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网络上有一条留言，群众的点赞量超高：“期待张军加大力度纠正冤假错案，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又改版的申诉信访网络平台，不要让它载浮载沉兴勃亡忽程序空转，强劲运行起来”。

群众不约而同点赞的这一留言，反映了两个客观事实：一是冤假错案的存在；二是人民群仍然坚信法院是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公民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般来说，一宗冤假错案的发生，会贯穿整个司法系统的各个环节，牵连多个部门。

以刑事案件为例，一旦冤假错案发生，从案件侦办的公安机关、负责案件审查的检察院、再到审理案件的法院，无一可以逃脱干系——以公安、检察院、法院的专业能力，不可能分辨不了案件的真伪，只会存在有没有坚持真理和底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刑事冤假错案的因素愈发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下述五个方面：

非法取证，权力干预，利益驱动，理念误区，排斥律师。

没有程序的正义，就很难保证实体的正义。

而非法取证，就是程序正义的天敌。

2023年初，四川宜宾，高县法院审理的一宗“0元购股权”经济纠纷案，两度延长审限，超出期限未能作出裁判而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在这起股权纠纷的背后，高县商人刘良彬因拒绝以0元的价格，将其实际控制的一商混站100%的股权转让给与时任纪委书记向辉礼（2022年落马）关系密切的女商人周敏，而被向辉礼、时任宜宾市公安局长魏常平（2017年落马）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成立“刘良彬专案组”，对刘良彬进行提级侦查，以非法集资、涉黑为名抓捕，冻结其名下所有企业和个人财产。

结果，查了几年也没有查实非法集资和涉黑的行为。最后，在向、魏的操作下，将刘良彬有三倍抵押物的合法借贷，办成是骗取贷款罪；还将其以月租不过三四千元的价格租赁房屋给他人经营电子游戏厅的行为，做成了开设赌场罪，最后数罪并罚判了8年有期徒刑。

2021年底，刘良彬出狱后，就已经着手刑事案件的申诉。

刘良彬表示，在自己被做成的“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其本人和相关证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被非法取证。

同期，在湖南官方公布的打虎榜上，原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建宽位列其中。在官方的通报中，对其有“贪赃枉法”“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的定性描述。

时间倒回去到2020年5月，商人刘立强被长沙警方以诈骗罪抓捕（目前已证实案件为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该案被指与刘建宽深度关联。

而中间推动该案的，是一名叫曾楷峰的商人。（注：2022年8月22日，曾楷峰的岳父、原建设银行湖南分行行长龚蜀雄落马被查时，曾楷峰一同被带走，至今仍处于失联状态）

曾楷峰因欠刘立强数百万元民间借贷无法偿还，为了赖账，曾多次涉嫌向刘立强敲诈数千万，未遂。

在敲诈过程中，曾楷峰与刘立强的通话被录音。录音记录显示，曾楷峰曾多次表明，是宽哥（刘建宽）要搞刘立强，给钱就“刹车”，不给就立案搞了。

因刘立强不答应支付数千万元“了难费”，刘立强很快被抓捕。

刘立强被抓当晚，刘建宽与曾楷峰开茅台庆功。

刘建宽（左三）、曾楷峰（右一）

刘立强被抓后，其代理律师在与其交流过程中，刘立强用哑语表明其遭到惨烈刑讯逼供。此后的调查发现，刘立强在被审讯过程中，被多次刑讯逼供，耳膜被打至穿孔。

刘立强同案的多位当事人，也向自己的律师陈述遭到刑讯逼供的惨痛遭遇。

刘案的当事人一致声称，警方获得的口供，均系逼供所得，非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此后，刘立强的辩护律师吴丹红因转发媒体人发表了关于刘建宽涉嫌腐败问题的文章，被刘建宽请求删稿，而机缘巧合相识。

此后，吴丹红曾与时任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刘建宽有过多次交流沟通。

2021年8月，在一次交谈中，刘建宽告诉吴丹红：“（刘立强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因为确实有刑讯逼供”。

此后没有多久，刘建宽落马，办理刘立强案的主要人员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韦树恒落马。

在此后的通报中，关于韦树恒违法违纪的描述中，也出现了“执法犯法，以权谋私”等，与刘建宽案相似的字眼。

2、权力干预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权力的干预，冤假错案的形成、类似刑讯逼供的行为就很难有生存的土壤。

在刘立强一案中，刘建宽的权力实现了“深度介入”。

刘立强案，最初的衍生点就是民间借贷的经济纠纷。刘建宽的密友曾楷峰，挥霍无度，欠银行数亿，多次找刘立强借钱，借钱无力偿还，反而敲诈债主。

据知情人透露，曾楷峰与刘建宽常在私人会所打牌赌博，两人关系密切。有一次，曾楷峰痔疮手术住院，时任湘潭市公安局长和副市长的刘建宽竟亲自到医院陪同。而在曾楷峰敲诈刘立强的录音中，一口一个宽哥的叫着，在宽哥的权力操纵下，刘立强被以涉嫌“诈骗”抓捕。

在侦办和第一次移送起诉时，在起诉意见书中，又被冠以“涉黑”、“套路贷”、“诈骗罪”等罪名。

此后，在辩护律师的争取下，因证据不足，“涉黑”帽子被拿下。

在刘立强被移送起诉的多项罪名中，一旦涉黑罪名形成，将是最重的罪名，一旦“涉黑”的冤假错案形成，意味着其个人多年经商获得的合法收益，被认定为“非法所得”的资产没收，相应的刑罚也会加重。

一般来说，已经移送起诉，并写入起诉意见书中的罪名，半途被拿掉的情况极为少见。发生这一情况，可以确信的是，这一罪名存在明显的证据缺陷。

据可信的消息称，刘立强被抓时，涉嫌向刘立强敲诈3000万的曾楷峰，给刘建宽送过一笔钱；此间，刘建宽又向办案的时任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韦树恒送了一笔钱。

彼时的刘建宽，位居省检副检察长，却要给级别更低的长沙市副局长韦树恒送礼，这套路，与孙立军拉拢龚道安异曲而同工。

在湖南坊间，有传言说刘建宽曾进京攀附孙立军，但这一说法未经证实。

3、利益驱动

曾楷峰联手刘建宽收拾刘立强，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益。

迄今为止，经长沙市仲裁机构判决生效的裁判中，曾楷峰尚欠刘立强500多万的本金及其利息未有归还。

刘立强80多岁的老母亲曾发微博称，曾楷峰为了赖掉这笔账，并意图敲诈刘立强3000万未遂，才引发了后来的刘立强诈骗案。

此后发生的事情，更是惊掉人们的下巴。

刘立强被抓后，有人继续拿刘立强案“做生意”。

根据刘立强家属提供的录音证据材料显示，一位刘建宽曾经的下属同僚，专门找到刘立强家属谈判，声称这个案子原本就是为了钱，现在公开到桌面上了，被公开了，就只能听他们自己人的办法，来“帮”刘立强了，强调要听他们的，由他们安排律师，要辞退北京的律师，在让刘立强认下罪名的情况下，他们有办法“进行技术处理”，可以保住其部分资产，让刘立强早点出来，也不至于一无所有。

对此，刘立强家属认为，其没有涉黑行为，也没有其他犯罪行为，就没有同意刘建宽原同事的“好意”。

此后，刘立强的家属将此段录音证据交给了纪委。

4、理念误区

2017年，67岁的刘幕昭和55岁的四川商人李平，因投资收购水厂被套路，导致“股权纠纷”官司不断，股东产生矛盾。

然后，就在股权纠纷诉讼期间，有股东将刘、李二人，以职务侵占为名告至水富县公安机关。

很快，刘、李二人被列为网上追逃人员。2020年5月，云南水富警方跨省到四川宜宾将刘、李二人抓捕羁押。

经济纠纷演化成刑事案件，很快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经水富检察院审查发现，刘、李二人涉嫌犯罪的情节，系股权转让、股权登记、资金使用等事宜与其他股东发生的纠纷。

事发56天后，刘、李二人于2020年7月16日走出看守所。此后，两人分别获得了相应的国家赔偿。

刘幕昭

刘、李二人均表示，“感谢检察院还了我们清白！”

显然，刘、李二人遭受的冤屈，是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将民事中的经济纠纷，认定为“有罪”的刑事犯罪，是“有罪推定”的理念误区。

事实上，一些受害人也意识到，只要权力够任性，任何的民事纠纷，都可以认定为刑事犯罪。

5、排斥律师

现实中，构成冤假错案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武断粗暴地排斥律师。

在翻阅一些冤假错案案例后，我们发现，在这些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公、检、法三家三位一体地与律师处于对抗的态势。这无疑是冤假错案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刘立强被抓后的数月，家属见不到人，律师多次申请也见不到当事人。

2021年11月10日，刘立强的辩护律师吴丹红因无法会见刘立强，而长沙市刑侦支队的负责人又是刘建宽的老部下，于是吴丹红希望刘建宽督促办案单位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

因为此前的删稿缘分，后来在刘建宽的过问下，律师才得以会见刘立强。

而事实上，等到律师会见刘立强时，在过去的6个月时间中，办案人员已经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已经取得了刘立强等人“认罪”的口供。

此时，对刘建宽来说，同意律师会见也改变不了什么了。同意会见，于情于法不过都是顺水人情罢了。

结语

对于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来说，程序的非正义几乎贯穿了始终。从这一角度来说，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要大于实体正义。因为程序的正义，才能承载更多的实体正义，才能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早在2013年，中央政法委就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并指出，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2022年，最高检发布消息称，在过去的一年中，对2018年再审改判的246件刑事错案，开展了检察环节追责工作，实践了时任检察长张军作出的“刑事错案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的庄严承诺。

2023年，张军履新最高法院长，被群众寄予厚望。

人民群众仍然坚信，人民法院将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形成完善的冤假错案纠错机制，人民法院将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坚守司法公平正义的水源不被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