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地名改革在陕西大地上拉开帷幕。这一切源于文坛泰斗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日本汉字改革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从乔木的一封信，到刘澜涛、张德生的积极响应，短短4个月内，陕西14个延续千年的古老地名被悄然改变。盩厔成了周至，醴泉变作礼泉，鄜县化身富县......这些承载着历史文化密码的地名，在简化的浪潮中被赋予了新的面貌。然而，这场改革是否真如推动者所愿，为百姓带来了便利？抑或是在追求便捷的同时，也抹去了一些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
文章大纲：
一、改革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地名改革传统
王莽改地名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名变迁
二、郭沫若的文章与改革契机
1964年5月3日的重要文章
日本汉字改革的启发
乔木的响应与建议
三、陕西地名改革进程
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传达
民政厅的快速行动
14个县级行政区的更名细节
改革背后的历史渊源
四、改革的深远影响
地名简化带来的便利与争议
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矛盾
其他地区的地名改革案例
对当代地名管理的启示
196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陕西14个历时千年的地名纷纷被简化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地名改革在陕西大地上拉开帷幕。这一切源于文坛泰斗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日本汉字改革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从乔木的一封信，到刘澜涛、张德生的积极响应，短短4个月内，陕西14个延续千年的古老地名被悄然改变。盩厔成了周至，醴泉变作礼泉，鄜县化身富县......这些承载着历史文化密码的地名，在简化的浪潮中被赋予了新的面貌。然而，这场改革是否真如推动者所愿，为百姓带来了便利？抑或是在追求便捷的同时，也抹去了一些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
改地名始祖 王莽开其端
地名改革并非新中国的创举，这股改革之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早有渊源。西汉末年的政治家王莽，堪称中国历史上＂改地名运动＂的开山鼻祖。
这位心比天高的新朝开创者，不仅对政治制度大动干戈，还对地名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他一手缔造的地名改革，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创意的政治表演。
凉州在他眼中太过寒冷，于是改作＂雍州＂。南阳、荥阳等六个郡被他重新排列组合，南阳成了前队，河内变成后队，颍川称作左队，弘农就是右队。
在河西走廊，他将武威改为张掖，结果发现张掖已经存在。作为皇帝，他金口玉言，只好将原来的张掖改名为设屏，美其名曰＂设立屏藩，抵御外敌＂。
齐郡改为济南后，原本的济南郡不得不改名为乐安。＂无锡＂在他眼中不祥，就改为＂有锡＂。＂符离＂不够吉利，就变成了＂符合＂。
王莽的这场改名运动延伸到了最基层的县级行政区。谷远县成了谷近，于离县变成于合，东昏县摇身一变成为东明。这场声势浩大的改名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光飞逝，两千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地名改革的浪潮再次涌起。驻马店告别了汝南的称号，石家庄不再叫常山，黄山舍弃了徽州的古名，枣庄取代了兰陵的位置。
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变迁，引发了民间无数调侃。网友打趣说，如果用现代地名，三国演义中的名将就该自称＂我乃石家庄赵子龙是也＂，而那位俊美的兰陵王高长恭也该改口称作＂枣庄王＂。
汉字简化的时代浪潮下，一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地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比如＂长安＂这个寄托着华夏文明记忆的古都名称，也在改革中让位给了＂西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64年陕西的地名改革显得顺理成章。这场改革既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又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
郭老论日本 一纸文章启波澜
1964年的春天，北京的杨树还未抽出新芽，一场改变千年古地名的风暴已悄然酝酿。恰是这一年的5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文章《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
这篇文章开篇便直指日本在汉字改革方面的成就。郭沫若用笔墨勾勒出日本如何通过简化汉字、规范读音，让文字更贴近民众生活的过程。
在文章中，郭老以师生关系为喻，道出了他的忧思。日本作为中国的＂学生＂，在文字改革的道路上竟然走在了＂老师＂的前面。这种局面让这位文坛泰斗深感忧虑。
文章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给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郭老提出，可以从改变生僻地名入手，用同音的常用字替代难认难写的繁体字。对于拟声词和外国的人名地名，则建议采用拼音方案。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当时在杭州疗养的乔木同志读到这篇文章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年代，人们的通信全靠书信往来。乔木深知生僻字地名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困扰，于是提笔写信给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信中，乔木详细阐述了西北地区古老地名中存在的问题。那些难认难写的字，不仅影响了邮政通信的效率，更给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这封信像接力棒一样，从刘澜涛手中传递到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案头。张德生对这一提议表示赞同，立即责成省民政厅着手准备改革方案。
在那个雷厉风行的年代，行政效率之高令人惊叹。从郭沫若的文章见报，到乔木的建议信，再到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整个过程紧凑而有序地推进着。
这场改革的推进速度，完美诠释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古语。一篇文章，一封信，就足以掀起一场波及整个陕西省的地名改革运动。
在这场改革中，知识分子的建议与政府的行政效率完美结合。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完整的改革链条已经形成。
这场改革的序幕，就这样在1964年的春夏之交缓缓拉开。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文字改革，更是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三月急文件 十四县更新名
1964年7月，陕西省的夏日炎炎，一场轰轰烈烈的地名改革正式启动。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制定出了一份详尽的地名更改方案。
这份方案涉及全省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划，每一个地名的更改都经过反复推敲和论证。方案中明确指出，新地名要做到三个标准：易读、易记、易写。
改革的第一批＂考生＂是盩厔县，这个存在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地名，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折。在方案中，这个读音为＂Zhou Zhi＂的古老地名被改为了＂周至＂。
醴泉县的命运与盩厔县如出一辙。这个自汉代以来就已存在的地名，在改革中被简化为＂礼泉＂。从此，＂醴＂字在陕西的行政区划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鄜县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这个自北周时期就已确立的地名被改为＂富县＂。改革者用一个寓意富足的字，取代了这个难认难写的古字。
褒城县的新名字是＂勉县＂，这个改动颇具匠心。新名字不仅保留了读音的相近性，还包含了勉励进取的寓意。
耀县的来历颇为有趣，它的前身是耀州，因战国时期曾出土过一块会发光的玉而得名。改革中，它的名字被改为了＂耀县＂，保留了这段历史的痕迹。
这场改革的推进速度令人咋舌。从7月份方案制定，到8月份正式实施，仅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改革方案一经批准，相关部门立即着手进行具体实施工作。
新老地名的交接工作井然有序地展开。邮政部门更新邮编系统，交通部门更换路牌指示，户籍管理部门修改户籍资料。
各县政府纷纷召开会议，部署改名后的各项工作。新的公文、印章、证件需要制作，旧的标识需要更换，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为了让群众尽快适应新地名，各地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大字报、广播、村口布告，各种形式的宣传手段全面铺开。
基层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向群众解释新地名的含义和改革的必要性。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虽然不太习惯，但也逐渐接受了这个改变。
新闻媒体也在这场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日报》连续报道改革进展，帮助民众了解和接受这场变革。
到了9月份，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新的地名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逐渐取代了那些沿用千年的古老称谓。
这场改革像一阵旋风，在短短的夏秋之交，就完成了对十四个千年古县的改名。它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地名改革史上都堪称典型。
然而，改革的深远影响并未随着新地名的确立而结束。这些新老地名的更迭，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引发着人们对历史文化传承的思考。
千年古名改 学者声声叹
2023年深秋，陕西省图书馆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多位历史学者聚集一堂。这些饱学之士围绕着1964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地名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翻开陕西省的历史地图，指着那些被改变的地名侃侃而谈。一位年逾古稀的方志专家说起盩厔的历史，这个始建于西汉的古县，曾是古代文化重镇。
在改革前，醴泉县的名字源自县境内的一眼甘泉。相传此泉甘甜如醴，故而得名。这样一个寓意美好、典故丰富的地名，在简化运动中失去了它的文化底蕴。
褒城的典故更为动人，它与西汉巾帼英雄褒姒有关。而今改为勉县，虽然读音相近，却抹去了这段历史印记。
专家们指出，地名是一个地区的＂活化石＂。鄜州之名始于北周，延续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这些古老地名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会议现场展示了一份老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这些古地名的来历。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民俗学者在发言中提到，地名改革不仅改变了行政区划，更改变了当地的民间习俗。比如盩厔的面食文化，在改名后渐渐被人遗忘。
语言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分析这些古地名中蕴含的语言演变规律。这些地名是研究古汉语的重要材料，简化后造成了一定的学术损失。
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最新发现，在原醴泉县境内出土的文物上，还保留着这些古老地名的痕迹。这些出土文物成为了连接古今的重要纽带。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提出，地名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改革虽然带来了便利，但也带走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文化记忆。
会议期间，一位老者展示了他收藏的1964年的《陕西日报》。报纸上详细记录了改革过程，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一些年轻学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地名改革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变迁。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独特的历史片段。
会议最后，与会专家达成共识：地名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便利群众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传承的断裂。
如今，一些地方开始重视对古地名的保护。虽然行政区划沿用新名，但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领域，开始注意保留这些古老地名。
博物馆里专门开辟了地名文化展区，向人们展示这些古地名背后的历史渊源。一些学校也将地名文化纳入乡土教育内容。
回望60年前那场改革，人们对其功过得失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文字改革，更是一场关乎文化传承的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