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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在魏、蜀、吴三国中，存在感最弱的当属东吴。

由于不涉及正统之争，也没体现出强烈的要统一天下的愿望，所以，人们对东吴政权的关注也不像蜀汉和曹魏那样多。

但是没有东吴，也就没有赤壁之战，没有夷陵之战，三国也许就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

从南方对抗北方的角度来说，曹魏的主要对手应该是孙权，因为蜀汉经过关羽失荆州和刘备的夷陵大败，其实已经没有力量对曹魏形成主要的威胁。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在为注定被灭亡的蜀汉续命。

如果不北伐，失去了进取心和进军目标的蜀汉也许会瓦解得更快，再加上刘禅的暗弱，以及蜀汉文武之才都十分匮乏，蜀汉的命运真的处在“危急存亡之秋”。

而孙权的吴国，经过孙氏家族三代人的经营，从地盘、人才、兵力方面，都比蜀汉好得多。

而且根据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谁得到了荆州，谁就有可能进取中原，一统天下。但是，为什么孙权却没能统一天下呢？

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曹操的家族势力最大，招揽人才最多，又占据北方的广袤土地，因此力量最为强大。刘备虽然力量弱小，但有皇叔之名，所以一些反对曹操，又有重兴汉室理想的人会选择刘备。

而孙权父亲孙坚、哥哥孙策，虽然都很有才干，但是可以凭借的政治优势并不多。加上孙权年少掌权，其实在天时方面也不占优势。

我们普遍认为，孙权所据有的江东，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地利，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基业，但这种固守也只有利于固守，而不利于北上攻取中原。

而江南地势低洼，与曹魏政权占据的大片平原地区是无法相比的。

即使面对势力远不如自己的蜀汉政权，孙吴也没有绝对的优势。

蜀汉政权疆域虽小，确在长江上游，想要攻打东吴，随时可以顺江而下，毫不费力地攻打东吴。

而东吴要攻打蜀汉，则不但要逆江而上，还要跨越崇山峻岭，途中一定会面临战线过长，人马和粮草都难以为继的困局。

再加上孙权统治的江南地区，在当时还有大量没有得到开发的土地，即便是得到充足开发，江南多水泽的地貌特征，也使得大量土地并不适宜耕种。

况且，东吴境内还有山越等少数民族的侵扰，那些被少数民族控制的地盘，是不被孙权控制的。

再说人才，孙权统治的前期，江东确实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以至于周瑜死后有鲁肃，鲁肃死后又有吕蒙和陆逊，但是陆逊之后，江东也没有再出现多么知名的帅才。

综合所有的客观条件来说，南方对抗北方，只可能是一时的，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再说孙权的主观能力：孙权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连曹操与孙权作战没能取得半点进展，都觉得生儿子最好就应该生一个像孙权那样的。

但是这也只能说明孙权的守成能力是值得被充分认可的，并不能说明孙权有能力成为一个开拓进取，一统天下的君主。

其实对孙权能力认知最为清晰的，应该是他的哥哥孙策，能征善战的“小霸王”孙策在公元200年突然遇刺，临终时对孙权说：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的意思很明显，他希望孙权做一个能守得住江东基业的君主就可以了。

至于开疆辟土，一统天下，他也许早就知道，这个要求对于盘踞江东的孙氏家族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许以孙策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的特质，他根本就想不到那么远。

也许通过他人的评价，我们仍然很难断言孙权开疆辟土的能力不足，那么我们就用事实来考察孙权的对外战绩。

赤壁之战的成功有赖于周瑜的指挥若定，取荆州有赖于吕蒙，对抗刘备，取得夷陵之战反攻的胜利，功在陆逊。

我们不能不说，孙权是一个善于识人用人的君主，但是他自己的战绩，就真的不那么辉煌了。

孙权自己与曹魏之间发生的战争集中在对合肥的争夺中，战争陆陆续续进行了十一次，结果大都是无功而返。

在逍遥津之战中，孙权亲领十万大军，攻打合肥，却被张辽、李典、乐进等人以7000军队杀得大败，如果不是凌统率领亲兵拼死保驾，孙权就做了俘虏。

也许是曹操早就看到了孙权进兵合肥的意图，也许是张辽等人确实是孙权的劲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孙权不善于临阵突击。

作为一个开国君主，亲自临阵作战的能力是必须的，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恰恰是孙权的短板。

荆州作为三国时期的战略要地，又是当时天下的第一大州，自然成为魏、蜀、吴三家必争之地。

刘备借荆州（其实借的是南郡，并不是全部的荆州）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一块完整的根据地。

而后刘备虽然取了益州，但是基于荆州地位的重要性，刘备和孙权一直没能达成真正统一的意见。

一方面，关羽守着荆州，丝毫不肯退让；一方面，孙权也在为刘备逐步发展的势力而忧虑。

在刘备取得益州之后，守荆州的压力已经空前增大，但是刘备前期为了加固孙刘联盟，也是做了让步的。

赤壁之战后，刘备自己攻下荆南四郡武陵、零陵、贵阳、长沙，刘备将长沙、贵阳给了孙权交换了江陵，这时孙权其实是不应该因为荆州之事使孙刘联盟再次破裂。

但是巨大的现实利益和被刘备势力发展深深威胁到的孙权，做了袭取荆州的决定。

这一决定遏制了刘备势力的发展，让孙权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但是从长久利益来说，孙权不仅得到了自己应得的，还拿走了刘备的地盘，而且对关羽痛下杀手，这是刘备所不能忍的。

如果孙权不杀关羽，对刘备的攻伐不失分寸，而是适当利用有利形势提出一些交换条件，这都属于正常，刘备想必也不会不听劝阻执意发兵攻打东吴。

孙权取荆州，虽然暂时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严重削弱刘备势力，造成蜀、吴合力也不能战胜曹魏的局面，而且将政客本色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连蜀抗魏和连魏抗蜀之间摇摆，虽然出于自身利益有不得不这样做的考虑，但也丢掉了信誉和许多本来可以争取的政治资本。

善于权变，趋利避害看似是一种优势，实际上却让蜀、魏双方都产生了戒心。

夷陵之战后，孙权虽然再度和蜀汉联合，然而在诸葛亮北伐期间，孙权也没有采取多少有力的行动相助，而且从未放弃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

也许孙权的格局，从来就不是志在天下，而是就势取利。因为格局不够大，孙权到了后期甚至还做出了自毁长城的行为。

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帮助孙权战胜了刘备，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步青云，一直做了丞相。本来，陆逊应该是孙权最信任、最倚重的股肱之臣。

在一段时期内，孙权对陆逊的尊宠无以复加，陆逊在东吴的地位，甚至和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相似，但随着太子孙登的死亡，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陆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的储位之争，引起孙权的极大不满与猜忌，招来杀身之祸。

其实，孙权后期昏庸与猜忌，主要是由于孙坚和孙策时期积累起来的人才渐渐凋零。

孙权虽然必须依赖江东士族的支持才能确保江东稳，但他又无法真正信任那些一旦面临外患就主张向曹魏投降的世家大族。

陆逊虽然为孙权立下不世之功，但他出身江东大族，身份敏感。

以陆逊之死和杀张温、流放虞翻等大族重臣等一系列事件使东吴朝廷陷入离心离德的局面，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太子的废立问题。

被孙权寄予厚望的长子孙登英年早逝，使得太子之位出现了空缺。

虽然孙权在孙登死后仅一年就重新立了太子，并为新任太子组建了精良的文官团队尽心栽培，但孙和的母亲王夫人因与步夫人所生的孙权爱女孙鲁班不和。

被孙鲁班造谣与太子妃的家人密谋造反，又说王夫人在孙权生病时面有喜色，导致王夫人郁郁而终，太子孙和与孙权的关系逐渐恶化。

深受孙权喜爱的四皇子孙霸在孙和被立为太子后不久被封为鲁王，有意与太子孙和争夺储位，使得两宫矛盾愈演愈烈。

朝中太子党和鲁王党也造成了前朝分裂，太子党和鲁王党互有争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思索多年的孙权决定避开朝廷的纷争，另立幼子孙亮为太子，之后不久，孙权病逝，吴国出现了诸葛恪、孙峻、孙綝先后专权的局面。

东吴就在内部混乱和权臣当道危局中无可避免地衰落了。东吴之所以在蜀国被灭后，继续存在了十多年。

不仅是因为运气好，有长江天险可以阻挡一时，也是因为晋武帝司马炎没有足够的魄力，才让东吴成为三国之中最后一个被灭亡的政权。

纵观孙权的一生，虽然开拓能力不足，但前期巩固江东基业，知人善任，敢于放权，从容应对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大军压境的危局，不失为一代英主。

后期昏聩残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直接促成两宫之争，又为了平息储位之争，不惜幽禁、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最后把朝政交给一个少不更事的孙亮和一个个权力欲旺盛的辅政大臣，使整个东吴乌烟瘴气。

我们更加参悟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真理，这漫长的一生，想要得到相对的圆满，就必须慎之又慎，尽可能维持理智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