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没有不知道李鸿章的，因为他参与了晚清时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但是在他身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和“卖国贼”、“民族罪人” 甚至“汉奸”等字眼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臭名昭著、引发国人公愤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署者，当时大清子民们怀疑他暗中得了日本人的“好处” ，骂他是“卖国贼”，甚至有爱国志士公开声明要取他项上人头，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不可否认的是，被东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众多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致使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然而检索史料，细究晚清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始末，李鸿章只是奉清廷之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是清廷授意，或须清廷同意，他并未背着青帝和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偷偷出卖过国家权益。

举例 、譬如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清军虽然以惨烈的代价取得镇南关（今凭祥友谊关）大捷，但只是局部胜利，从整个大的军事形势看，大清仍处于绝对劣势；史载，当时主政法国的茹费里内阁虽因战败而倒台，但法国上层资本权贵、殖民者在征服越南后依然对中国虎视眈眈，其对中国战争的政策并未改变；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对大清造成严重威胁的是穷凶极恶的沙皇俄国和新晋东亚强国日本。沙俄对新疆的渗透、侵略，日本企图染指大清藩属国朝鲜，使清廷可能会面临更加凶险、更难以应付的诡谲局面。作为清廷的柱石之臣，全权负责商务、外交的能人李鸿章，代表清廷多次与列强代表交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身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代表去和占据各方面绝对优势的列强周旋、博弈，犹如“与虎谋皮”，难度之大不难想象。生逢大清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每一次坐上谈判桌无不是在清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清朝的主政者要他承担的无一不是难为之事。

1896年，俄国新沙皇加冕，各国均派要员祝贺，参加加冕典礼，清廷又派李鸿章前去。之前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约时被浪人所刺，脸颊中弹，遂以伤口未愈为由一再推辞，但清廷坚不允许，逼李鸿章赴俄 ，直到李被迫表示：“非敢爱身，唯虞辱命......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彼时的大清，人才凋零，似乎除了李中堂就没有第二人能担得起这副重担。每当慈禧太后把这个庞大帝国带到毁灭边缘的时候，他们唯一可用之人唯独李鸿章，“背锅侠”也一定是李鸿章，“李鸿章” 的大名就这样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留下万世骂名。

但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多角度审视才能下定论，看待李鸿章这位经历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如此，轻易给他扣上“大汉奸” 、“卖国贼”的帽子并盖棺定论似有失公允，他是有过，但也有功，譬如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科技领先、船坚炮利的强敌， 他清醒地认识到“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穷则变，变则通”，“富强相因（民富方能国强）”的现实。在这种颇具眼光的认知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发展、进步眼光的看法和建议 ——

他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掀起了推动中国进步的“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旗帜下，李率先创办了近现代军事工业，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创办了晚清第一支近代海军，建立新式学堂， 派遣公费留学生赴西方诸国以及东瀛深造，为国培养人才。

中国所有的机械制造业，以及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业、军工业的诞生与发展无不有他的参与、推动。而他在创办新式学校、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更有毋庸置疑的重大贡献。在他的主持与参与下，清朝的开明派、洋务派官员们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汉阳兵工厂、第一条电报电缆线、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械开采的煤矿、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个电报公司、第一个铁路局......

对李鸿章的功与过，不能笼统地归于“卖国”、“历史民族罪人”一类，国难当头，列强入侵，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他也算做到了一位重臣所应做到和所能做到的。

也许梁启超对他的评价较为客观：“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晚年时自嘲自己是“裱糊匠”，特借他的一段话为他一生作个粗略总结，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庚子西狩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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