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即位后变本加厉的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1927-1928年三次入侵中国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并侵占山海关、秦皇岛、唐山、通县。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南京大屠杀事件震惊世界，数十万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屠杀。
而据后来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30%以上，1937年达70%，1944年竟高达86%。
他即位后，日本军队从30万人增至1937年的108万人，到1945年高达719万人，约占当时日本人口的1/10。
1937年7月7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裕仁天皇不仅未能制止战争，反而多次下达诏敕鼓励“皇军”进行“圣战”。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裕仁天皇对侵略行径更是采取了支持和鼓励态度。
但就是这样一个日本侵略战争的实际最高指挥，却在战后免于处罚，实在是数千万亚洲亡魂的一大恨事。
“热爱和平”的裕仁
裕仁天皇（1901-1989）在位62年（1926年12月25日至1989年1月7日），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
在他的统治期间，日本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包括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但日本战后主流观点普遍认为裕仁天皇是一个热爱和平的自由主义者，迫于军方和政府的压力，才不得已参与了战争。
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更是表示，天皇本人是和平主义者，尽力避免战争，但最终战争还是在军部的推动下爆发 。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裕仁天皇被认为是无辜的，甚至被赞颂为在二战结束时通过“圣断”发布终战诏书，挽救了日本，并维持了国体。
然而，历史事实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裕仁天皇在战争中的真实角色。
战后，由于美国的宽容和其他原因，日本的旧国家机器没有完全被摧毁，许多应受惩罚的战犯得以逃脱审判，诸如岗村宁次等继续活跃在政坛 。
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天皇制度也没有受到实质性触动。
他在去世后被宣传为一个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和平天皇”，但这种形象与实际历史事实存在很大差异。
天皇将战争的原因归咎于种族平等未被承认和国民的愤慨，强调是军方利用了这种情绪采取行动 。
他还声称自己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为和平努力，但这些言论并不能掩盖他在战争中的实际决策角色。
事实上，裕仁天皇在战前和战时的多次决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昭和年代的前20年，日本在裕仁天皇的主导下，逐步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体制，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 。
裕仁天皇不仅是这些战争的参与者，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决策者和支持者。
战后，裕仁天皇通过接受《波茨坦公告》来保护天皇制度的独裁国体。
虽然他在《天皇独白录》中强调自己是为了保护子民和国体，但实质上他更多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 。
至今日本右翼势力依然利用这些言论，竭力宣扬“皇国史观”，试图洗刷天皇的战争责任。
日本宪法下的天皇
根据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具体规定如下：
1. 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2. 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3. 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宪法之规定行之。
4. 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
5. 第十二条：天皇具有陆海军的编成以及常备兵额的规定权。
6. 第十三条：天皇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外交权。
这些条文清楚地表明，天皇不仅是国家的象征，更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拥有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
这意味着天皇在战争中的角色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决策者。
明治宪法赋予了天皇绝对的统治权力，使得天皇成为军国主义体制的核心。
1872年，天皇发布“征兵令”，实行国民皆兵主义，军队被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
1878年设立的参谋本部由天皇直接管辖，内阁无法干预。
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明确规定军人必须忠于天皇，军队成为军国主义的工具。
这些措施使得天皇与军队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裕仁天皇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尤为明显。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天皇多次下达诏敕，鼓励“皇军”进行所谓的“圣战”。
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后，天皇发布了对美英的宣战诏书，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化为“为了和平”，并指责中国和英美破坏东亚和平。
但是天皇的这些言辞与实际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揭示了他在侵略战争中的实际责任。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竭力宣扬“天皇无罪史观”，试图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来为天皇开脱。
明治宪法不仅赋予了天皇绝对的权力，同时也明确了天皇在战争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即使按照日本右翼学者佐藤和男的说法，天皇在法律上不负责任，但昭和天皇在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负全部责任。”
这一点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天皇的自我认知。
战后日本的政治结构并未彻底清算旧体制，许多应受惩罚的战犯逃脱了审判，继续活跃在政坛。
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天皇制度也未受到实质性触动。
他在去世后被宣传为一个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和平天皇”，但这种形象与实际历史事实存在很大差异。
60年代以来，许多战时重臣的日记和文献被公开，揭示了昭和天皇的真实战争指导角色。
例如，《木户幸一日记》、《本庄日记》和《杉山日记》等重要史料都详细记载了裕仁天皇在战争中的言行。
这些史料表明，天皇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更是具有实际军事统帅素质的决策者。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指出，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天皇的命令或同意，日本无法对外进行战争。
裕仁天皇作为大日本帝国军队的最高绝对权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亲自推行和指导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导致了数千万亚洲人的死亡。
井上清进一步指出，裕仁天皇是“战犯、法西斯，是杀害数千万亚洲人的最大元凶”。
推动战争的幕后黑手
裕仁天皇在发动和推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角色极其重要，其战争责任不容忽视。明治天皇即位后，日本确立了天皇制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在1874年至1945年间发动或参与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针对中国的。裕仁天皇即位后，日本的侵略战争规模和野心愈加膨胀，战争机器迅速扩展。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制造的，导致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尽管战后有观点认为这是关东军少壮军人“瞒过”天皇和政府的“下克上”行为，事实却并非如此。
裕仁在事变中的态度并不模糊，反而在关键时刻给予了默许和纵容。
裕仁天皇在“九·一八”事变的当时及事后采取了看起来是十分暧昧的态度，他一方面向驻东京的外国使团表达善意，另一方面却让军队承担建立“满洲国”的责任。
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在没有天皇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对中国采取战争行动，实际上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和外交权。
但是天皇不仅没有惩处这些军官，反而在事后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
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控制了南满铁路沿线，但兵力不足以占领“满洲”全境。
于是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向朝鲜驻屯军求援，按照规章这个行动需经天皇批准。
但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直接命令轰炸机飞行中队和混成第39旅团越境出兵增援关东军，这明显是“大权干犯”。
按日本帝国陆军刑法，应处死司令官。
但事变发生后，触犯了陆军刑法的林铣十郎和本庄繁不仅未受到处分，反而受到天皇的嘉奖和重用。
1932年1月8日，天皇向关东军官兵发布“敕语”，表彰其“忠烈”，进一步肯定和鼓励日军的侵略行径。
裕仁天皇在敕语中称赞关东军“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宜扬皇军威武于中外”，并表达了其对关东军的深深嘉奖。
1933年，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要求其撤军，并否决了“满洲国”的合法性。
日本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天皇最终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发表声明，声称“值此满洲国新兴之际，帝国尊重其独立，促使其健全发展，以除东亚之祸根，奠定保卫世界和平之基础”。
裕仁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角色和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他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更是具体实施侵略政策的关键人物。
裕仁天皇在“九·一八”事变中的默许和支持态度，以及在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积极鼓动，显示了其对侵略战争的深度参与。
天皇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国际法，更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试图为天皇开脱责任，但事实清楚地表明，裕仁天皇是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其战争责任无法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