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曾说过:“酒肉朋友是一杯浓酒，酩酊之后是一场虚有;知心朋友是一杯清茶，细品之后清香弥久。”

正如君子君子之交，平淡如水，不尚虚华却立足于，理解尊重至上，以诚相待，和而不同。

在历史上，王安石同司马光的关系，便是君子之交的典范，而他们之间的矛盾亦是君子之争。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两人皆才华横溢，且喜好相近，因此两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司马光认为自己与王安石乃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亦说道:“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但二人的个性迥然相异，司马光乃醇儒，相对方端保守，尊重体制；而王安石则偏功利实用，相对激进先锋，勇于打破旧规则，力主改革推行新法。因而在政见上，一者保守，一者激进，可谓是针锋相对，势同水火。

面对北宋积弱的国力，王安石要求变法，大力大力革除旧法主张新法，面对一波接一波的反对声，王安石的回应铿锵有力“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乃王安石挚友，亦是旧党之首，便以友人的身份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四项弊端。

然而王安石的回应简单粗暴，418字的《答司马谏议书》便简单明了的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彼此都认为对方的执政方针荒谬至极。司马光虽数次上书反对新法，无奈此时王安石新政有神宗支持，司马光反而在政治上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只得辞官明志。

可以说在为国取利，为民谋福祉的大是非前，二人都是不徇私情，坚持自己的执政理念。但这并不妨碍二人私下的惺惺相惜。

当皇帝询问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使得司马光虽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却得以安然全身而退，远离庙堂全身心投入《资治通鉴》的编撰。

然而，王安石的新政改革推行并不顺利，还因此触动了皇亲贵胄的利益，招致朝野强烈不满，群起弹劾，致使神宗最终对他失去耐心，惨遭免职。

送走王安石，神宗转而起复司马光为宰相。此时王安石留下的新政风波尚未平息，控诉王安石的诉状依旧纷纷如雪。神宗便征求司马光这个王安石最大政敌的意见。但此时司马光hi是恳切的告诉皇帝，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希望神宗切勿听信谗言。

神宗听完，感叹道：卿等皆君子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间能和谐相处，却不一定对事物有共同的见解，不似小人之间虽同流合污，却不能和谐相处。

王安石与司马光，双方虽然政见不同，但能做到相敬以礼、以诚相待，是“君子之交”的典范。

待人做事有原则有分寸有底线，这才是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