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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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回纥“暴敛”和吐蕃“猜忌”，而只能被迫进行“生存型迁转”时，想必沙陀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之后不仅会帮强盛的大唐“续命”二十载，更是入主中原四度建立王朝政权。

而这一切的辉煌，都从沙陀迁转到达代北形成“沙陀三部落”开始。

沙陀到了代北这个民族杂居的地方后，与生活于此的其他民族杂居、生活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沙陀三部落”

“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萨葛、安庆三个部落，沙陀是其核心部落，萨葛和安庆这两个部落的居民主要是粟特人，即昭武九姓人。

在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昭武九姓国处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管辖之下，一直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由于处于中西交通要道，昭武九姓人以擅长经商闻名于世，长期以来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足迹无远弗届。

到唐代时，“西域、河西走廊、关内道北部河套地区乃至长安、洛阳，均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

隶属于西突厥的沙陀在内迁之前就在西域、河西活动，且粟特人在西域、河西走廊地区有许多聚落，沙陀应该在内迁之前就与粟特人建立了联系。

像石敬瑭《新五代史》载“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

《旧五代史》言其先世：

“本卫大夫醋、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西裔，故有居甘州(治张掖，今甘肃张掖)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耶(邪)氏自灵武(治回乐，今宁夏吴忠北)入附”。

显然，《旧五代史》对石敬瑭的先世有所溢美。其祖上来自“西夷”，且姓石氏，当为粟特人无疑。

从上引史料来看，石敬瑭的祖上曾生活在西域和河西地区，后随沙陀朱邪氏迁居内地。

在沙陀内部，除了石敬瑭家族外，还有其他的粟特人，因此，徐庭云说，“早在沙陀人内迁河东地区之前，他们与昭武九姓的关系就已经极为密切了”。

而这只是沙陀人与粟特人在内迁之前的接触。

“沙陀三部落”是在沙陀内迁云(治云中，今山西大同)、朔(治善阳，今山西朔州)地区后，与当地居住的粟特人互动、融合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迁居云、朔的粟特人先是迁居东突厥地区与东突人生活于一起,聚族居住具有一定的“突厥化”。

贞观四年(630)，唐朝平定东突厥后，这部分粟特人以部落为单位归附唐廷，被安置在“河曲”的中西部地区。

唐朝设置了鲁(今内蒙古鄂托克旗或前旗)、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或前旗)、含(今陕西宝鸡西北)、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或前旗)、依(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契(今内蒙古鄂托克旗或前旗)六个羁縻府州加以管辖，部落首领兼任州的刺史，被称作“六胡州”。

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管辖的突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叛，得到二十四个羁縻府州突厥部落的响应，六胡州的粟特居民也受到了影响。

同年，唐廷派官员充任六胡州的刺史，行政长官的变革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六胡州的控制。

长安四年(704)，唐廷将六胡州并为匡(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南)、长(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二州，神龙三年(707)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

开元十年(722)唐廷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同年，唐廷最终平定康待宾及其余党康愿子的叛乱后。

“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口于许(治长社，今河南许州)、汝(治梁县，今河南汝州)、唐(治比阳，今河南泌阳)、邓(治县今河南邓州)、仙(治叶县，今河南叶县南)、豫(治汝阳，今河南汝南)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对六州残胡来说，这次迁徙中原内地是被迫的。

开元十八年(730)，唐廷重新设置匡(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南)、长(今内蒙古鄠托克前旗东南)二州。

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政府将南迁的票特人回迁，设置了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南)及延恩(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南)等县，后来侨置于经略军(治今内蒙古托克托旗东北)。

虽然六胡州的设置多有变化，但是“其管理区域基本上是重合与一致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的部将阿史那从礼“说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后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败，六胡州的一部分粟特人溃归范阳，并入史思明部。

其中的一部分六胡州的粟特人则迁到了石州(治离石，今山西离石)一带。

到了八世纪下半叶，唐与吐蕃在盐(治五原，今陕西定边)、夏(治朔方，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

贞元二年(786)十二月，唐朝发兵攻打盐州，吐蕃前往救援，唐廷派马燧率河东军攻打吐蕃。

“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治云中，今山西大同)、(治善阳，今山西朔州)之间”。

胡三省言，这时的六胡州已改建置为有州，“盖各部酋长各以旧州名带刺史，故于时犹有六胡州之名”。

六胡州的粟特人是聚族而居，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习俗，他们“是一支潜藏着军事力量的存在”。

当六胡州的粟特人迁居到云、朔地区约23年后，沙陀人也迁居此处，开始了二者的融合。

因沙陀一向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畏伏”。太和四年(830)柳公绰奏以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

唐廷这样的安排使得六胡州的粟特人处于沙陀的管理之下，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沙陀内迁代北之前，其部落中已有粟特人的存在，这为沙陀和粟特人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

且粟特人“长期以北方民族作为自己的首领，旦出现一位勇猛善战的沙陀首领，他们便很快依附于沙陀，形成著名的沙陀三部落”。

因文献中，最早出现“沙陀三部落”的字眼是在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当时：

“党项杂虏大扰河西，(刘)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治儒林，今陕西横山境内)、夏(治方，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讨袭，大破之，俘获万计，告捷而还”。

这时距沙陀从元和四年(809)迁到代北已约有 40年的时间，出现“沙陀三部落”的称呼，说明代北的沙陀人和粟特人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出现了融合的趋向，且得到了时人的认可。

此后“沙陀三部落”的字样便经常出现史籍中。

所谓的“沙陀三部落”是文献中常常并提的沙陀、萨葛(也称为薛葛或索葛)、安庆三部落。

他们在代北聚族而居，沙陀处于其核心地位，萨葛和安庆两个粟特部落处于从属地位，时人称为“沙陀三部落”，形成了以沙陀为首的新的沙陀民族共同体。

正是由于新的沙陀民族共同体中萨葛、安庆等游牧力量的存在，使得他们成为建立和“支撑沙陀王朝的军事力量”，成就了沙陀人的声名。

最早的沙陀，仅仅是西突厥处月部落联盟下的朱邪部，然而在历史的辗转下它最终经过迁转与融合，最终成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沙陀三部落”。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沙陀不仅实现了人员的丰盈和经济实力的壮大，实现了与强盛大唐的友好互助，还与其他多个民族建立个繁杂的联系。

不管是曾经“暴敛”的回纥，还是“猜忌”的吐蕃，亦或是曾经被离间而一分为二的突厥，是敌是友不说，最终都为最终沙陀的强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显而易见，最终沙陀之所以能完成蜕变成为全新的沙陀三部落民族共同体，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迁居到到云(治云中，今山西大同)、朔(治善阳，山西朔州)地区的六胡州的粟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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