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何以照耀中国】

作者：胡海文（瑞士政治经济领域评论专家、海国图智高级研究员）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奇迹，民众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对政府的信任度位列全球第一，这让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了解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所蕴藏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政府制定了多个目标、任务和战略纲要，引领着中国不断前进。

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在了解中国共产党浩瀚庞大的理论体系时，我们应重点关注那些突出的、起引领作用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就是其一。主要矛盾是对社会的宏观分析，在党章中，社会的主要矛盾被精炼成一句简洁的、包含对立矛盾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们认为矛盾的对立统一可以推动社会变革。而一旦这种社会变革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而提出“这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就是说，每当社会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政策、政治和社会都会朝着新的方向前进，但其长期的发展目标并未改变。

改变“方向”但不改变“目标”，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在英语中“方向（direction）”和“目标（goal）”经常替换使用。但是，如果大家意识到，就最终奋斗目标而言，中国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就处在了新的“起点”，就不难理解“改变‘方向’但不改变‘目标’这句话了。如果把发展视作一个线性的过程，那么从设立目标到实现目标之间的所有努力，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而差异仅仅是在发展速度上有所不同。中国人是“非线性思维”大师。事实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确实并非线性的。举例而言，当一个群体从三个维度上向一个目标前行时，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一些此前被认为不相关的维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不平等并非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平等问题则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以改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为主还是满足更高层次的奢侈品消费，也成为经济生产发展面临的选择。

这也许正是中国相较于西方的最大优势之一。中国注重长期目标，但在短期内总是非常灵活，让社会能够朝着最终目标的方向前进。我们每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都不可避免地碰到新的挑战。如果不适时作出调整，问题可能进一步加重。比如，当下的美国陷入了社会极度不平等的困境，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只允许借助利率、税率、补贴和福利等手段对问题进行小修小补，这些手段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去工业化问题。此外，一小撮亿万富翁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美国媒体，中产阶级的贫困处境日益加剧，社会贫困阶层日渐扩大，这些都是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简而言之，美国在其昔日登顶世界超级强国所仰赖的“宝典”中，找不到解决其今朝问题的“法宝”。

201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前，在1978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新的社会矛盾已不再称生产力“落后”，而是强调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将这一问题定义为主要矛盾，说明平等的概念被视作未来发展的优先事项。此外，人民的愿望也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被重新表述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此前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许多西方的年轻人眼中，中国是一个超快的经济增长引擎，在中国只要有资金和技术，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就过去的发展阶段而言，中国面临着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问题，并致力于改变当时的状况。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沿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步向前。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没有改变这一长期目标，但如前文所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变了，因为就目标而言，中国所处的“起点位置”已经发生改变，因此发展方向也做出了适度调整。在此前的发展阶段，中国重点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在则更强调“先富带动后富。”

由此可见，中国对社会矛盾的分析非常精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西方不也面临这样的困境吗？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GDP的增长几乎全部流入前10%的富人，甚至是最富有的1%的富人。处在社会底层的占总人口50%的人越来越质疑GDP增长的意义，因为他们没能分到任何红利。此外，中国对“平衡”的定义不仅包括贫富之间的平衡，还包括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衡。

国际社会也同样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富裕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耗量远远超过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另一方面，贫穷的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在污染中发展经济来让国民获得基本的温饱和教育。

擅于制定长期战略规划，这显然是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这种“长线”思维依赖于客观的现实主义，要认识到哪些是当下可以实现的，如何对发展目标进行优先排序，如何有效调动地方积极性以回应当地需求。从长远来看，任何社会都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美丽的社会，但要求一切都瞬间变得完美则是盲目的乌托邦主义，最终会事与愿违。难能可贵的是，中国通过阶段性地定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让有着九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去引领一个有着超过十四亿人的国家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行，不冒进也不消极。

中国长期的目标是到2049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注意的是，如此宏大的目标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很难具体指导各级决策者的日常工作。因此，中国有必要围绕主要矛盾将长期目标分为“可消化的碎片，”即具体的、可执行的短期措施、方案、计划和任务。

中国的五年规划给渴望了解中国当下发展的外国人提供了准确参考，透过五年规划，他们可以了解中国如何围绕主要矛盾将长期目标分解为阶段性发展任务。外界的中国观察家和专家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视而不见，他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发展和成功不单单源自中国人的勤劳，也绝非“巧合”。各国都不乏勤奋聪明的国民，但只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务实的理论框架大步前行。