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针对全国各地出现的大规模犯罪行为，邓公决定开启一次严厉打击。

然而，在这些犯罪分子中，有许多高干子弟，即便是把他们抓了，法院也不敢对他们判刑。

这不仅对严打造成了影响，而且威胁到了政府声望。

因此，邓公当即下令：越是地位高，越要严肃治理！最后，有6名官二代，都被判处了死刑！

1978年末，我国在邓公的领导下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之路，发展经济成为新的时代名词。

这时我国建立了经济特区，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市场呈现出一片经济大好之势。

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不稳定状况也越发严重起来。

一方面知青返回城市，国企正值改革，大量无业游民纷纷出现。

这些无业游民使社会治安大大变坏。

许多恶劣案件层出不穷，如东北二王案、卓长仁劫机案、唐山菜刀队等。

影响极其恶劣，在社会上形成了影响范围极大的风气，使得人人提心吊胆，害怕遇上犯罪行为。

但是我国当时针对抢劫、盗窃等许多案件的量刑又比较低，导致了犯罪行为愈演愈烈，犯罪分子愈发嚣张。

另一方面，无论是从社会稳定方面，还是从发展经济方面，和谐的治安都是必要条件。

因此，1983年8月25日，在邓公的指示下，我国第一次严打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严打共分为三大战役。

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底开始，持续到1984年6月底。

第二战役从1984年9月开始，持续到1985年7月底。

第三战役从1986年3月开始，持续到1987年1月底。

至此，持续了三年的第一次严打缓慢落下帷幕。

这次严打稳定了社会治安，为改革开放的激流猛进打下了坚实的治安基础，使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够维持和谐安宁。

然而，此次严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让工作人员感觉到非常棘手。

那就是不少犯罪分子并非普通群众，而是有职务在身的国家干部。

甚至更有一些人是国家的高级干部，以及高级干部的子女们，其中不乏开国元勋的后人！

对待这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即便是把他们抓了，法院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他们判刑。

这些人又天生带着聚光灯，如何处置这些人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邓公并不感觉是难题，反而认为他们的犯法行为是捅破了天！

1986年1月17日，邓公更是在会议上公开指示，称不管牵扯到谁，都要依法查处，绝不手软！

在邓公的强硬态度下，严打期间，共有6名高干子弟被判处死刑！

1983年严打期间，六位官二代知法犯法，罪恶滔天，其中不乏开国元帅孙子，念及父辈功劳，法院不知如何判刑。

关键时刻，邓公下令：一视同仁，该杀就杀。

在邓公发表完指示之后，1986年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两个人的死刑。

他们分别是陈小蒙和胡晓阳。

前者的父亲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常务副市长，后者的父亲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两人从1981年到1984年期间，纠结了另外四人，以诱骗等方法强奸、猥亵了几十名妇女。

2月19日，两人上诉无果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就被迅速处决，充分体现了严打中“严”与“快”的特点。

两人被处决后，邓公为判决结果叫好，还说杀两个是不够的，要多杀几个才行。

这一事件还被公开宣传，作为严打高官子弟的典型。

甚至就连外国媒体也因为这两人的死刑大力称赞我党，表示这是我国第一次对高级干部子弟宣布死刑。

确实，这两人的死刑判决充分体现了我党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它既平息了人们对他们的怨气，又为对其他犯罪分子依法处决提供了案例。

但这却不是严打期间，我国第一次对高干子弟判处死刑。

早在1979年11月14日，杭州法院就宣判了对开国少将熊应堂两个儿子：熊北平和熊紫平的死刑。

两人所的犯罪行为从1974年开始，陆续侵犯了上百位妇女。

在天津，朱德总司令的孙子朱国华也因侵犯妇女，而在1983年9月18日被判处死刑。

严打期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的儿子陈东平也被抓捕归案。

陈东平所犯的罪行除了侵犯妇女之外，还包括向美国及中国台湾国民党势力通报情报。

他于1984年4月被判处死刑。

就这样，在1983年严打期间，这六名家世显赫的高官子弟用自己的生命，以身犯法，向全世界宣告了我党我国严打的决心！

在1983年展开严打之前，我国在1979年7月1日颁布了《刑法》。

但是《刑法》的颁布，并没有对改善当时的社会风气起到很好的效果。

社会上依旧有许多不法分子公然蔑视《刑法》。

他们拦路抢劫，聚众闹事，猥亵妇女，甚至公开袭警，连邓公的车都敢袭击。

其嚣张气焰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严打期间，共抓捕犯罪分子超过100万人，判死刑人数超过2万人，这才制止了社会上的混乱风气，使人们能够得到久违的安全感。

而严打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效，与这六名高官子弟的伏法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严打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有一些人保持怀疑，认为那些有背景的犯罪分子依旧不会受到惩罚，可以逍遥法外。

但是邓公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才维护了严打的权威，让严打能够真正发挥中央所期待的效应。

另一方面，1983年严打取得的成效也为后来提供了借鉴效果。

在2004年、2010年和2014年这三个时间段，我国也分别采取了严打策略，来打击日益嚣张的犯罪活动，并取得良好的执法成效。

正是在这一次次严打中，我国的法律被逐渐完善，漏洞被一点点填补，国家的威严也被树立起来，使得人人守法，不敢犯法。

最终才能够形成今天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才能够形成如今和谐安定、犯罪行为日益减少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