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前 92-前 59）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 后元元年（前 88），其父刘髆去世，刘贺继承父亲爵位，成为昌邑王；元平元年（前 74）七月，汉昭帝去世，无嗣，在权臣霍光主持下，被迎立继承皇帝位，即位仅 27 天，即以“行淫乱”等罪被废黜，赐归故国；元康三年（前 63）四月，汉宣帝下诏，迁封海昏侯，移居豫章郡；神爵三年（前 59）去世。 刘贺拥有昌邑王、汉废帝和海昏侯三重显耀身份，其跌宕起伏的 33 年人生折射出诸多重大历史，故而长期引起关注。
《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附子贺传》记载，汉宣帝曾经派山阳太守张敞监察刘贺 ，张敞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奏章，报告刘贺的言行现状，《资治通鉴》第二十五卷《汉纪十七》对此作了很精简提炼，现抄录如下：
上心忌故昌邑王贺，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令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 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乃知贺不足忌也。
汉宣帝由起初忌惮刘贺，到后来“知贺不足忌”，最后却仍然坚定地将他从山东昌邑迁封豫章海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不及以政
《汉书》卷六十六《刘屈髦传》叙述：“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 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 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 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 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汪春泓对这则史料有一段与众不同的剖析：“所谓‘其明年’，正是巫蛊事起导致卫皇后、太子死亡之后的那一年，也就是征和三年，距离太子之败亡仅半年左右……揭示出巫蛊案之起因就是争权夺利，李刘二者要推翻卫太子，以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取而代之。 依此足见李广利并非巫蛊之狱局外人，而恰是幕后推手。”这表明刘贺登帝位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持，这点在他被废黜后大批人被杀亦可得到佐证。
刘贺虽然被废黜皇帝位，但对他的处置，太后否决“群臣奏言”依据“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的建议，“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显示她对群臣的严厉冷酷迫害方式持有所保留的态度。
昌邑在秦汉史上的地位甚为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 秦二世二年的“楚汉之战”，汉景帝三年的“七国之乱”平叛之战等都曾发生在这里。 昌邑又是藏龙卧虎之地，孕育出许多旷世枭雄。 西汉初，梁王彭越从这里揭竿；东汉末，费亭侯曹操任兖州牧于此。 战国至魏晋，是昌邑的鼎盛时期。 当时，这一带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冶造贸易中心。 西汉时，昌邑城内已有自己的冶铁业和专门管理冶铁的铁官，是当时全国 49 处从事铁器生产的官办工业之一。 据《汉书》记载，当时昌邑从事冶铁生产的工役就有 280 人。
霍光以非常手段废黜刘贺帝位的阴影，尚未全部消散。 由于这涉及汉宣帝登上帝位的合法性，汉宣帝对其仍不能完全放松看管。 据前引《汉书》史料可知，刘贺被废黜帝位后在山东昌邑时，身体就不好。 汉宣帝令张敞“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表明汉宣帝虽然“知贺不足忌”，但因为昌邑在秦汉时乃战略要地，且经济很发达，又多出旷世枭雄，强大的经济实力往往是政治不轨的坚实物资基础，还是担心他有犯上作乱的机会。
《汉书》卷九《元帝纪》记有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地节二年（前 68），霍光病重逝世；地节四年（前 66），霍家谋反案发生，满门抄斩，长安城数千户人家遭牵连诛杀。 这表明汉宣帝为维护自家的统治地位，既能够忍辱负重，也不乏霹雳手段，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即便对扶助自己登大位的霍氏家族，也毫不手软，绝不留情。 所以，汉宣帝将刘贺贬封豫章，实乃消除自家统治隐患的一种措施。
据上述考证可知，刘贺待在昌邑，对汉宣帝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必须将他从这里迁徙到蛮荒之地。 秦汉史名家王子今教授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说：
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记载，在未央宫承明殿议定废刘贺时，“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秦始皇时代，曾经将嫪毐、吕不韦的附从者徙房陵。灭赵，俘获赵王后，也迁房陵。 汉武帝时代，因罪被废迁房陵的，有济川王刘明、常山王刘勃等。 汉宣帝执政后，废迁房陵的还有清河王刘年、广川王刘海阳。然而太后否定了群臣的建议，让他回到昌邑。 不过，刘贺在回到昌邑 11 年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 63），又被封为海昏侯。《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在这一记载下明确说到这一侯国的所在地是“豫章”。 刘贺作为最高执政集团并不十分放心的“废放之人”，终于还是被“屏于远方”，迁徙到确实“不及以政”的地方。
《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附子贺传》记载：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 贺就国豫章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 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勿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 制曰“削户三千”。 刘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未必实有其事，或为诬陷，但既然作为逮捕他的最重要罪证，这就表明宣帝迁封他到海昏主要是为了彻底消除他的政治影响。
二、借刀杀人
清代江西朴学大师王谟说，豫章之名，始见《左传》。 但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则始于汉高帝初年（约前 202），是江西建制后的第一个名称，后在东汉、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时期，豫章郡、豫章国为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北部地区的地理单元。 隋开皇九年（589）罢豫章郡置洪州，大业二年（606）又改南昌县为豫章县，唐宝应元年（762），因避代宗李豫名讳，豫章县改名钟陵县，“豫章”不再为正式区划名称，而作为南昌的别称。
《史记·货殖列传》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与闽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西汉时期江南侯国封置数量有限，这可能与功臣贵戚的安置要首先考虑到生态环境条件有关。 汉文帝时贾谊任职长沙国时心情抑郁，主要原因是“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 与“卑湿”相近的说法是“下湿”。 舂陵侯刘仁封地在零道之舂陵乡，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汉元帝时，徙封南阳之白水乡。 东汉初年也有类似故事，据《后汉书·马防传》，马援的儿子颍阳侯马防因涉窦宪案徙封丹阳，为翟乡侯。 马防“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得到汉和帝批准。 海昏侯国的环境劣势，也不免“地势下湿，山林毒气”。
吕后时曾经派周灶发军击南越，《史记·南越列传》中有简要记述：“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 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 岁余，高后崩，即罢兵。”《史记·南越列传》还记载，汉文帝时，陆贾再次出使南越时，南越王为书谢，自称“南方卑湿”。 两汉史籍以“卑湿”言自然地理条件，如前引“长沙卑湿”“江南卑湿”“南方卑湿”等，据《汉书·严助传》，汉武帝对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刘安曾为言“南方地形”，又说：“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 ，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所谓“暑湿”，更明确地指出南方的气候特征。
所谓“瘅热”，很可能是说湿热之疾流行。 其实，江西直到唐代还经常作为官员流放之地，证明此时还是欠发达地区，王勃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过是溢美之词，江西真正发达当在入宋之后。 可见，秦汉之豫章，仍属初开发地区，文化也不发达，大概类似于满清之宁古塔或沙俄之西伯利亚，还不是很适宜人居住。
海昏“卑湿”“瘅热”的地理气候，应该是汉宣帝迁封刘贺于此地的重要考量。 海昏侯墓发掘，出土近万枚竹简和百余枚木牍，书写着极其规范的隶书文字，是简牍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包含多种古代文献，包括医书。 在西堂发现一个长约 2 米的床榻，在发现该床榻之前，在东寝的棺椁旁边，也发现了一张床榻，长度也有 2 米。 海昏侯墓专家组组长信立祥表示，不光在西堂，在东寝的棺椁旁边也有一个床榻，这两个床榻均有两米多长。 按照礼制，堂是海昏侯接待宾客和办公的地方，本应该放置坐榻（相当于如今的沙发），而不是床榻。 专家称，不论是堂还是寝，基本上都是按照逝者生前工作、生活等习惯设置的。 由此，信立祥推断，极有可能海昏侯生前身体不好，在接待宾客和办公时也需要躺着。
《史记·袁盎传》载，当袁盎被徙为吴相时，面对着“南方卑湿”的状况，有人给他献策和鼓劲说“君能日饮，毋何”。 也就是说，能每日饮酒，就不怕出现身体病状。 由此，海昏侯墓中的酒器，就不仅仅是生活器或礼器，它应该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治病功能。 同理，蒸馏器出现在酒库中，虽不是出于饮酒的需要，但它与酒器一样，还有一个更高的需要，那就是治疗和防止疾病的侵袭。 由此，再来看蒸馏器中的板栗、荸荠、菱角等，就可以发现，这几种食材不仅仅是食物，它们还可入药，其药效正对应着刘贺的病体，真可谓是“对症下药”。 刘贺早年而逝，在当时绝非正常死亡。
从特定视角来看，是皇位废立事件，促使他一步步地走向了死亡之路。 他的死，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是公然的杀戮或私下的谋杀，而应该是疾病累积所致，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在政治打压和算计之下的非正常病殁。 在他身体衰坏的后面，是政治力量在起着主导作用。 海昏侯墓的发掘，以新材料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使得模糊的史事逐渐清晰起来。 简单地说，刘贺之死，虽来自于疾病，但究其实，他是一名由当时的政治制造出来的病夫，他的病与亡，其实在被废黜的那一刻，就已基本被决定。 自此，他的身体及人生，被政治所绑架与摧毁。 王刚老师此见堪称力透纸背。 刘贺迁徙海昏之后，身体状况更加恶化。 汉宣帝将刘贺迁封海昏有多重考量，其中重要目的当为利用当地恶劣环境，借刀杀人将政敌肃清于无形之中。
《江城旧事》卷一“孙万世”条引朱航《汉书校注补》说：“昌邑王清狂不慧，虽以无道失天下，犹能以智全其身，幸已！ 万世何人，徒以诡遇交通，苟图富贵，几令海昏之祀尽焉中斩，斯则伍被之徒，所以倾陷淮南也夫。”又同卷“太守廖奏海昏侯不宜立嗣”条引朱航言说：“扬州刺史柯，豫章太守廖，并以帝心忌贺，逆探上旨。 鄙夫举动固无足论，而帝始削其户，继绌其嗣，忍矣哉！”朱航点出刘贺丧命和海昏国除事出蹊跷，却归因于孙万世和廖太守，此论如果不是尊者讳的儒家表述，那就是为陋儒鄙见。《汉书》卷八《宣帝纪》说：“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可见，孙万世和廖太守不过是揣测上意的顺势而为罢了。
《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附子贺传》载张敞给汉宣帝报告刘贺的奏章说：“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 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 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 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 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 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 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又卷十五《王子侯表第三下·海昏侯贺》说：“神爵三年薨（前 59），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后。”据此可知，汉宣帝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刘贺，而且要彻底根除其家族的政治威胁，以巩固本支之统治地位。
他若无此意，孙万世和廖太守断然不敢斗胆提出类似建议。《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附子贺传》说：“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可见，汉元帝也认为其父宣帝在刘贺国除之事上处理得欠妥当，自己登基后而给予一定程度的纠正。
三、藩卫刘汉
《汉书》卷八《宣帝纪》“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 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班固认为，汉宣帝的历史功绩可与商朝盘庚和西周周宣王比肩。 作为一代中兴的有为之君，汉宣帝迁徙刘贺到海昏，并不仅仅是消极地打击政敌，还有积极的考量。
海昏侯墓出土奏牍副本有“南海海昏 侯臣贺”字样 ，但不少学者 对公布的 “南海”二字颇 感疑惑。“南海”在哪？ 与“海昏侯”又有何关系？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通过复原、比对文物照片发现，奏牍副本上的“南海”实为“南藩”，复原后的“藩”字与马王堆帛书上的“藩”字并无二致。
汉代鉴于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却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大封宗亲到一些战略要地为诸侯。《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说：“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籓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汉书》卷六《武帝纪》说：“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江西汉代隶属豫章郡的有海昏侯国和安平侯国，隶属长沙国的有安成侯国。
南藩，亦作“南蕃”，其意思主要有二。 第一，犹南疆。《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陈书》卷一《高祖纪上》：“公赤旗所指，祅垒洞开，白羽纔撝，兇徒粉溃。 非其神武，久丧南藩。”第二，南方的屏障。《隋书》卷二《高祖纪下》：“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
有南藩，自然也有东藩、西藩和北藩。《史记》卷九十七《郦生传》说：“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晋书》卷八十一《桓伊传》说：“臣过蒙殊宠，受任西藩。”由上述考证可知，秦汉直至隋唐时期，中原以外地区有以藩国屏障中央王朝之意。
就目前所见传世典籍的用例而言，西汉当时人是以“藩”字特指边地外夷等附属之国，或是本朝封授的诸侯王国，诸如海昏侯这样的区区“列侯之国”未尝预身其间，通常并不以“藩”相称，或是以“藩”自名；也就是说，按照当时人的一般习惯，刘贺在远封海昏为侯之时，实际不具备称“藩”的资格。但如果明了汉越诸族的分布形势，就很容易理解，刘贺身居豫章之郡，自可类比旧日成规，把自己的侯国模拟为限阻蛮夷的藩屏。 再说西汉时人所说藩国，未必一定要濒临汉朝的国界。 例如，淮南王刘安，其封国不过九江一郡，地处江淮之间，尚在豫章郡之北很远且东面距海，海间隔有广陵，而刘安就对汉武帝称“幸得为陛下守边，以身为鄣蔽”。 又如中山靖王刘胜，封国仅仅有常山郡东部，绝不毗邻任何边地，而刘胜其人亦以“东藩”自居。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一《江南西道·南康军》说：建昌县，南二百里。 旧十六乡，今二十乡，旧海昏县也，汉高祖六年置……按雷次宗《豫章记》云：“后汉永和中，分海昏，立建昌县，以其户口昌盛，因以为名。 又中分海昏、建昌县，为新吴、永修二县。 建安中，又分立西安县。 晋太康元年，改西安为豫宁县。 宋永嘉二年，废海昏，移建昌居焉。”顾野王《舆地志》云：“陈武割建昌、豫宁、永修、艾四县，为豫宁郡。”
由此可知，海昏侯国大致包括今武宁、奉新、靖安、安义、永修和新建一带，版图比较辽阔。 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昌邑汤沐邑两千户或三千户显著增益，这应当是汉宣帝出于让刘贺开发欠发达地区的一种补偿性安排。 从刘贺奏牍“南海海昏侯臣贺”字样来分析，汉宣帝迁刘贺到海昏，并不纯粹是消极地打击政敌，还有巩固炎汉政权的考虑。
四、开发海昏
政治与经济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汉宣帝迁刘贺到海昏，当还有经济目的。《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众所周知，在刘贺时代，属于南楚、汉越杂居的豫章是环境险恶、科技落后、政治复杂之地。
刘贺入长安即帝位时，有“昌邑群臣”二百余人随行。 宣布“太后诏归贺昌邑”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 由这一思路考虑，则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中，应当也有部分“昌邑故人”同行江南。 将这一人群与被霍光冷酷处死的“昌邑群臣”进行身份比较，应当理解其中也应包括一定数量的“昌邑从官驺宰官奴”等。
作为来自“昌邑”的北方移民，他们自然会把黄河流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带到“豫章”地方。 正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汉代中原南下移民成分及其社会作用时所指出的，“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 、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此一推论非常合理。 据报道，在面积达 4 万余平方米的海昏侯墓园中，发现园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大小 8 座墓葬和 1 座车马坑。
海昏侯墓所揭示的以西汉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的祠堂、寝、便殿、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构成我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好、布局最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 在对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还对其周边地区进行实地考古调查，调查面积超过 5 平方公里，发现以紫金城城址、历代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并证实面积达 3.6 平方公里的紫金城址即为汉代海昏侯都城。海昏侯墓园的面积和结构显示，当初刘贺就国海昏时，不仅仅是举家南迁，而是将整套行政班子搬迁到豫章。
前文引《太平寰宇记》转引雷次宗《豫章记》说，“后汉永 和中，分海昏 ，立建昌县 ，以其户口昌盛，因以为名”，可见刘贺就国海昏后当地有很大的发展。 比较《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2）和《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两次户口统计数字，138 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 502.56%，口数增长 374.17%。两汉之际，公元 2 年至公元 140 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 当时，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位于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都接纳大量的南迁人口。 正是由于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可以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也许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所贡献。
在“削户三千”之前，海昏侯国应当有比较充备的经济实力。“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或许亦可以体现这里是豫章郡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也可能反映两汉之际气候变迁对“海昏”地方环境改善的影响。 后世历史记忆中保存的“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的史事如果确定，则说明“海昏”地方已经可以承纳更多的人口。 回顾刘贺“复封为列侯”之后的生涯，可以体会到，海昏侯国的经营，也许对于豫章郡两汉之际启动的高水准的经济开发确实有奠基的意义。
汉宣帝在地节四年（前 66）剪灭首要政治威胁霍光家族之后，在“知贺不足忌”的情况下，仍然于元康三年（前 63）下诏，将其次政治威胁废帝刘贺从昌邑故王迁封为海昏侯。 汉宣帝这样做具有多重目的，可谓一箭数雕：其一是“不及以政”，贯彻“废放之人屏于远方”的传统，彻底屏蔽刘贺的政治影响；其二是“借刀杀人”，借助豫章的险恶环境对他进行肉体折磨，将他个人和家族肃清于无形之中；其三是“藩卫刘汉”，让刘贺在欠发达多民族杂居地区搏杀，扩大刘汉政权势力范围；其四是“开发江南”，造福当地百姓。 汉宣帝作为一代中兴之君，其政治手腕在此事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