录留存留影，我们曾经有过（也许沔阳当地今日仍有）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礼俗，这样的庄重，这样的斯文！

看到周德成对于婚礼的主持上的用心，这王夫子表扬人，也表扬得突兀（作为中原文化背景的我，七零后出生的我，看到的首先是文绉绉，乡下人其实在很多礼俗场合，说出来的恰是让人倍感陌生的“文绉绉”词汇），“有德成哥当知命，那我大毛跟朱厚璁，就有得一比了”，不合时宜，不合时宜，面子里子尽是不合时宜，难怪让现场的人笑岔了气，这出土文物一般的人，他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但这历史典故确实精当的，不知道乡民这些故事是怎么来的，他们的文化教育是怎样完成的？作品中也提到说书的影响，传统乡村社会，通过地方戏曲、民间说书、口耳相传，确实如此，文化娱乐同时承载着教化功能，历世历代当是如此。我曾经说过，真正的道德家在乡村社会从来都不缺乏，从来都有，包括现在）。

余立功近照

作品所讲这个并不太久远的乡间故事，婚礼的故事，一个家族众亲友参加婚礼吃酒的故事，有情节，而情节相对不复杂；有细节，而处处是细节，在在处处显示这是一部以细节取胜的地域民俗（文化）小说。老夫子与新夫子（学校老师）是对手戏，也在作品中完成了他们的互相成就，老夫子负责挑刺监督，新夫子以做得完善得到老夫子的认可为荣，写出来新老文化在乡村的这样的一种有意思的关系（对看、对照、对比、竞争或竞合），其实这样的关系直到现在仍不敢说不是这样，任何一个地域、无论城乡，无论是谁，总是或多或少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

其实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是旧时代还是新世代，看到听到想象到周德成口中吟出的《诗经》，以《诗经》中的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作为盛大婚礼拜堂仪式中的礼赞语和连接词时，你还会说中国乡村没有文化吗？你还会说中国不是礼仪之邦？你还会说文化是读书人的专利吗？你不会在你的脑子中生出来“斯文”这两个词吗？是的，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但也并不都是喜庆之事，也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包括也有所谓不吉庆之兆头的偶然事件发生，比如新娘子娘家陪送过来的被子的被扯了道口子。

而且磕头礼金也出了岔子，也就是给别人带来了难题。这实际上正是地域民俗（文化）小说能够螺狮壳里做道场之处。作品使出了绣花的绝技，饶是作者神通广大有过目不忘过耳入脑的本领，也真应了小说家都是生活家、都是博物学家的最高要求，他就有这样的本事，经听到的、见到的旧事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能够栩栩如真描绘刻画下来，一切都是生动的、鲜活的、如同刚刚发生的、如同正在眼前上演的。新郎官新媳妇拜了堂进洞房了，十块钱带来的烦恼，却让至亲的几家人（两个姑爷、两个姨爷）寝食难安，作品专门用了极大的耐心为了把礼金加到夫子的数额标准而不得不临时举债的窘境和困境（十块钱难死了这些勤劳但要面子守古礼的庄稼汉）。

生活原来是可以这么简单，也可以这么复杂，复杂得甚至庄严起来，没有什么可以不认真对待的。我们的传统社会，就是这么在细微的地方，也时时处处充满了规范和规矩的——礼，无处不在，如盐入水，内化为日常。最后的端茶一节，其实还是取了一个大团圆（务求皆大欢喜）的做法，按照议定的做法，茶钱（不得不）进行变通，磕头给多的茶钱少给，磕头给少的茶钱补上，照顾到了每个人的能力和面子，都没有失礼，都也摆脱了困境，因夫子自作主张造成的十块钱的风波就此解决。

当然，作品的华章是在结尾，疯子按照他当初的约定、信诺，守候在桥边，等待夫子的归来，要背他过桥——至此，全篇完成了它对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弱者对弱者之间的守护的最高的礼赞，一这样的无言的方式，夫子不会说虚假的话，疯子甚至不说话，他们之间甚至不需要有太多的交流，只需要一种呵护和平等之心的照护就可以了。

至此，全篇也完成了它的在象征意义上、形而上意义上的建构，在这样的一个被政治改造、被时风改变的社会，有的人疯了（或佯装疯了），有的人跟风，有的人趋势，但夫子反而因为他的眼疾被抛弃于主流之外貌似成为了一个无能之物无用之人，这无能无用之人（被迫无能无用）却和装疯卖傻之人，成为了这个社会免于彻底朽坏的两个基石，不随波逐流而能信守自己的坚持。

作品读下来，读完了，记住了什么？记住了这场婚礼，记住了夫子的“不合时宜”却感人至深，记住了疯子的侠义之举，记住了当年的乡村的凋敝艰苦，记住了当年礼仪的庄重，记住了当年的体面，或者说斯文。

如果说这样的小说，还有另外的更好的写法，比如更现代的写法，我是不信的。余立功先生以他的这样的笔笔细描的笨拙或笨功，以这样的照相式的自然主义现实观，以他的悲悯、叹息和无尽的乡愁，为我们还原了（建造了）一个过去时代的乡村，他记忆中想象中如此一群真实的人，就这样，在这个村落，重新活了过来，重新上演着这样一个婚礼的故事，“吃酒”的故事，生活的故事，生命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呈现的江汉平原的乡人，他们曾有的（或许现在仍有的）坚强、识礼、认真，以及庄重。

余立功，湖北仙桃人，广东省作协会员。迄今已出版《破格》《闯荡》《纠结》《引姑》《人生归途》《葵花金黄色》等长篇小说6部，在公开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杂文130多万字。《葵花金黄色》荣获全国第三十二届“东丽杯”梁斌小说评选二等奖，2023年“深圳市优秀群众文学（小说）评选”长篇小说类第一名，被评价为“一部具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部厚重感十足的作品，小说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作者匠心独具，在巧妙的安排下，书写了一段史诗般的历史，展示了江汉平原儿女高贵的精神品质”（朱铁军语）。

于爱成，1970年生，山东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博士、研究员，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系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有《深圳：以小说之名》《新文学与旧传统》《四重变奏》《狂欢季节》《细读：文本内外》《诗与思的对话》等专著7部，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多篇。历获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